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海军之有马汉正像陆军之有克劳塞维茨，提起马汉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于写战略思想史的人而言，困难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太多，多到难以选择和综合的程度。不过，我们有一基本原则必须坚持，那就是思想史的重点即为思想，其他的因素均属次要，尤其像马汉这样世界级的名人，其生平轶事都已有很多的记载，所以，本书对那些部分都比较从略，而把叙述和分析的焦点都放在著作和思想方面。
一、生平与著作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出生于西点（West Point，New York），其父丹尼斯·马汉（Dennis Hart Mahan，1802–1871）为西点军校的名教授，内战期中南北双方的将领有很多都出其门下。他也是使约米尼的思想流入美国的主要介绍者。马汉12岁时就被送往马利兰的圣詹姆士学校（St．James School）寄宿就读，所以他并无幼承庭训的机会。到1854年进入纽约城的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两年间都住在其叔父米罗（Milo Mahan）的家中。米罗是一位神学教授，对于马汉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使他深信历史为神意的表现。 [ 注：有关米罗对马汉的影响，可参看Robert Seager Ⅱ，Alfred Thayer Mahan：The Man and His Letters（Annapolis，1977），pp．39–40，60–70。 ]
在哥伦比亚就读两年后，马汉违背其父的忠告，转入美国海军官校三年级就读。1859年以全班第二名毕业。两年后美国内战发生，马汉虽投入战争但几乎没有任何表现，在此阶段中他曾调回海军官校充任教官，并使他有短时间接受鲁斯（Stephen B．Luce，1827–1917）指挥的机会。他能因此而认识鲁斯，对于马汉的一生是一件极重要的大事，可以说，鲁斯是马汉命中的“贵人”（guardian angel）。
内战结束时，马汉26岁官居少校，阶级已经够高，使他舍不得离开海军。但此后却一直都不得意，仅只升到中校而已。1884年马汉正在一艘旧军舰上充任舰长，当他在秘鲁外海巡弋时，突然接到鲁斯的来函，征求其同意前往即将成立的海军战争学院任教。这对于马汉而言，真可以说是天外飞来的喜讯。马汉之所以能入选是因为他在前一年曾经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为《海湾与内陆水道》（The Gulf and Inland Waters），并已被列入海军战史丛书之内。同时，他也只是鲁斯理想中的第三号人选（third choice）。但不管怎样，马汉却欣然同意地回电说：“谨遵台命。”（Yes，I should like to come．）
今天马汉已成历史人物，但鲁斯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事实上，鲁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很值得对他作较详细的介绍。不仅马汉的出头完全是由于其提携和指导，而且世界上的第一所海军战争学院也是由他一手创立。他在1877年上书美国海军部长首次提出建立海军战争学院的意见。他说：
因为战略原则经常可以同样地应用于陆海军，所以海军军官也像陆军军官一样地应接受战争艺术的教育。……此种艺术的规律应能应用在海军作战上，而其课程还应包括海军史的研究在内。 [ 注：Albert Gleaves，Life and Letters of Rear Admiral Stephen B．Luce，U．S．Navy，Founder of the Naval War College（New York，1925），p．109． ]
经过鲁斯的不断努力，1884年终于获得美国海军部同意，下令建立一所海军战争学院，并由鲁斯出任第一任院长，负责筹备开学事宜。此时鲁斯已升任海军准将（Commodore），并仍兼任北大西洋支队（North Atlantic Squadron）指挥官。鲁斯在思想上是延续启蒙时代的余绪，他也像杜皮克一样，企图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尚在婴儿期的海军战争科学之上。他认为一切伟大科学家的成就都有赖于此种观察、累积、归纳、推广、演绎等方法的应用。他又认为比较途径（comparative approach）也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鲁斯指出：
所以，我们不仅有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理学，而且还有比较语言学、比较文法、比较宗教、比较文学，然则为什么不可以有比较战争学，或对于陆海军作战的比较研究。 [ 注：Stephen B．Luce，“On the Study of Naval Warfare as Science”，U．S．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886），pp．527–546． ]
鲁斯指出在历史中，海陆军指挥官的角色常由同一人来扮演。因为两个领域是如此密切相关，所以陆战的理论可以引用来发展幼稚的海战科学。他说：
根据历史，那是一种“凭例证来教导的哲学”（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我们应自知我们本身正走向导致建立汽船海战科学的道路，让我们有信心期待伟大的心灵出现，来替此种科学奠定基础，并使所作贡献像约米尼对军事（陆军）科学所已作出的贡献一样的伟大。
若干年后，鲁斯才又补充着说：“他就是美国海军上校马汉。” [ 注：Albert Gleaves，Life and letters of Luce，p．268–296． ]
45岁的马汉正感觉到前途茫茫，鲁斯的提携使其生活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并使其从此平步青云，扬名世界。在此以前，他对所要去教的课程并无显著的兴趣，以后他自己说那时的他可以形容为“强烈无知”（profound ignorance）。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London，1907） p．278． ] 虽然他是名父之子，但对于其父的著作几乎毫无认识。 [ 注：同上书，p．237。 ] 他必须一切都从头学起。他在利马（Lima）的英国俱乐部（English Club）中找到一本蒙森的《罗马史》（Mommsen"s History of Rome），在阅读时发现其作者认为罗马的海军优势为汉尼拔战争中的决定因素，不禁深有所感。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London，1907） p．277． ] 由于行程的延误，他没有赶上海军战争学院第一班的开学（1885年9月），马汉被准许留在纽约，到次年8月再到校上课，于是他可以在这段时间中尽量利用纽约城的各大图书馆，以来充实其教学的准备。
鲁斯要求马汉开两门课，一门是海军战术，以现代为主，另一门则为海军史。马汉自认对第一门尚可容易应付，但以后却发现其讲授并不那样叫座。他对于海军史的课则很不放心，因为那需要远较深厚的学术基础。马汉博览群书之后，始决定其课程的大纲和要点。到1886年9月海军战争学院第二学年开始时，他的讲稿也已经完成，那也就是其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初稿。
已升上校的马汉在1886年夏季前往新港报到时，鲁斯已奉命下海，于是他变成了新的院长。他出任此一职务的时间是从1886年到1889年，以后又从1892年到1893年。此时的海军战争学院不仅缺乏经费和设施，而且也不受海军部的重视，几乎随时都有停办的可能。马汉除教课以外，还要张罗奔走以使这座学院不至于关门，可谓煞费苦心。在1889年到1892年之间，海军战争学院终于暂时停办，马汉遂利用这段时间准备其著作的出版。其第一本巨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出版于1890年，两年之后又出版了其姊妹篇《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从此，马汉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
马汉的著作立即在大西洋两岸都获得好评，而尤以在英国为最，其成功的程度远超过任何人想象之外。1893年，马汉调任“芝加哥”号（USS Chicago）巡洋舰的舰长，他对此新职毫无兴趣，但却令他因祸得福（a blessing in disguise）。他的船在1893年和1894年前往英国访问，使他获得空前热烈的招待和莫大的荣誉。他接受维多利亚女皇的国宴，作陪者除英国政要以外，还有正在英国访问的德皇威廉二世。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在同一星期中都赠与以荣誉博士学位。仅在此之后，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才采取同样的步骤。总结言之，其在英国的成功才使他在本国声名大振。
1896年他从海军退休，此后专以著作为业。他的书不断地出版，而许多期刊也都纷纷向其征文，而这些文章以后又编成论文集出版。总计有书20本，专文137篇。严格来说，马汉是在50岁以后才开始写作，其产量之多令人惊讶，可算是真正的多产作家。 [ 注：John B．Hattendorf and Lynn C．Hattendorf ed．，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86）． ]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马汉奉召参加海军战争会议（Naval War Board），这个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对总统和海军部长充任顾问。1899年又奉派以顾问身份参加出席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1902年马汉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1906年晋升海军少将。他活到1912月1日才逝世，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他的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无关联，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对其发表若干评论，不料在198月6日，美国威尔逊总统下令禁止所有的军官（包括现役和备役都在内）对战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马汉向海军部长抗议无效，使他深感无奈。在一气之下，三个半月后遂以心脏病死于华盛顿海军医院。 [ 注：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The Naval Historia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49． ]
马汉著作等身，其主要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加以研讨。第一个层面是海权的层面，包括他的“海权哲学”（philosophy of sea power）以及其作为“海权先知者”（the evangelist of sea power）的角色，而这又是以历史为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比较狭义的战略层面，那也就是他的海军战争理论。就学术价值和影响效力而言，第一层面是远较重要。
二、海权思想
任何思想家都有其时代背景，对于马汉而言，可以概括分为下述五点：
（1）1890年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并受欧洲支配，美国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
（2）内战之后，美国人眼光内向，以西部开发为焦点，而忽视其外交关系和海外利益。
（3）到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已经趋于结束，新的阶段正要开始，蒸汽和电力正在使陆海交通转型。
（4）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大有进步，尤其是达尔文主义成为国际竞争的精神基础。
（5）欧洲强国都采取扩张政策，纷纷向海外寻求殖民地。帝国主义已成一时风气。
马汉的海权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并举例证明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与海洋权力（maritime power）彼此密切相关。 [ 注：J．C．Wylie，“Mahan：Then and Now”i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 ed．John B．Hattendorf（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1）p．38． ]
阐明海权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重要意义，实为马汉最杰出的成就，诚如他自己所指出，过去虽然也有人谈论制海权的贡献，但那些零碎名言却与他的有系统理论不可同日而语。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p．276． ] 的确以全部历史为背景来写海军史，并同时又注意到政治和经济因素，马汉实为第一人。
马汉虽曾博览群书，但他又说其“主要灵感”（major inspiration）并非出自那些来源。他说当他仍在船上服役时，在其“内在良知”（inner consciousness）上突然有一线灵光出现，使他认清“海洋的控制是从来不曾受到有系统研究和解释的历史因素”。接着他又说：“一经在意识中形成之后，此种思想即成为我此后 一切著作的核心，……而绝非出自任何他人。” [ 注：同上书，pp．275–276。 ] 在其第一本大作中，马汉在其导言中说明其目的就是要阐明“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繁荣的影响”。 [ 注：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 1890），p．V，以下均简称Influence。 ] 以后，他又宣称“海权”（sea power）这个名词是他自己所发明，其目的是为了“提醒注意”（to compel attention）。 [ 注：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51． ] 马汉似乎并不知道修昔底德早已使用过。
反而言之，马汉虽极端强调海权，但不幸，他对这个名词又并未作任何明确的界定。在其著作中这个名词经常呈现两种不同的意义：（1）经由海军优势而获得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2）生产、航运、殖民地（海外市场）的结合，一言以蔽之，即为海权。 [ 注：Influence，p．138，p．71． ] 当然，这两种观念时常重叠，所以，其思想有时也就难免混淆。
概括言之，马汉的两部主要著作只有一个主题，即说明“不列颠的海洋优势”（Maritime Predominance of Great Britain）实为海权运用的最佳例证。其基本论点非常简单：从1688年到拿破仑失败，在英法长期战争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制海权的得失决定胜负。就军事和经济的意识而言，即为拿破仑的最后失败。马汉说：“不用在陆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仅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治家即能确保其国家的胜利。” [ 注：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5（Little Brown，1892），vol．Ⅱ，pp．400–402． ] 马汉印象最深的是英国人如何经由海权的获得，而促使其财富与国力的增长。另一方面，他又严厉地批评法国人，由于背向海洋而重视大陆，终于一蹶不振。
两部书合计共达1300页的长度，马汉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来阐明其心目中所强调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其用力之勤的确令人敬佩。但后世史学家对于其治学方法，仍不免有所批评，主要是由于他的观念有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之病。例如：（1）在历史中还有若干非海洋帝国的兴起，他都不曾予以考虑；（2）海权因素固然重要，但导致拿破仑失败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3）英国在17和18两世纪中的成功，海权虽为重要理由，但又并非惟一理由。所以，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认为马汉是把一个必要（necessary）理由视为充分（sufficient）理由。 [ 注：David Hackett Fischer，Historian"s：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Westport，1968），p．172． ]
事实上，马汉认为英国海军能够单独击败法国的说法未免过分夸张，因为法国是一个巨大富饶的大陆国家，对于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远不像其所想象的那样重大。此外，他所分析的只是一个特殊时代，其结论能否应用于其他时代也颇有疑问。在帆船时代以前，海洋的重要性就并非那样巨大，而在其以后则更是有争议之余地。总而言之，作为一位史学家，马汉的态度并不十分客观，而深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其起点是其“内在良知”上的一线灵光，于是那也就变成一种预定的结论，而所有一切事实都被找来作为例证。罗辛斯基的评论可以算是相当公允：
概括言之，他的确是一位天才，也许要算是美国所曾产生的最伟大思想家之一，而且的确是最具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其眼光的远大，其判断的正确，其直觉的锐利，都异于常人。他能深入巨大和复杂的问题的核心，而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也成为其终身事业。更无任何人能像他那样只用一个名词或一句话即能说明问题的全貌。不过，不幸他的天才只到此打住。尽管其心灵是如此渊博，但就本质而言，马汉只是一位机智的思想家（epigrammatic thinker）。他所感兴趣的仅为个别的、具体的史例。对他而言，理论完全附属于历史，他只是根据极少量的概括观念来解释具体的个案，又或引述一大堆史例来证明那些原则。至于从历史中抽出个别观念，并将其整合成为对整个复杂矛盾海战结构的有系统分析，却是他所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 注：Herbert Rosinski，“Mahan and World War Ⅱ”，in 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Essays by Herbert Rosinski，ed．by B．Mitchell Simpson Ⅲ（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77），p．21． ]
诚如罗辛斯基所云，在马汉的著作中事实的叙述多于理论的分析，不过，至少在其第一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第一章中，曾经列举一套“海权要素”（Elements of Sea Power）。他认为有六种基本因素足以影响海权的发展：（1）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2）自然形态（physical conformation），（3）领土范围（extent of territory），（4）人口（population），（5）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6）政府制度（governmental instigation）。这应该算是马汉所首创的理论体系。史普劳特（Margaret T．Sprout）在1942年认为马汉的海权六要素虽需要加以再讨论，但很明显，其基本观念仍然正确。位置、自然形态（包括天然资源和气候）、人民和政府的性质，仍为“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 [ 注：Margaret Tuttle Sprout，“Mahan：Evangelist of Sea Powe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0． ]
格罗夫（Eric Grove）在《海权的未来》（The Future of Sea Power）一书中指出马汉的思想大致都是以19世纪末期的世界环境为背景，在21世纪的今天，已有许多不合时宜，依照该书的分析，应有一套新的“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那可以列举如下：
（1）经济实力（economic strength）
（2）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prowess）
（3）社会政治文化（social–political culture）
（4）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5）海洋依赖程度（sea dependence）
（6）政府政策与认知（government policy and perception） [ 注：Eric Grove，The Future of Sea Power（Routledge，1990），p．231． ]
假使以上的观念正确，则可以发现马汉所列举的主要因素至少有一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现在被认为最重要的（经济和技术）则又正是马汉所不曾列举的。
不过，对于马汉而言，他之所以那样列举又是别有用心，其目的是为了想要解释英国为何能拥有海洋优势的理由。只要略加思考即可依照此种体系将英国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拥有强大海权国家的理由列举如下：
（1）地理（不列颠为横越海路的岛屿）
（2）自然形态（拥有良好可用的港埠）
（3）领土（足够供应必要物资，但不大到难于防守的程度）
（4）人口（足够提供航海人员）
（5）民族性（面向海洋）
（6）政府（愿意支持前进的海军政策）
虽然马汉的原意只是解释已有的事实，而并非提供建议，但也暗示任何国家若同样拥有这些特性，则也不难有机会变成伟大的海权国家。
上述六者只是促成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凭借它们所发展出采的海权，又含有三个必要常数（essential constants），马汉作了下述的解释：
（1）生产（production），连同交换产物的需要。
（2）航业（shipping），也就是交换产物的工具，包括保护此种交易的军舰在内。
（3）殖民地（colonies），便利和扩大航业的运作，并又有增加安全点（points of safety）以来保护航业的趋势，而后者也就是海外基地。
简言之，强盛的海权必须同时握有此三种因素。 [ 注：Clark G．Reynolds，“Mahan，Russia，and the Next 100 Years”i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p．199． ]
高教授（Professor Barry M．Gough）认为马汉是故意企图在一个技术转型的时代中界定海权的原则。其著作提出三种考虑来作为测试海洋优势的标准：（1）战争工具（instruments of war），包括基地在内；（2）海运商业（seaborne commerce）；（3）殖民地。马汉的结论是由于英国有此三者，英国才能获得海洋优势。英国不仅拥有战争工具（包括海外基地，以及控制进出欧陆海路的地理位置在内），而且更几乎垄断了海运航业，并占有一大堆殖民地（可以从其中抽取资源，粮食和人力）。反而言之，英国若无海运贸易，若无殖民地，若无有训练的海员和船舰，则英国也就无能为力。所以任何志在强盛的国家，必须同时保有战争工具、海外贸易以及殖民地。这就是马汉海权理论的精华。不过，已有许多学者指出其理论中的错误，这可以分述如下： [ 注：Barry M．Gough，“Maritime Strategy：The Legacies of Mahan and Corbett as Philosophers of Sea Power”，RUSI（winter，1988），p．56． ]
（1）马汉相信国家有集中其战斗单位的必要，必须集中始能赢得战争。任何其他手段都殊少价值，关键在于大打击（big blow）和决定性会战。此种观念实未免太单纯（且留待下节再详细分析）。
（2）马汉相信航海事业可以构成国防的辅助和屏障，民族可以依赖其掩护以来渡过难关，培养实力。在重商主义的时代，英国人的确曾用商船作为预备兵力，并在海战中发挥其效用。到19世纪，他们即已不采取此种措施，但并无损于英国的海军优势。海军是政府的人工创造，并不是从商港和渔民中所自然成长出来的。
（3）说到殖民地的问题，那也许是马汉思想中最弱的一环。他假定英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握有大量殖民地之故。事实上，国家虽无殖民地也一样能发展强大的海权。
马汉的书固然是以英国历史为其实质内容，但其理想却又是以美国的前途为建言的目标。马汉深感美国自立国以来，一直都缺乏其所谓的基本要素（条件）。美国对欧洲的地理孤立虽能形成岛国特性，但也使其与西方文明和国际商业的中心隔绝。虽然美国拥有许多可供航行的水道和良港，但领土太大，物产丰富，足以阻碍其向海洋的发展。美国人虽然很优秀，但数量还是太少。也许最重要的还是美国政府一向不重视海洋。
不过，马汉又相信到19世纪80年代，这些不利的条件都有改变的希望。西部的开拓已近尾声，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对东方贸易的扩张使美国不再处于世界贸易路线的边缘上，而跃居于中央位置。由于此一发展，马汉还认为有修建两洋运河之必要。现在所需要的即为一个能够积极采取海洋政策的政府。果能如此，则美国即能迅速走向世界权力的大道。马汉尤其指责美国政府缺乏远大眼光和长远计划，所以其著书的主要目的即为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其政策方向。
总结以上的分析，即可发现马汉的海权思想相当的复杂，有其理论的一面也有其实际的一面，有其历史的一面也有其政策的一面。尤其是他的各种观念散布在其著作中，缺乏有系统的整合，所以更令人难有全面的了解。刘达材用一简单的图解来对马汉的海权思想加以综合而扼要的阐明，深具参考价值。 [ 注：刘达材，江西都昌人，学识经验都极丰富，对于本书之写作曾赐与很多协助。 ] 现在就将其附列如下：
三、海军战略
当马汉开始进入学术领域时，即已确定两个治学目标：（1）解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寻求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假使诚如他自己所说在第一方面其灵感的来源是完全出自其内心；则在第二方面，情形就恰好相反。他是完全接受鲁斯的意见，采取所谓“比较法”来进行研究。换言之，即企图把军事（陆军）艺术的已有规律应用到舰队的行动上。
为使其工作比较易于进行，鲁斯和马汉都同样主张利用约米尼所早已建立的基本理论架构，于是约米尼的著作也就成为主要的范本。对于19世纪后期研究军事的学者而言，这又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因为诚如何华德所云：《战争艺术》实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此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很少为人所知，而约米尼则毫无疑问为公认的权威。以后，克劳塞维茨虽已后来居上，但甚至于到20世纪后期，约米尼的观念在世界军事思想中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势力。 [ 注：John B．Hattendorf，“Alfred Thayer Mahan and His Strategic Thought”，in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ed．by John B．Hattendorf and Robert S．Jordan（St．Martin，1989），p．84． ]
约米尼的《战争艺术》中有三大基本观念：（1）集中的原则，（2）中央位置与内线的战略价值，（3）后勤与战斗之间的密切关系。马汉就是借用这些观念来建构其海军战略体系的。事实上，“体系”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和约米尼不一样，马汉并非一位有系统的思想家。他对于战略的观念散布在许多不同的著作中（海军史、传记、杂志文章等等）。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又是比较集中在其一系列的讲义中（1886年他首次在海军战争学院开讲）。以后经过多次修正，到19正式出版，并用了一个非常冗长的书名：《海军战略：与陆上军事行动原则及实践的比较和对比》（Naval Strategy，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 [ 注：关于此书及中文译本，可参看刘达材，《重温战略名著（四）马汉著〈海军战略论〉之研析》，p．38。 ]
马汉既以约米尼为范式，所以照想象，他也希望把他的书写得像《战争艺术》一样地简明扼要。但因为此种工作的性质与其个性是如此不配合，结果遂真如他自己所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草率的作品。”尽管他已经明知这本书可能即为其“遗言”（last word），他还是未能将其许多年来著作的精华纳入书中。因此，似乎足以显示其心灵中是的确缺乏系统的整合能力。 [ 注：Herbert Rosinski，“Mahan and World War Ⅱ”，in The Developments of naval Thought，p．21． ]
马汉认定“集中”为海军战争的支配原则（predominant principle），对于战略或战术都是一样。“中央位置”的价值亦即在此。因为此种位置能使我军便于集中，并同时迫使敌方分散其兵力。不过，中央位置又仅为辅助因素，而非主要因素，至于“内线”则只能使兵力得以较迅速达到某一点而已。海军战争中的惟一决定因素还是战斗舰队（fighting fleet）。而在建造战斗舰（battleship）时，真正目的不是尽量增强单独某一艘船的威力，而是要能使整个舰队发挥其最大的攻击能力。因此，马汉遂有一句常为人引述的名言：“绝勿分散舰队！”（Never divide the fleet！）集中兵力是为了寻求决战，争取制海。战斗舰队即为决战工具，一战而胜则制海即为自然后果。所以无论就战略或战术而言，海军都必须作攻势的使用。
约米尼非常重视后勤，马汉亦复如此，但不知何故，他却选用了一个含意相当模糊的名词，那就是“交通”（communication）。正像对“海权”一样，马汉对“交通”也未能作严格的界定。他说：“交通是一个概括性的名词，表示一个军事实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经常保持联络的运动线（lines of movement）。” [ 注：Alfred T．Mahan，The Major Operation of the Navaies in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Boston，1913），p．33． ] 他又说：“交通并不是地理线，如陆军所采取的道路，而是军舰的必需补给。” [ 注：Alfred T．Mahan，Naval Strategy（Boston，1911），p．166． ] 接着他又特定地指出：第一是燃料，其次是弹药，最后才是粮食。因此，适当的基地实为海军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尤其自从采用蒸汽动力之后，基地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以上所云即为马汉海军战略思想的概括内容。不过，严格说来，其思想既不完整又缺乏体系。他几乎完全不曾重视两栖作战以及其在海军战略中的地位。他对于陆海两军在战争中的互赖关系也不曾加以认真的考虑。尤其对于海军战略的防御方面更任意予以抹杀。最后，到20世纪后期，“权力投射”（power rejection）成为海军重要任务之一，马汉对此并无任何预感则似乎更是有愧于“先知”之名。作为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的成就不能算是太杰出，假使没有约米尼的典型在先，则他也许还不能获得这样的成就。
最后，还有两点应补充说明。第一，马汉虽强调海军的重要，但又同时提醒其读者，必须认清无论海军是如何重要，但它仍是一种“工具”（instrument），而其使用必须在政治家的指导之下。关于这一点，他又还是受到约米尼的影响，因为约米尼在《战争艺术》的第一章中即曾纵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马汉在 1909年致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信件中曾说明：“从一开始起，约米尼即教我应反对许多人认为外交与军事之间有严格区分的观念。” [ 注：Richard W．Turk，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Westport，1987），p．154． ] 另一方面，马汉也曾认为“战争只是一个用暴力的政治活动”，但他的这种观念又似乎并非出于克劳塞维茨，因为他直到19才开始阅读《战争论》，而且还只是节译本。 [ 注：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the Naval Historia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61． ]
其次，马汉认为战争有其普遍的原则，而不受科技进步的影响，这当然又还是因袭约米尼的观念。但约米尼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在他著书时，科技进步相对迟缓，而且对战争的影响也的确不太显著。到马汉著书时，情况已大不相同，尤其以海军而言，则更是恰逢一个转型期——由风帆到蒸汽（这也正是马汉自传的命名）。
马汉对于这个时代的技术革命并非没有认识，但他仍坚持相信其从帆船时代所归纳出来的原则仍继续有效。他从未考虑科技进步会带来威力难以控制的新武器，他仍然说：“战术的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虽常有改变，甚至于完全被推翻，但战略的古老基础仍然安如磐石。” [ 注：Influence，p．88． ] 马汉死于19，他未能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这次大战足以证明其所认定的战略基础并非安如磐石。李德哈特在其经典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曾指出英国海军确为最具威力的国家工具，并对同盟国的成功构成决定因素。不过，英国海军在此次战争中虽能达成一切任务，但还是不曾打过一次决定性会战。
然则对于马汉的思想又应如何评价？罗辛斯基的意见似乎仍值得重视：
虽然许多细节已为其不可能预知的发展所推翻或修改，但其著作的核心，对海军战略基本问题的分析，仍经得起时间和反对批评的考验。不过要想从其遗产中获得充分利益，要想辨别永恒与暂时，必要与偶然之间的差异，又需要作第一等的学术努力。 [ 注：Herbert Rosinski，“Mahan and World War Ⅱ”in 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p．40． ]
四、对世界的影响
马汉著作等身，但最能发挥影响力的著作又还是两部《影响》。尤其是第一部更是使他一炮而红，从此成为世界风云人物。第一部书到1900年就已经十五版，到19更达到二十四版。第二部书也不差，到1900年已经十一版，到19也达到十四版。固然，最出名和最畅销的还是第一本书，一说到所谓《海权论》，所指的就是它，不过，事实上这两部书是姊妹篇，其间有连续关系，而以内容言之，则第二本比较精彩。自从《影响》出版之后，马汉不仅声名大振，变成了美国海军主义（American navalism）的发言人，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思想都受到他的影响。此种影响不仅非常广泛，而且相当深远。就这一点而言，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都应自叹弗如。
马汉的书不久就译成德、法、日、俄、意、瑞（典）等文，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中文。尤其是海军出身的严几道（严复）对此书视若无睹，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555。 ] 中文译本到一百年后始完成，但还只有第一本，至于第二本到现在仍尚未出现。 [ 注：刘达材，《从马汉海权思想看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p．24。 ]
第一个受到强烈影响的国家是英国。此时，英国的海洋优势正受到俄法两国所构成的联合威胁，并开始准备扩建其海军，马汉的著作使英国政府获得一种现成的工具来替其政策辩护，并说服其人民接受重整军备的成本。英国海军部长白礼斯弗（Beresford）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有权，我将下令英国人每家买一本你的书摆在桌上，每一块殖民地也都要摆一本。”事实上，每一艘英国军舰上至少都已有一本。有人说如果马汉之书不流行，则1889年英国海军改组法案将不可能迅速在国会中通过，1897年有一位英国要人说：“英国之所以能有一支坚强的海军，毋须感谢保守党或自由党，而应感谢马汉上校！” [ 注：葛敦华，《马汉将军生平史略及其对历史之影响》，p．13。 ]
马汉对德国的影响甚至于比对英国还更要巨大。1894年德皇威廉二世写信给《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毕吉罗（Poultney Blgelow）说：
我现在不是正在阅读而是正在吞噬马汉上校的书，并尝试将其牢记在心中。那是一本第一流的书，而且在所有各点上都具有经典的价值。我的军舰上都有这本书，而且也常为我的舰长和军官们所引述。 [ 注：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187． ]
诚然，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部长铁毕兹（Alfred von Tirpitz）早已在着手扩建海军，并非由于受到马汉的影响才开始行动。但马汉的著作却成为他们手中的最佳宣传武器。
据马汉本人所说，他的书被译成日文的版本比译成其他语言的版本都多。日本海军学校以马汉著作为教科书，所有各级学校图书馆中也都有收藏。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p．300． ]
概括言之，马汉不仅刺激欧洲诸国（以及日本）走向海军造舰竞赛的途径，并且更鼓励他们去寻求海外殖民地。换言之，也无异于引诱他们跳入陷阱。所以，英国史学家韦布斯特（Charles Webster）认为马汉本人实为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 注：Barry M．Gough，“Maritime Strategy”，RUSI，p．56． ]
现在再说到美国本身，在扬名海外之后，马汉才开始受到其国人的尊重。先任海军部次长后又当选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不仅为马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也是其密友。参议员洛奇（Henry C．Lodge）、海军部长戴希（Tracy）和希伯特（Herbert）也都听从其忠告。而在国会中辩论海军政策时，他的理论也常被引用。所有一切的海军主义者都莫不奉其为大宗师。因为他的书使他们获得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就实务而言，不仅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曾受到他的鼓吹，而尤其是美国的远东政策更经常受其影响。当晚清末年，列强纷纷侵略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发表外交通牒主张对华门户开放（1899），而马汉也立即写了四篇文章为之声援。这些文章以后编辑成书，以《亚洲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为名出版。是时尚在日俄战争之前，马汉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即为俄国，其在东亚的扩张行动似非日本所能独力制止。他认为满洲必然会被这个斯拉夫大国所吞并，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所以，为阻止俄国的扩张，马汉建议四个“海洋国家”（maritime states），即德、日、英、美四国，应组成同盟以阻止俄国的南下，由于他们的势力位置在亚洲的东面，应能对抗从北面来的攻击。 [ 注：Alfred T．Mahan，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s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Boston，1900），p．6． ]
上述的观念足以显示马汉实为地略（Geopolitics）学思想的先驱，尽管他不曾以地略家自居，也不曾使用那一套专用名词。他的思想虽非系统化的，但在精神上却与后来的地略学家如出一辙。保罗·甘乃迪（Paul Kennedy）认为麦金德（Hanford J．Mackinder）的陆权思想实为马汉海权思想的反映。斯陶兹胡比（Robert Strausz–Hupe）认为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曾深受马汉的影响。 [ 注：有关马汉与地略学思想的渊源在本书第十五章中有较详尽的分析。 ]
史普劳特曾明白指出：
很少有人能像马汉一样，在世界大事上留下这样深刻的痕迹，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亲眼看到其著作中的理论如此完满地兑现。当马汉逝世时，其著作已在任何国家的海军部中发生作用，其观念在美洲、欧洲，甚或是远东，对人民思想和公共政策，也都已产生广泛的影响。 [ 注：Margaret T．Sprout，“Malum：Evangelist of Sea Powe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36． ]
事实上，在其身后，马汉的影响仍继续存在。普里斯顿（William D．Puleston）在1939年曾确信：
今天，在美国海军中，任何军官在讨论或准备战争时，都还是遵从马汉的理念，采取他的方法。 [ 注：William D．Puleston，Mahan：The life and Work of Captain Alfred Thayer Mahan（New Haven，1939），p．333． ]
所以无怪其然，在第二次大战期中，任美国军政部长的史汀生（Henry L．Stinson）曾经讽刺地说：
海军有一种特殊的心理，似乎已经从逻辑的领域退入神秘的宗教世界。在其中海王星是上帝，马汉是他的先知者（prophet），而美国海军则是惟一的真教会（true church）。 [ 注：Henry L．Stinson and McGregor Bundy，On Active Service（New York，1948） p．506．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已经大变，但在海军界，马汉的大名仍然受到尊敬。在所有一切的海军书刊中，马汉的言论经常受到引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也曾以“核子时代中的马汉”（Mahan in the Nuclear Age）为讲授的主题。当杜勒中将（Vice Admiral Stansfield Turner）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时曾宣称：“在这些学员中可能有另一位马汉，我们不可交臂失之。” [ 注：Stansfeld Turner，“Challeng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September/October 1972），p．2．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1993年曾经举行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主题为“马汉还不够”（Mahan is not enough），这代表一种新的觉悟，马汉固然不愧为海权的先知，但他的著作并不等于海权思想的全部。在此领域还有其他的思想家，其重要性也许并不亚于马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