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泽平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国哲学家图姆斯（S.K. Toombs）曾任教于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生命伦理学和医学哲学。在写《病患的意义——医生和病人不同观点的现象学探讨》（邱鸿钟、李剑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4月版）时，已身患20多年的慢性病——多发性硬化症。
长期的治疗经历和病痛折腾，让她对身体的实质、生命的意义和医学的目的有了更深刻而切身的观察与体验，并自然而然地迁移其专业而深厚的现象学素养应用于对这种观察与体验的观照和分析之中，从而为读者阐释了一种现象学意义的病患概念，并试图由此建构出可以打破主体间性的医患共享意义世界：现象学视域下的“对患者同情之理解”和“对病患理解之治疗”。
长期以来，医生、患者之间对疾病有着显而易见的体验差异。图姆斯说，“与其说疾病代表我们之间一个共有的事实，还不如说代表着两种具有截然不同性质的现实——它对一方的重要性和特性的意义有别于另一方”。这种体验差异也在一定意义上是造成近年来医患互相信任日益缺失、关系日渐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姆斯从现象学的视角，对这种差异进行了描述。她认为，近代西方医学奠基在“自然主义的态度”上，医生从自己受到的专业训练出发，以数据、图像等科学方法的态度来直接观察和体验疾病，并据此对症下药，治疗疾病。与此不同的是，患者总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以“生活世界”的态度直接体验和描述自己的疾病，并且患者的这种感觉经验要先验于科学观察。在现象学意义上，正是由于医患双方以不同的“态度”来观察和体验疾病，导致他们无法共享同一种病情，因而医患之间的沟通就变得困难重重。
那么，如何改善或者改变这种交流困境？我们可以看到图姆斯提供了三种路径，其中无不折射出她对个人生活世界和理性世界的现象学透视。
第一种是基于医者角度的“移情理解”，这种理解建立在对“躯体的活生生体验”之上。医生通过共享患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并对隐匿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平凡事件进行反思，进而在“关于日常生活的前科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对病患的科学理解，再根据其个人的生活世界和活生生的躯体作出反应，从而建构出一个医患共享的意义空间，由此更深层次的医患相互理解成为可能，患者的生活世界也会随之改变。
第二种是基于患者角度的“临床叙述”，这种叙述不同于对疾病以“自然主义”方式记录的病史，而是“从患者的角度讲述患者的故事”。临床叙述是一种来自患者生活世界的声音，是患者的故事，包括病患对患者躯体、自我和生活世界的破坏等。但是在日常医患对话中，这种声音往往被医生以其专业性而加以压制或漠视，只有当患者的临床叙述得以完整实现，并被医生超越客观、可量化和临床数据去“搞清楚患者的解释模式”时，医生才能更好地明白病患对患者意味着什么。
第三种是基于医患合作的“治疗关系”,这里的治疗不单单是治愈，包括治愈但又不限于治愈。这一认知对慢性疾病和不治之症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治愈’被视为目标，那么疾病就是敌人，而患者的身体就是战场”，这就容易认识不到一个人的作用的极限，进而导向“‘不可治愈’就是‘无法帮助’”的误区。而当病患无法治愈时，医生的治疗功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医生在尽力解除患者痛苦和改善由病患造成的身体紊乱的同时，帮助“患者摆脱无助感、恐惧和孤独，以及比死亡还糟的痛苦折磨”，“通过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恢复患者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建基在患者病患的体验之上，对患者饱含“移情理解”，善于倾听的患者“临床叙述”，在治疗中成为医患关系的合作者，对于医生而言，尤为重要。
关于《病愈的意义》，诚如译者所言，它是一本诞生在病患磨难中的医学哲学，也非常贴近临床医学实践的现象直观。它从一个充满生活体验和生命关怀的视角出发，试图给出一种全新的共享意义世界的方式，对反思今天的医学教育、医疗实践和医患关系仍不乏重要的启发意义。
同样曾饱受病患之痛的作家贾平凹在《太白山记》中有句话，生病是另一种形式的参禅。在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阅读这本书，或许能再为我们提供一条超越个体意义的更为广阔深邃的诠释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