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概括言之，施利芬计划可以算是20世纪开始时西方战略思想发展趋势的具体代表。战略的观念正在扩大，平时的战略计划日益受到重视，并使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职业军人开始相信战争在尚未爆发之前，即可对其作周详的计划，从动员一直到胜利。他们甚至于相信那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换言之，作为“军之脑”的参谋本部是以准备战争为其日常工作。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受其影响，外交政策对于军事首长的意见必须尊重。军事权力不仅成为威望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施展外交压力的工具。在政府组织中，军事部门日益专业化，并要求较高的自主权和较大的影响力。但一般说来，文武之间经常缺乏沟通和协调。战争的准备变得日益复杂，参谋本部制度不仅已为各国所采用，而且也已建立其权威，于是军事组织也日益官僚化。
在国际关系的领域中，欧洲各国之间所建立的同盟体系，不仅不能维持权力平衡的稳定，反而足以制造危机。外交政策逐渐丧失其应有的弹性，而受到军事战略的牵制。其最后的结果是外交政策不再是以促进和平为目的，反而变成帮助准备战争的工具。等到危机发生时，外交当局也就完全丧失主动应变的能力，反而听任军人盲目地走向毁灭的途径。
战争的规模和复杂性都日益增大。但职业军人仍相信战争不会太长，开战时的行动具有决定性，于是使军人有一种害怕坐失先机的心态。这也就是所谓“动员的意义即为战争”（mobilization means war）一语的由来。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中，先发制人的思想油然而生。诚如史学家泰勒（A．J．P．Taylor）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的断语：“强迫欧洲政治家打这次大战的因素是铁路时间表。” [ 注：A．J．P．Taylor，The First World War：An Illustrated History（Penguin Books，1966），p．20． ]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战前所已发展成形的各种战略思想可以算是一次联考，结果为所有欧洲大国参谋本部在平时精心拟定的战略计划都无一及格。其原因为他们都是“闭户造车”，根本上不曾认清客观环境和战争性质的改变。所以，文章虽好，但可惜文不对题。只有那位犹太祖籍的波兰银行家却不幸而言中。距离其书出版还不到，他所想象的自杀战争已经成为事实。
布罗赫认为战争早已落伍并终将被淘汰。战争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更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他的预言可谓灵验，但其判断则完全错误。战争不但不曾归于淘汰，而且还变本加厉，日趋于总体化。人类似乎真是那样愚笨，对于此种毫无理性的集体自杀行为大有乐此不疲之势，其原因又何在？
布罗赫对于战争的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已考虑，但仍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心理因素。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把战争升华成为一种追求理想的“十字军”。每个民族都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或真理的信徒，于是不仅谈判妥协不在考虑之列，甚至于理性良知也都丧失殆尽。在疯狂的歇斯底里心理支配之下，人类恢复了原始兽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战略日益退化，战争终于发展成为纯粹的消耗形式。在范围有限的地面战场上，即令集中大量的兵力，使用大量的武器，结果也还是只能造成僵局，而达不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战争发展到这样的状态，一切传统战略智慧也都将无以施其技。比较说来，在各派战略思想中，也许只有海权思想还能勉强通过战争的考验。尽管如此，作为海权典型的英国，对于其看家本领又还是未能作最有效的运用。
于是这一场大战打下去，不仅打垮了俾斯麦所艰难缔造的德意志帝国，而且也使维持了一百年的“不列颠和平”变为历史陈迹。同时，更使欧洲元气大伤，从此丧失其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所谓“大战”（Great War）者，对于战略家而言真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其特征为在“所寻求的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所获得的结果”三者之间是显然地脱节。 [ 注：D．Thomson，Europe Since Napoleon（Penguin Books，1966），p．548． ] 假使说这一整代的军人和政客并非愚不可及，也非存心不良，则这次大战也就可以说是一场希腊悲剧。
战争结束时，法国总理克雷孟梭（George Clemenceau）曾慨乎言之：“战争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不能委之于将军。”（War is too serious a business to left to generals）。这句名言虽然传诵千古，但又不意味着那些不是将军的人就一定能有较好的表现。其真正的意义应该是由于战争的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重要，所以更需要整合社会精英去寻求解答。 [ 注：Ken Booth，“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Contemporary Strategy ed。，John Baytis and Others（Holmes and Meier，1975），p．28． ]
尤其重要的是战争虽然可怕，但并不能因此就厌恶战争的研究。战争像疾病一样，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厌恶而就自动消灭。所以，事实上，在19战争结束后，尽管一般人在感情上都有厌战和反战的趋势，但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在痛定思痛之余，还是不能不再出发而踏上新的途径。
德国虽然战败，但素以优秀民族自居的德国人自然还是不肯服输。所以在战后检讨失败时自然会产生若干创新的战略观念。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能成一家之言的德国战略思想家值得一提的也许至少有两位：其一为鲁登道夫（Eric Ludendorff，1865–1937），其次为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1869–1946）。
鲁登道夫是德国参谋本部思想工厂中的标准产品，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军之将。他不是贵族出身，有瑞典人的血统，在小毛奇任参谋总长时，他已经是参谋本部中主管作战计划的要员（已见第十一章）。在战争期中他做了兴登堡（von Hidenburg）的副手，从197月起，德军的全面战争指导也就都是由他负责，直到战争结束为止。战后他不甘寂寞，而且也自然想要替他自己辩护，这也就是他写《总体战争》（Der Total Krieg，英文译为The Total War）一书的主要动机。 [ 注：Eric Ludendorff：Der Total Krieg（Munich，1935）．该书有中译本改名为《全民战争论》，译者为张君劢，抗日战争前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百里先生曾为之作序。 ]
严格说来，这本书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就其立论的态度而言，更是偏激到了极点。鲁登道夫不仅反对民主制度，反对一切的政治家，而且也反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他主张军人独裁，战略支配政策，而其理想中的大独裁者当然是非他莫属了。尽管如此，他对于战略思想又还是有若干贡献，至少，“总体战争”（Total War）这个名词的首创是应该归功于他。希排尔（Hans Speier）曾经指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理论并非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阶段中军事发展的研究为基础，也非对于政治、军事、技术、经济、精神等因素的互动关系曾作慎重思考之后而获致的结论。”此种批评固属允当，不过有一点失之过苛。 [ 注：Hans Speier，“Ludendorff：The German Concept of Total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06． ]
概括言之，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思想可以综合成为下述五项基本原则：
（一）战争具有总体性，因为战场包括交战国家的全部领土，而全体人民也都必须积极参加战争的努力。
（二）要想使总体战争获得有效的执行，则国家的经济体系必须完全适应战争的要求，因为打总体战争的人不是军队而是人民。
（三）由于全民参战之故，所以必须努力使用宣传手段以来增强本国的士气，并减弱敌国的政治团结。
（四）总体战争的准备必须在公开战斗之前即开始进行，因为军事、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准备都会影响现代社会中的所谓平时生活。
（五）最后，要想获致整合而又有效率的战争努力，总体战争必须由一个最高权威来作全面的指导，那也就是最高统帅。
鲁登道夫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的民族正像在围城中的军民一样，除直接的战斗以外，他们还会受到饥饿、封锁和宣传的影响。所谓前线与后方，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之间的区别早已丧夫其旧有的意义。在经济方面，他提倡自足主义，不过，他对于经济的知识实际上相当幼稚，其所论列只是拾人牙慧而已。另一方面，鲁登道夫对于所谓“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观念与纳粹党所使用的方法并不相同。他认为仅只使用机械化或表面化的方法并不能获致真正的社会团结，例如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等。他说：“用强迫的方式只能使人民在外表上一致，那并不能符合总体战争的需要。”他又指出纳粹党的青年训练只会剥夺青年的个性，并不能使青年对战争获得适当的准备。 [ 注：Hans Speier，“Ludendorff：The German Concept of Total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16． ]
鲁登道夫非常佩服日本人，认为那是民族统一团结的最高典型，并将此种成就归功于日本的神道教。此种观念固然颇有疑问，但可以显示他认为必须形成一种精神状态，然后始能使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民愿意忍受总体战争的艰苦生活条件。仅凭巧妙的宣传还不够，诚如戎格尔（Erinst Juenger）所云：“动员可以组织人的技术能力，但并不能透入其信仰的核心。” [ 注：Ernst Juenger，Die Totale Mobilnachung（Berlin，1931），p．16． ] 鲁登道夫认为社会团结的根源为其深远的传统，而不是警察国家的有效组织。
就全体而言，鲁登道夫对于心理战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是有比希特勒远较深入的认识。而他对于宣传技术所发表的意见，也显示他在这一方面具有惊人的专门知识。他指出德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掩饰马恩河会战失败的事实为一重大错误。他主张对于战报的发布必须坦白，否则即无异于给予造谣者以可利用的良好机会。他又认为必须使老百姓绝对相信政府所说的是真话，同时更应提醒他们使其了解战败对于祖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始能养成同仇敌忾的心理。反而言之，散布对敌人不利的谣言，又是破坏其民心士气的一种有效手段。 [ 注：Eric Ludendorff，Der Totale Kring，p．26． ]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理论是以最高统帅观念为其顶点。在其心目中的最高统帅，除指导军事行动（作战）以外，同时还要对国家的外交、经济、宣传等方面的政策负起指导的全责。他说：
军事参谋本部必须有适当的组织。它应包括陆战、空战、海战、宣传、战争技术、经济、政治等领域中的最佳头脑，以及对于人民生活有充分了解的人才。他们在所负责的范围内应分别向参谋总长提出报告。如有必要，还应向最高统帅直接报告，但并不负责政策作为的任务。 [ 注：同上书，p．111。 ]
所以，在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中，根本上没有文人政治家的地位。最高统帅实际上是一位军人独裁者，这也正是希特勒所不能接受的观念。所以，当希特勒尚未取得政权之时，虽曾利用鲁登道夫的声望来作为号召，但上台之后就立即与他划清界线，不再允许他参与政治活动。
鲁登道夫的最大弱点是其著作中的感情成分太重，不仅有损风度而且也引起反感。例如他说：
所有一切的克劳塞维茨理论都应该无保留地丢到垃圾箱里。战争与政治都是替民族的生存服务，但战争却是种族求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 [ 注：同上书，p．10。 ]
诚如福斯特（E．M．Forster）所形容，他是“宣扬理想主义而实践野蛮行动”，但尽管其言论令人反感，但我们又不应忘记他本人也有其特殊的解释。他曾强调就本质而言，总体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除非人民都知道那是为生存而战，否则他们不可能全国一致，奋战到底。所以，鲁登道夫坚持说：“总体战争的性质要求仅当整个民族生存真正受到威胁时，才能进行此种战争。” [ 注：Ernst Juenger，Die Totale Mobilnachung（Berlin，1931），p．7． ] 此外，鲁登道夫又认为总体战争实乃人口和技术两种因素的联合产品。人口数量的增加，武器威力的改进，必然导致战争的日益总体化。所以，总体战争并不需要任何政治或思想性的理由，但却把这些因素都涵盖在内。
即令是毁多于誉，但自从鲁登道夫首创此一名词以来，总体战争的概括观念又已为全世界战略思想家所接受。邱吉尔在1943年所说的话似乎可以作为民主世界接受此种观念的证明：
现代战争是总体性的。其进行必须有赖于技术和专业权威的支持，而且接受政府首脑的指导。后者不仅应有了解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如何运作的知识，而且还应享有把所有这些力量集中在目标上的权力。 [ 注：Harvey A．de Weerd，“Churchill，Lloyd George，Clemenceau：The Emergence of the Civilism”，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296． ]
除了把“最高统帅”改为“政府首脑”以外，邱吉尔几乎可以说是照抄鲁登道夫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