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这座上了锁的城，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病毒血腥的獠牙，消逝的生机；人心惶惶，晴日暖阳驱不走街上巷里的冷冷清清，足不出户的调侃里是难以掩饰的恐慌和压抑。
可有一个人，口罩遮盖不住他常人不能及的勇敢。他是逆流而行的战士，他告诉所有人“大家尽量不要去武汉”，自己却义无反顾单枪匹马地去到那受灾之地，用84岁的肩膀扛起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因为，他是钟南山院士。他以毕生所学知识和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带领全国各地的专家对病毒展开深入分析，潜心研究；为崩溃边缘的人民群众带来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勇气。“我们一定能赢！”正是有那些有才干的国家栋梁，才有战胜病毒的信心。是他们用知识点燃黑暗中的火炬，让人们以爱为桥梁连接心与心，众志成城，共同努力。 【他有什么才干？写空洞了。要突出他渊博的知识的作用……】
也许此时此刻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医生和科学家们真的就是等待这么一天，他们以考上好大学找上好工作为目的，苦读了数十年书，终能够受任于倾覆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全国人民等着他们去拯救，需要他们去奉献——读书，真的不只是能实现自己人生的梦，还能助力社会去实现所有人的梦，留下一段属于自己也属于人类发展史的光辉岁月。
其实许多中国现代人都是如此，开始皆是为经世致用而读书，学了满腹经纶，毕竟中国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强竞争本就在暗示着所有的学生：千军万马挤读书这条独木桥，彼岸就是成功是锦绣前程。然而，在祖国需要他们时，当责任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却能不计较利益不在乎成败地挺身而出，筑梦未来。 【偏离中心了 】
因为，被科举制毒害的封建社会已经过去了，在如今这么灿烂盛大的世界里，哪怕读书人们曾经历过多少应试教育的磨砺，却仍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其中都有一颗深埋的梦的种子，长大后，自然会逐渐生根发芽，在岁月里年华里时光里去让它开花结果。就如这批抗击疫情之战的医护人员们，门已经开了，便没有了因功名沉重的双手，只有为救死扶伤而轻盈的心灵——他们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他们的梦的种子从此绽放出绚烂。【偏离中心了】
功利读书总好过不读书，只要人们刻苦学习、钻研科技，无论哪个时代都会产生英雄。我们怕5G的速度限制平民晋升的脚步吗？我们怕8K的屏幕拉低思想的深度吗？不是，恰恰相反。怕的是那年当天花、鼠疫、霍乱等疾病肆虐时，没有人有拯救的能力，没有人的水平足够说“可防可控”，多少人是在绝望中等待死神来临啊！他们即便有拯救世界的雄心壮志又能怎样，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我命由天不由我啊……这样的年代才是最值得反省和深思的。
好好读书，既可以成就大的不朽如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马化腾和他的腾讯；也可以成就小的不朽如这场瘟疫之战中救助了无数生命的所有的白衣天使——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们知道，他们是为了谁。事实上，只要一个民族是盛行读书的民族，无论读书人将豪情洒向何处，都值得被鼓励和歌颂。
因此，我们当下这朝气蓬勃的少年之辈不能好高骛远空喊口号，我们既仰望星辰，也脚踏实地。正如米未文化CBO邱晨所说：“平凡挺好的，我们没有伟大，因为时代不需要我们伟大；我们终于平凡，因为爱我们的人希望我们平凡。”是的，我们都有私心都是为了自己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去实现自己梦想的美好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独善其身，因为这万世太平的目的不正是无需救世主么。而倘若盛世将倾，那一天到来，我希望我们会第一个冲向一线，文字化作战甲，双手当做武器，不论生死。很多年后，钢索将阳光割裂，地面上铺满墓碑般的片片光斑，但我们都知道，那光斑，是每一个我们为了未来留下的滚烫的，烙印。
二 张老师点评：
本文写作文笔流畅，写作功底很好。但是，缺点是中心不突出——没有扣住“读书是一种责任”。本多内容是空喊口号，没有写清楚，现在疫情下，为什么呼唤中学生将来成为钟南山院士一样的人才，为什么中学生要读书，为什么读书是一种责任……
这是写作思路不清造成的。小作者没有先考虑题目的中心主旨，没有对“读书”的重要性进行深入的思考，所以，文字就浮于表面，游离于中心。因此，写作文要养成“意在笔先”的习惯，即先思考透彻了，才能动笔行文。思考不透彻，写出来的文章必然浮光掠影，不得要领。
二 张老师指导本文的写作思路：
审题之中，我们就应该明白题目的指向——“读书是一种责任”，我们要扣住这个中心来思考，来谋篇布局。那么，要写透这个中心，就要进行如下思考：
①题目中以“钟南山院士”的事迹，意图是什么？（知识的重要，读书才能济世救民）
②题目引导我们写什么？（中学生要懂得：读书是责任）
③为什么中学生要重视读书？（分析其必要性，钟南山就是榜样，国家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
④因此中学生该这么认识这？该怎么做？（联系实际，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⑤总结全文，发出呼吁。（认真读书，发奋读书……）
三 张老师示范本题目的写作思路：
1. 【起】为什么钟南山能够在抗击冠状病毒肺炎中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因为他富有知识，长期研究病毒，在抗击非典中运用自己的知识，研制了新的治疗方法，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为人们立下汗马功劳。
2. 【承接】由此可见，爱国，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要有知识。还必须认真读书，拥有知识，才能像院士那样为国家做贡献……
3. 【进一步证明】读书就是一种责任，读书好，才能报国，才能救世济民，实现自己的价值：举例证明——（1）詹天佑如果不是学好过硬的专业知识，他就不可能设计出京张铁矿的“人”形轨道，从而创建了中国人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2）老一代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就是懂得，读好书才能救国的道理，才取得巨大成就的：鲁迅到日本留学，钱学森到美国留学，钱伟长看到日本的飞机对中国巨大破坏，发誓要学会飞机的制造技术，而苦苦读书，他们最终为中国造出“两弹一星”……从此中国就变成世界大国。（3）袁隆平为了实现“不让中国人挨饿”的梦想，在重庆农学院，废寝忘食地学习生物知识，还超前地学会了英语，能够自如地阅读英国最前沿的科学著作《遗传学》，正是认真读书，他有了对水稻进行杂交的灵感和发现。最终，杂交水稻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爱国梦想…… （4）马云在改革开放后，发现英语是沟通世界桥梁，就发奋学习英语，为练习口语，他大胆给外国人到导游，因此理解国外的“互联网正在蓬勃兴起”，他才慧眼独识开创了阿里巴巴，成为助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人……（5）比亚迪公司总裁王传福，在大学学习锂电池知识，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太落后了，就勤奋学习，掌握了顶尖的专业知识，然后创建了比亚迪公司，其锂电池技术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的日本等国家，其公司的电动客车汽车销售到世界很多国家……
4、【联系学生实际】我们中学生在处在学习基础知识的阶段，更应发奋学习，我们正走在鲁迅、钱学森等先辈已经走过的路上……如果我们没有发奋读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就愧对贤人……要牢记读书不仅是为自己考一个好大学，获得一个美满人生，更是获取知识的资本，去创造、去建设、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的伟大征途……读好书，就是爱国，就是播种希望，就是托起明天的太阳……读书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5、【总结】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学生都肩负起这个使命，都爱读书，会读书，未来我们当中绝对会涌现数不清的“专家学者”，数不清的“院士”……那时，中国真的会由“人口红利大国”，变成“工程师红利大国”，中国将拥有世界最多的人才，最多的工程师……那时我们不仅是“5G”技术会走在世界前列，而且会是各行各业都会逐渐领世界……我们今天认真读书，明天我们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们就可以将祖国建设成更加富强繁华的美丽家园……
四 相关人物（学生不太熟悉的）——张慕元工作室提供精品素材
1 王传福——比亚迪电动汽车“电池+汽车”的传奇
原是一文不名的农家子弟，26岁时便成为高级工程师、副教授；在短短7年时间里，将镍镉电池产销量做到全球第一、镍氢电池排名第二、锂电池排名第三，37岁便成为饮誉全球的“手机电池大王”，坐拥3。38亿美元的财富；，他斥巨资高歌猛进汽车行业，誓要成为汽车大王……他就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王传福。是什么成就了他青年创业的神话，成为商界奇才的呢？很多人认为答案是智慧、精练和汗水，而他自己则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有冒险精神”。
柏拉图曾说过：“明天对于世界而言，永远是一个奇迹。”
在中国商界，就有这样一位极具话题性的传奇人物，他不断打破明天的未知，不断创造着奇迹。他既是顶尖的梦想家，更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他技术出身，凭借自主创新技术打破日企在电池产业的垄断局面；他跨界进军汽车行业，在奋斗十几年后成为民族汽车品牌的一面旗帜；他吸引了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甚至一度成为“中国首富”；十三五规划期间，他受到中南海的邀请，成为国家战略“核心智囊团”的一员。
他就是王传福，比亚迪的灵魂人物。最近，在一次比亚迪内部应届生入职大会上，他与3,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分享了比亚迪的成长轨迹。“核心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初，电池产业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电池市场和核心技术却死死地控制在日本企业的手里。王传福看在眼里，心里却不是滋味儿。“我很不服气！” 王传福暗自下定决心，走出一条自主突围的道路。带着60年代人特有的爱国情怀和一股拼劲儿，刚到而立之年的王传福辞职下海，创立了比亚迪。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骨感的。
除了梦想，年轻的王传福所拥有的，仅仅是借来的250万元启动资金。这对于一个宏大的梦想简直是杯水车薪——当时单从日本引进一条普通的电池生产线的成本就需要几千万元。资金不够技术凑！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王传福拆解了原有的电池生产流水作业工序，重构了一套生产线工序，只用100万元便解决了问题，这让初来乍到的比亚迪在行业中迅速站住了脚。
凭借着专业知识带来的敏锐嗅觉，1998年王传福精准地判断到锂电池将是电池产品的未来。于是，他没有犹豫，这一次带足了钱东渡日本购买生产线。然而，他得到的回复却是：日本企业拒绝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企业出售自己的生产线，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造出锂电池，更不愿意将核心技术卖给中国人。面对嘲笑和技术封锁，王传福回国后卯足劲儿：造中国人自己的锂电池! 这一决定终于在两年后得到了回报——2000年11月，比亚迪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成为摩托罗拉锂电池供应商，彻底打破日本人在锂电池市场的垄断地位，用漂亮的中国姿态在国际市场上打了一场翻身仗。然而国际市场利益的争夺，对中国企业固有的偏见，或是恐惧，让这个电池行业稍微展露头角的中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有荣誉，还有麻烦。一时间，索尼、三洋等电池行业的国际巨头都曾试图通过专利诉讼的方式给比亚迪的专利技术找问题挑骨头。可是他们错了，王传福从来都不是一个惧怕挑战的人。面对“索尼”的挑战，王传福和他的比亚迪团队耗时数年，精心准备5,000页证据与索尼PK专利，在日本法院上慷慨陈词，最终在对方的“主场”赢得了专利官司。这在当时迅速成为中国和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大新闻，引发了国内国际很多关于中国技术的讨论，也激发了很多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比亚迪与索尼战斗到底的行为更加重要，其意义甚至超越了胜利本身，要有与巨头掰手腕的勇气，更要有战斗到底的决心。我们要用实力去保护属于自己的东西，谁也别打歪主意。”这段打国际官司的经历在王传福看来意味深长，每每有重要的场合，王传福都会动情又有些骄傲地提到这段艰难又充满战斗色彩的创业经历。这一切关乎：坚持和梦想。
后来的故事是，比亚迪在拿下摩托罗拉的订单后，又将诺基亚收入囊中。如今，以电池为核心的IT业务在为比亚迪贡献400亿的销售额，客户几乎全部是全球领导性品牌，三星、苹果、华为等等。
，巴菲特看中比亚迪在电池领域的实力和战略愿景，入股比亚迪。这些成绩更确定了王传福对技术的信仰：核心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让创新随心所欲”2002年，让王传福和比亚迪引以为傲的电池业务已经历了快速成长期。企业遇到了天花板，比亚迪何去何从？
这一次，王传福把眼光投向了即将进入繁荣期的汽车行业。于是，面对无数质疑，王传福在收购了一家位于陕西的汽车工厂。这家工厂几乎拥有“零”汽车技术，仅仅具备汽车生产资质，他再一次决定从无到有的创造。王传福带领团队用时间把这家没有灵魂的破旧工厂变成拥有多项自主汽车核心技术的“汽车王国” ，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比亚迪汽车产业群。
这次精准的汽车产业布局， 让比亚迪汽车成立初期就分享了中国汽车进入家庭时代的红利，连续五年几乎翻倍增长。不过，这只是王传福布局汽车产业的阶段性成绩罢了，他要的是汽车行业里的“革命”和“未来”。在他眼中，未来整个世界的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给汽车行业的发展指出了道路：未来的汽车一定是环境友好的，而比亚迪要引领这个汽车行业的变革。这种对于未来汽车的判断，在当时看来有些“随心所欲”。而对于王传福来说，这却是一次水到渠成的创新，掌握了电池和汽车的核心技术，难道就不能把两者融合，制造一场革命？“创新”在比亚迪的成长经历里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在有关王传福和比亚迪的报道里多有提及，这个关键概念有几个离不开的词语：打基础、垂直整合、技术鱼池。
2钱伟长：要造飞机大炮抗日
被外媒誉为“力学之父”的钱伟长，幼时文史功底极佳。考清华大学时他历史得了满分，却被“九·一八”的枪声，“逼”进物理系，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一代宗师。
考进清华大学 两门满分一门零分
钱伟长儿时每逢寒暑假，父亲钱挚和四叔钱穆等相继回家。在长辈营造的琴棋书画氛围里，他领略到华夏文化的精妙，陶醉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之中。
每到夏天，长辈们都要将省吃俭用购置的《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和欧美名著等晾晒，童年的钱伟长积极参与，耳濡目染中增长了对人类文化的崇仰之心。六叔钱艺的诗词和书法、八叔钱文擅长的笔记与杂文都深深影响着钱伟长。尤其是八叔要他每隔两天交一篇作文，这种训练使钱伟长日后进入学校后，国文课经常得到高分。
从小学到初中，钱伟长真正上学的时间不到5年。国文、历史靠自学，数学没学过四则运算，平面几何学了不到一学期的课，代数也是一知半解，外语从来没碰过。
1931年夏，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两门学科100分的成绩跨进了清华大学。那年清华大学的语文考题是《梦游清华园记》。钱伟长洋洋洒洒写就一篇450字的赋。命题的老师想改，却一个字也改不了，只能给钱伟长满分——100分。历史题目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多少卷、注释人是谁，这样一道怪题，好多人考了零分，钱伟长又对答如流，稳稳地考了满分。
可是，钱伟长其余四门课——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却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一说为18分），英文考了0分。
弃文学理
要造飞机大炮抗日--
当时，清华大学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名教授，而钱伟长对古文和历史都有兴趣，究竟是进中文系还是入历史系？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一时，中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呼吁抗日。
钱伟长通过收音机得知了这个消息。钱伟长生前回忆：“我听到这个消息就火了。年轻嘛，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下决心不学历史了，要学造飞机大炮。有老同学告诉我，你进物理系吧。但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怎么也不肯收我。”
为了转专业，钱伟长天天往吴有训的办公室跑，跑了一个礼拜。吴有训8时去上课，钱伟长6时45分就到了。吴有训说：“这样吧，你那么坚决，我让你试读。可有一个条件，因为现在想进物理系的学生太多了。一年中，你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必须都达到70分。”吴有训的通融，为日后人类工程物理造就一位天才提供了通道。
之后，钱伟长凭借自己的努力，竟然成为吴有训的得意门生。
二战爆发
留学之路一波三折
1939年8月1日，钱伟长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孔祥瑛在昆明西南联大结婚，吴有训主持婚礼。3周后，中英庚款会公布他和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等9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
1939年9月2日，中英庚款会第七届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从王竹溪那里借到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
苦苦埋首数月，他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之创新思想，居然获得了前所未闻的统一内禀理论。
3个月后，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准备时，钱伟长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钱伟长回忆：“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以及不少名教授都逃难到加拿大了，所以他们让我们改去加拿大留学。船到了，是“俄国皇后号”。早上8时上船，中英庚款会的负责人把护照发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到日本的时候息船3天，可以到横滨玩玩。一看签证，我们就火了，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里干什么？有的留学生当场就把护照扔进黄浦江，22人全下了船。结果负责中英庚款会的那位英国人认了错。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
投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
1940年8月初，中英庚款会再度将钱伟长等留学生召集于上海，坐“俄国皇后号”邮轮赴加拿大。
9月中旬，钱伟长等人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了艰辛的留学生涯。这也是多伦多大学首次接收中国留学生。
1942年底，钱伟长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
1943年至1946年，钱伟长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也参加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
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钱伟长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爱因斯坦看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
任教清华大学
曾告贷度日---1946年，钱伟长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的教授。那时物价飞涨，作为穷教授的钱伟长经常入不敷出。到第二年冬季长女出生后，他只得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彭桓武等告贷度日。
钱伟长生前回忆：“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是回来结婚的。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中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条件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产生极大的困难。于是，我决定去美国。到美国大使馆签证时，使馆人员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不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吧。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问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二战”中助伦敦 ----免遭德国导弹袭击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这件事被转到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当时，钱伟长正在这个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他仔细研究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
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一招很灵。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不胜感激地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与德军玩了个雕虫小技的人并不是美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钱伟长。
（据《中华读书报》）
3、钱三强
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不满4岁就开始天天站在祖父的书桌前认字背书。他的父亲是钱玄同，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学习。回国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到北京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为培养钱三强，在他7岁时，父亲送他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北京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
孔德学校是一所开明的新式学校。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也很重视。而且孔德学校师资力量较强、阵容整齐，可以说，钱三强童年时代得到的教育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钱三强在这样的环境中，再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个兴趣广泛的学生。刚进初中，年方13岁，就成了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在比赛中，他的拼搏精神和集体意识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一次，一个体质不如钱三强的比较瘦弱的同学给钱三强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称当时还叫“秉穹”的他为“三强”。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秉穹的父亲钱玄同看见了。
“你的同学为什么叫你‘三强’呀？”钱玄同风趣地问道。
“他叫我‘三强’，是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故就称我为 ‘三强’。”秉穹认真地回答了父亲的询问。
钱玄同先生一听，连声叫好。他说：“我看这个名字起得好，但不能光是身体强壮， ‘三强’还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智、体都进步。”
在父亲钱玄同的肯定下，从此以后，“钱秉穹”就正式改名为“钱三强”了。
1929年，钱三强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同时还听本科的课程。吴有训教授的近代物理学、萨本栋教授的电磁学吸引着钱三强。两位学者的博学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深深影响着钱三强。
科学的发展，给变化万千的世界增添了色彩。三强决定学习物理，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求读在吴有训教授门下。清华大学享誉国内外，培养出一代代优秀学子、国家的栋材。校内充满浓厚的学术空气，教学严谨，学风端正，激励着三强以顽强的精神，刻苦攻读。他以吴有训教授的作风为楷模，吴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教学方法滋润着三强的心田。
1936年钱三强以毕业论文90分的优异成绩毕业。经吴有训教授的推荐，钱三强大学毕业后，便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所长的手下作一名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钱三强能在这样的高师手下工作，心中感到无比欣慰。
刚刚开始工作，严老师交给他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和管理图书。钱三强不因工作的繁杂细小而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完成老师交给的每项工作，把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序，受到大家称赞。人家照相，他就帮助冲洗、放大，还用照相底版做分析研究工作。渐渐地钱三强能够独立地、熟练地进行照相底片的分析，并掌握了照相技术。
一个周末的下午，同学们都离开了实验室，只剩下钱三强一个人留在那里做分子光带分析。从南京开会回来的严老师进了实验室，看钱三强仍在聚经会神地工作，又看了看分析的数据结果，与国外的资料数据大致相同，心中无比高兴。他更加喜欢这位年轻人了。
一天，钱三强在图书馆查资料，严教授匆匆走来对他说：“你会法语吗？”钱三强说：“初中学过。”“还记得吗？”“忘了不少，查查字典能查资料。”
“那好，我考考你。”严教授说着，便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法文杂志：“你念一段，再翻译过来。”钱三强按着老师的话去做了。严老师很满意地说：“还行嘛。”这时才告诉他：“中法教育基金会，要招考公费留学生，你把手中的工作整理一下，用主要精力准备迎接考试吧！”
钱三强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好机会，他从心里感激自己的老师。时间紧迫，没有读的法语，要尽快捡起。钱三强下定决心，要克服困难，认真地准备应考。之后便传来好讯息，钱三强考取了。
钱三强收拾行李，就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就要离开重病在身的父亲，离开关心他抚育他的老师，他依依不舍。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又增加了他心头的沉重。他犹豫不决，不忍离开自己的故土。父亲忍着离别的痛苦劝导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你学的东西会对祖国有用。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哩！男儿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
1937年8月的一天，一艘远洋客轮载着钱三强，离开了上海港，驶向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1937年9月，钱三强在导师严济慈教授的引荐下，来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该实验室是居里夫人创建的。钱三强每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学习，但他并不觉得辛苦与单调，反而感到特别的充实愉快。
1940年钱三强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46年春，钱三强与他的同行合作，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这一发现不仅反映了铀核特点，而且使人类能进一步探讨核裂变的普遍性。导师约里奥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为此，1946年底，钱三强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 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他们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4 中国第一个女博士——何泽慧（院士）
1932年的中国，仍然盛行缠足、妇女仍受歧视，而18岁的她决定前往上海考大学，父亲跟她开玩笑说：“考不上就回来当丫环。”没想到，她一考就进了清华物理系，是当年唯一的“女状元”。
大学期间，她不为当时社会上对妇女的传统偏见所动摇，顶住了要女生转出物理系的压力，自强不息，以优异成绩完成毕业论文，显露出对于科学实验的爱好与能力。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的毕业，毕业后，钱三强被北平物理研究所所长选中，赴法国跟随居里夫人深造。她则带着满腔的报国情，和几个男生一起，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结果男生们都被留下了，她却因为是女生而被拒绝了。
但她并没有就这样放弃，她的一个同学告诉她，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她立马跑到德国，直奔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可系主任克里茨教授却再次拒绝了她，这个系本来就属于保密级别，别说不收女性，连外国人也都是一概不收的。
她一听急了，真诚急迫地对克里茨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身为一个弱女子，竟有如此勇敢赤诚的爱国情，看着她坚定的神情，克里茨被深深地打动了，就这样，这个娇娇小小的中国女孩，用无与伦比的勇气，征服了这个近代军事工业第一强国，她跨越男女差异，成了该系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该系第一个外国女留学生！何泽慧得到原籍山西省的资助，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出于抗日爱国热忱，她毅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的专业方向。
1940年，1940年以“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论文获得工程博士学位。
她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进入柏林西门子工厂实验室，参加研究工作，1943年她又到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
之后，是她首先观测到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被英国《自然》称为“科学珍闻”。
那时她虽然身在德国，却无时无刻不思念父母，思念祖国，然而中国战火纷飞，她难以联系上亲人们，就在这时，她想到了法国的钱三强。她给他写了封信，由于战时限制，只能写25个字，她在信中问他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父母报平安。从这之后，两人的书信往来就越加频繁，他们用短短25个字，一封封的讨论天气，讨论学术，讨论未来……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有着心灵深处的碰撞，这份爱情清清淡淡，层层递进。
她和丈夫钱三强一起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变和四分裂变现象，并预言裂片的质量分布。这些重大发现宣布后，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上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西方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由于铀核“三分裂”现象是她首先发现的，所以她也被人们尊敬地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这项震惊世界的发现，足以获得诺贝尔奖，可由于当时世界对中国的歧视，诺贝尔奖并没有公平地发放奖章。
不得不说，这是她的遗憾，但更是诺贝尔奖的遗憾。而那时获得了如此成就的她，如果继续留在国外，凭他们夫妻俩的本事，肯定能生活的条件优越，拥有最优良的科研环境，并在未来取得更大荣誉。可这些东西，他们眼睛都不眨就直接放弃了，1948年，两人不顾各种阻挠，历经艰辛，义无反顾地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
1948年夏,何泽慧同钱三强一起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参加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的组建。新中国诞生后，她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改称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为了建立我国自己的核实验技术基础，选择了制备原子核乳胶作为研究课题。由她具体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经过几年努力,于1956年研制成功了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对质子、α粒子及裂变碎片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核-2和核-3，在灵敏度等主要性能方面达到与英国依尔福C-2相当的水平，获得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奖(自然科学部分)。
1955年初，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何泽慧积极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准备工作。1958年,我国第一台反应堆及回旋加速器建成后,她担任中子物理研究室主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导了当时的中子物理研究工作,为开拓我国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她的精心部署和指导下,在反应堆和加速器上建立了各类实验装置,陆续进行了中子物理和裂变物理领域多方面的研究，掌握了各种热中子和共振中子核数据等的测量方法。她还看准了快中子谱学的国际发展趋势，不失时机的安排力量开展研究，使我国快中子实验工作很快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
何泽慧自1964年起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1965年赴河南安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错误的审查和批判；1969年冬,下放到二机部在陕西合阳的“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
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后，何泽慧担任副所长，积极推动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和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开展。她倡导和全力支持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发展新的科学生长点，推动了我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在她的倡导与扶持下，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宇宙线研究室通过国内、国际合作在西藏甘巴拉山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5500米)高山乳胶室；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了高空科学气球，并相应地发展了空间硬x射线探测技术及其他配套技术。
1980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现在的院士）。直到耄耋之年，她仍然坚持全天上班，继续关心着我国高能物理和核物理事业的发展。
何泽慧院士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心科学事业。几十年来，她把爱国深情全部倾注对祖国科学事业的自觉奉献之中，听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不计名利和个人得失，忘我地在核科学领域辛勤耕耘。在科学研究中，她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尊重客观事实，擅于从实验现象中捕捉问题，有所发现和创新。她一贯倡导尽量利用简单的实验条件做出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并始终身体力行，形成自己科研工作的一个突出风格。
何泽慧院士满腔热情地培养、爱护和保护年轻人，她一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放手让他们到实践当中去闯；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热情鼓励他们在点滴进步中增强信心。在她的带领和影响下，一批年轻人迅速成长为我国原子核科学和空间科学事业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和带头人。
何泽慧院士个人生活极其简朴，平易谦虚，没有架子。她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苟且附和。她摒弃虚荣和风头，在荣誉面前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
何泽慧院士的一生为我国的科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逝世，是我国科教界的重大损失。她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孜孜不倦、毕生以求的科学探索精神，严肃认真、自强不息的工作态度，谦虚谨慎、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是我国后辈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