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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代森严的服饰等级制度与秦代反叛古板的着装习惯相比较，汉代服饰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加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民间制作工艺的日益讲究，各民族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整个社会的服饰时尚很快便发生了显着变化。摆脱了旧服制规章的钳制与束缚，人们在服饰方面的审美创造能力便得到了极大释放，穿衣戴帽不再只是显示贵贱等级的标志，而开始成为人们装饰美化自身的重要手段。在爱美之心的作用下，人们甚至敢于视封建传统等级而不顾，做出了许多离经叛道的大胆尝试。
史称，汉文帝时，衣食起居崇尚俭朴，所穿服装不过“戈绨，革舄，赤带”，并没有什么超乎常人的特殊之处。而在京师居住的一些贵族服饰却大大“奢过王制”。在一些贵族家庭，就连地位卑下的奴仆侍从的服装也“文组彩牒，锦绣绮纨”，所用饰物也极为珍贵，甚至连犀象珠玉、琥珀玳瑁、金银错镂也成为这些人身上的饰物。对于人们解放思想，摆脱陈规束缚，在服饰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和想象能力，由原先的服饰为“礼”服务向服饰为“人”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的确，我们在先秦时期看到的是当时人们如何按照礼仪等级来安排自己的服饰，礼仪等级成了人们评价服饰美丑的主要依据。而我们通过文字或文物的资料审视汉代人们的着装时尚时，感到的却是人对服饰的支配，人的独创精神成为服饰美的生命之所在。
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男女服饰上的性别差异，以及男女服饰因各自的风格不同所产生的与生命主体相联系的种种美学风韵，都是在汉代首先得以大胆表现、确认和被肯定下来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男女头饰的进一步区分上。头饰历来被中国古代的人们所看重，从先秦时期后宫贵族对冕服冕冠搭配上的严格要求，到当时民间广为流行的“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笋”，都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就已经将头饰作为装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服”与“饰”之间的渊源关系。从殷商和西周出土的玉人服饰来看，不管是衣着华丽的贵族，还是穿戴简便的奴仆，都戴着不同形式的帽冠。周锡保先生把此时男人的戴冠过程分为两部分：“一是把头发束起来挽成发髻后，用笄来贯穿发髻中起发髻不散的作用；二是将头上所戴的冠用笄从冠旁边的孔横贯到发髻中，由另一旁的孔穿出来，有把冠固定在发髻上的作用。”可以看出，在“男子二十而冠，好十五而笄”的先秦时代，男冠仍少不了用笄，在用笄固定头发上男女并无太大的分别。
汉代仍保留着男冠女笄的习俗，但是男冠女笄的具体形式已今非昔比，式样也十分讲究，有的饰以珠玉，有的以竹皮编造，有的敷以丝帛，有的表以细布，有的以铁丝为梁，有的以铁为柱，更有的加黄金挡、貂尾饰等等式样可谓之丰富。女笄此时的变化也很大，早先的那种纯粹用来固发的“插笄”已不时兴，代之而来的是“头安金步摇，耳系明月档”的华丽头饰，“步摇”是汉代妇女重要的饰品，基本骨架用金、银、丝编织而成，再缀上珠宝花饰，并有五彩玉珠垂下，使用时插于头发之上，随着走路时的身体颤动，上面的珠玉也随之摇曳，因此名为“步摇”。与此同时，中原地区还出现了叫做“巾帼”的饰物。“巾帼”是一种用金属丝做框架，外面裱上黑色缯帛或缠绕上头发，使用时直接戴在头顶上的一种假发。
从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看，“巾帼”的骨架可以做成各种样式，一般都比较高，并配有各种花饰。妇女戴上不仅增高了个子，而且还丰富了头势，对于突出女子的整体美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汉代的男女服装在样式上的距离也逐渐地拉大。先秦时期那种按身份等级、贫富地位着装，男女服装同型同色的情况得到极大改善。秦汉时期最为通用的是“袍服”。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可穿用。当时男女袍服在形制和装饰上都出现了很大不同。男子的袍服袖身部分比较宽大，袖口收缩，形成一个鼓肚子。袖口紧窄部分叫“祛”，袖身的宽大部分叫“袂”，“张袂成阴”的成语可能就是形容汉代男子袍服袖子宽大的。此外，汉代男袍的色彩也比较单调，主要有青、红、黄、白、黑五种。(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和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男子的袍服比较，女子的袍服不管在式样和色彩。上都更具装饰性。《释名释衣服》中就有“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的记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上下连”是说女子袍服的做工与男袍相象。
“四起施缘”则是说女袍上下周边与领、袖部位镶有与衣身本色相异、质地较厚的边，既是袍服的周边骨架，也是一种重要的装饰。特别是有的边缘与袍身的颜色都很鲜亮(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壁画中女袍就为红袍、黄缘)，整体看上去就更加醒目。另外，女袍的袖子也很有特点，一般要比男袍的袖子长。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绛红纱曲裾女棉袍，身长130cm,而两袖通长可达236cm。同墓出土的“信期绣”茶黄色罗绵袍，身长132cm,两袖通长228cm。由于这些文物全是陪葬品，尺寸样式更接近当时的生活实际。在广州汉墓出土的歌舞陶俑，头戴巾帼，身着舞袍，袍身较平常的袍子更加宽大，袖子也较平常的袍子宽，最有特点的是在袖端还接出一段，各装有一段窄长的假袖，以此来增加舞者的流动美。另外，汉朝时还出现了专门的女服一襦裙。 这种上襦下裙的女服样式取自先秦时期的上衣下裳。和前代的襦裙比较，汉时的襦裙上身更加紧窄，下裙突出腰身，女性化的特点更加明显。
除了在头饰和服装上出现男女差异外，汉代服饰在配件上的使用也存在着男女之不同。“蔽膝”是先秦、两汉时期都很重要的服饰佩件，由于它起源于上古服饰草创时期，后人一直加以沿用，含有不忘祖的意思，周代曾是各种重要礼服的必配之物。就这样一块上窄下宽，大体如斧形的佩饰，样子虽小却是古代帝王进行祭祀等重要礼仪活动时不可缺少的服饰配件。各类人等，身份不同，官阶高低，均在蔽膝的颜色，施绘图形上有所体现。时至汉代，由于“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汉礼器制度》)蔽膝的使用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除男子在比较重要的场合须依古制佩戴蔽膝，女子家居也着蔽膝，但实际意义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玲珑精巧的“步摇”笄，到作为女子标志的巾帼头饰；从陈陈相因的宽袍大衫，到长袖善舞的新款襦裙；从蔽膝那近乎威严的崇古意义，到不名一文的护身围裙，那沿着商周礼规制度施行了上千年的古代服饰制度，终于在汉代萌发了新的契机。男女服饰上的各自发展，自成一格，这一看似平常的事情却孕含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标志着个体审美心理结构的党醒。至此，男女服饰开始按照各自不同的主体参照和审美趣味向前发展，并很快形成了风格迥异的美学特色。这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所产生的意义，绝不逊于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参考资料《中国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