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
王安石
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巾不自知。
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
吴佩孚在用人上拒用亲属，曾下令，吴姓的“天、孚、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观在北洋军阀中还是比较罕见的。他委用故旧，也看其能力。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吴佩孚委其为上校副官，每月照例支薪，却无多少事可做。王不甘寂寞，想当县长，乃活动吴左右，请派河南。吴佩孚批了4个字：“豫民何辜?”此公居然搞不明白吴大帅的嘲讽，又求调旅长，搞了个条陈：“愿提一旅之众，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此次更幽默，批复：“先种树再说。”
宋朝普通百姓的收入有多少？
宋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繁盛的时期，特别是南宋继续“农商并重”的国策，商品交换活动遍及城乡，远至海外。南宋时期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要了解宋朝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收入，可以从不同职业的人的收入来看：
樵夫。北宋后期，张来提到洛阳西部山区山民的生活状况时，写诗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大概是一天收入100文左右。
渔民。四川嘉州渔民黄甲自祖父以来，世代以捕鱼为业。南宋前期，“家于江上，每日与其妻子棹小舟，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极不过日得百钱。”每天一般不超过100文。南宋中期，三峡地区的长江渔民中，“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飨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过100文，全家尚吃不上饱饭。
体力工。北宋中期的吕南公记载:“淮西达佣，传者逸其名氏。佣不习书，未尝知仁义礼乐之说，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淮西这位以打零工养家的佣者，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约可得钱100文，有时挣钱多于日常，便将多出的部分打酒买肉，与妻儿宴饮欢歌，十分潇洒。
家政服务。洪迈载都昌县农妇吴氏丧夫无子，独自养活“老且病目”的婆婆,“为乡邻纺缉、缝补、炊婴、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一位勤劳的青年妇女在乡间打客工，每天可以挣钱数十文，多不过100文，以此来养活婆婆和自己。
开店商人。南宋庆元初，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日均收入200文以下。南宋时，“吴中甲乙两细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吴中即平江府有专门靠卖活黄鳝为生者，每天可得300文，但过的仍是贫穷的生活。
以上足见，100文是当时社会底层百姓普遍的每天收入。不过一家一般不会只有一个人打工挣钱，其他人还会有其他形式的打工，所以一般每户会高于100文。但经商开店铺的收入可能要高一点了有200至300文了。
这些钱在当时够不够生活呢？以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开封因大雪苦寒，不少贫穷市民被冻死，朝廷下诏救济:“令籍贫民不能自存者，日给钱二十。”元祐二年(1087年)范祖禹在开封时指出:“饥穷之人，日得十钱之资，升合之米，则不死矣。”熙宁二年的每天20文中包括购买食品费用，元祐二年的10文，则是除了食品之外的其他必需费用。也即在当时的开封，维持生命的最低费用是每天20文。
开封为当时大宋的京城，以这里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是每人20文一天来计，普通的打工者100文一天，也能勉强维持一家5口人生活。而经商的200文以上一天的，应该是日常过得可以了。
1857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看见二弟曾国潢正睡午觉，就拿着一个锥子悄悄来到他床边，一下子就刺中了曾国潢的大腿，瞬间血流满床，被褥都被染红了。曾国潢被扎醒，惊恐地叫起来：“大哥，你为何如此残暴！”这一幕为何发生？且听我给您道来。
曾家是一个大家族，不仅人口诸多而且在湖南当地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别人的热议。这一切固然是因为曾国藩在朝堂之上的权势，但同时也成为别人观察曾国藩的一个窗口。因此曾国藩对邻里关系相处非常认真谨慎，避免因处理不好关系而产生仇隙，如果制造事端，不但在困难的时候得不到帮助，还会让近邻变成自己的敌人。而面对这些矛盾，曾国藩所秉持的一个原则便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来历是：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城为官，他的家人居住在安徽桐城。有一次，张英的家人在修房时和吴姓邻居发生了争执，彼此都不能界定院墙的界线。于是张家人便写信到京城，想让张英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让邻居屈服。张英看到来信，写了四句诗寄了回去：“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到了张英的来信，顿时悔悟，依照他的指示在界线上让出了三尺，而邻居也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也主动让出三尺，此地便成了闻名古今的“六尺巷”。
曾国藩认为张英此举正是大智慧，身居高位而能做到谦逊，实在难得。等到了咸丰初年，曾家因扩展宅基，也发生了与张英家类似的事情。曾家修建黄金堂时，被邻居横加阻拦，认为曾家宅基超出了地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guāng写信给曾国藩，要求他发话来摆平不识好歹的邻居。曾国藩在回信中附上了张英的诗作，劝说家中的子弟要心胸开阔，“让他三尺又何妨”?因为这三尺之地，让邻人反目，成曾家恶名，又怎么值得呢?于是，曾家主动退缩了地界，给邻居方便。邻居看到曾家如此忍让，也感动了，将自家的宅基转让给曾家扩大黄金堂新宅。
不管是在官场上与比自己强势的权贵打交道，还是在乡间与自己的邻居打交道，曾国藩所坚持的原则都是相同的，在无伤原则的时候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这成为曾国藩以退为进的处世秘方。因曾国藩的教导，曾家的家风一时之间为当地人所称道，曾家的子弟在乡里也成为谦逊的榜样。但由于子弟诸多，其中难免会有依仗权势行恶之徒。曾国藩知道地方官都害怕京官，所以一再告诫自己的家人不要轻易去干预地方官的行政命令。可是他的弟弟曾国潢却一直都听不进去，在乡里横行霸道，多次干预湘乡知县的政事，引起了人们的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各地兴起了“哥老会”，尤其是在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原来参与过湘军的人被遣散回乡，大多参加了“哥老会”，形成一定组织为害乡里。曾国潢对于这种组织非常反感，积极参与当地县衙组织的剿灭行动，而他暴躁的脾气在这个过程中日渐增长，遇到了自己憎恶的人就会捆绑到县府之中，要求知县将其判死罪。湘乡县令是一个佛教徒，本以慈悲为怀，但曾国潢家世显赫，每次他有所要求，县令又不敢不从，因此良心受到了极大折磨。有时候曾国潢会一次性捆绑五六十个人，要求县令判死刑，到最后也很难有人生还，湘乡县令总是悲戚地说：“曾四借我的手杀人！”（曾国潢在族中排行第四）
对于家人的所作所为，曾国藩虽然远在京城，但通过书信也略有所闻。他在家信中多次提及：“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做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提醒子弟就算现在家道强盛，也要时时为将来家道衰落做好准备，千万不要干预公事。但曾国潢并没有因此而收敛，有一年湘乡县新建了一个码头，按照惯例需要宰杀猪牛羊，用“三牲”当做祭礼，但在曾国潢的安排下，居然杀了10个人来“血祭”。
1857年2月10日，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为了奔丧回到湖南，听说了曾国潢的各种恶行，便想要严厉惩戒他。有一天，曾国潢午睡的时候，曾国藩拿着一个锥子悄悄来到他床边，猛刺曾国潢的大腿。曾国潢被扎醒，发现血流满床，被褥都被染红了，顿时大惊失色，大叫“大哥，你为何如此残暴！”而曾国藩却说：“我不过是拿锥子刺你几下，你就觉得我残暴，你拿刀杀了人，你觉得别人会怎么看你呢?”
经过了这一番“血”的教训，曾国潢暴躁的性格有所收敛，对待乡邻的态度也慢慢好转。曾国藩通过这种行为，让他明白了：与乡邻的相处之中要做到忍让，宽和对待每一个人。#历史天窗##历史真相官##历史上的趣事##历史#
配图：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坐落在位于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东部的荷叶镇富托村。富厚堂的精华部分是藏书楼，曾藏书达30多万卷，是我国保存完好的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
刺刀下的江阴，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为防止日军溯江而上，中国海军的舰队又在长江的咽喉要地江阴建立了水上封锁线。淞沪杭战后，这条封锁线成了日军西进的重要障碍。为此，从8月中旬起，日军的飞机对据守此线的国民党中央舰队和江阴军事要塞发动了猛烈轰炸。中国海军予以英勇反击，展开了为期3个多月的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海空作战。
日机的轰炸很快蔓延到了江阴县城。从8月14 日起至11月底3个多月中，日机几乎每天都要到江阴上空侦察轰炸，出动飞机最多的一天达96架次。日军飞机轰炸民房，用机枪扫射无辜平民，给江阴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 来巨大损害。在一次轰炸中，城中东大街石灰行地下室中弹塌陷，炸死、压死多人。北外闸桥西首芦苇场某户一个10余岁的男孩卧病在床，日机机枪扫射时子弹穿透屋顶而下，小孩的腹部被击中，当场死亡。
一次，一批青壮年 农民集中在肖山操练，突然 5 架日机飞来，对着人群扔下10余枚炸弹，场上人员躲避不及，结果被炸死 30 多人，伤者更多。一时间，血肉横飞，惨叫声 不绝。11月26日，日军飞机轰炸江阴县城，城中张桥、燕桥、砚春茶桥、惠陛商店、招商旅馆等地毁损惨重。
日军从长江占领江阴要塞的企图并未得逞，但陆路的西进取得了进展。随着战事的发展，日军相继占领常熟和无锡，分兵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国 防二线”，江阴城面对着日军的包抄进攻。11 月 28 日至 30 日，国民党一一二师三三六旅在江阴城外的花山地区顽强阻击日军的进攻，使日军损失惨重。但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中国军队最后撤走，江阴亦从此失守。
1937年12月1日，日军从江阴南门和西门进城后，疯狂地屠杀江阴人民。他们把机枪架在卡车上，在大街上边驶边射，横冲直撞，来不及闪避的同胞都死于乱枪之下。城中大街小巷的人只要被他们看见，不论男女老幼，休想活命。在新北门、黄田港等许多地方，日军采用了机枪扫射、集体屠杀、把人员集中关在屋中放火焚烧等方式杀害群众。日军进城的最初几天内，就 有千余人被杀。城内城外到处尸首横陈、血迹遍布。
原先住在西门城角及南街一带的老弱妇孺想从西门外逃，结果全被日军杀死在城门洞里。街上危险，家中也不安全，日军有时会闯门搜查，见人必杀。
杜康巷（今征存路）红十字会内，躲藏着52人，被日军搜查发现，即令排在空场上，用绳索捆绑，随 即以机枪扫射。其中包车工人小许的儿子阿虎、闻枪声即倒伏在地，佯作已死，得以幸免，其余的人全被杀死。驻扎在南门忠义街花承祖家的日军，有一次抓到 19 名青年，强迫他们为其杀 6 头生猪和十几只鸡鸭。完工后，日军 竟将这些青年的手脚捆住，活活砍死。
家住城南的张丽纪，其三叔被日军抓去，用铁丝芽过手心拖着走，痛得他死去活来，最后被杀。东门外的沈主仁被日军砍去一只手臂，在地上呼痛哀号，三天后才死去。十六庵有个和尚被 一日军砍去四肢，一时痛得在地上翻滚，另一个日军上去放了一枪，把和尚打死了，事后还指指菩萨，翘起大拇指，以示自己很“慈悲”。日军杀了人 还不准老百姓收尸和打扫，妄图以此恐吓江阴人民，街头巷尾的尸体被日晒 夜露，直到 2 个多月后才准许掩埋。
日军在江阴大肆奸淫妇女。当时留在城里没有逃走的妇女，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很少有不遭日军侮辱的。很多妇女被 奸后惨遭杀害。城郊大吴家村有一吴姓的媳妇被日军轮奸后想投河自尽，但 日军又把她从河里捞起来，再次轮奸，直至被摧残至死。日军强奸扛煤工人刘大炳的妻子后还百般戏弄，最后用竹杆插入其阴户，将其杀害。一次，日军在西乡小茅山上的庵中发现在此避难的数十名妇女，其中年轻的妇女均遭日军凌辱杀害。
日军进江阴后还大肆抢劫金银财物，全城工厂的机器，学校的书籍、仪器，商店的货物，住宅内较好的家具、铜锡器皿、名贵书画、古玩，只要日军看中了，就立即搬走，到后来连百姓家中挂的祖先遗像也当作字画掠走。
江阴沦陷后的一个月内，江阴至无锡的公路上卡车不断，日军把大批劫掠来的赃物运往无锡、上海，然后再送往日本国内。 日军占领江阴期间，财产损失最大莫过于火烧。日军进城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有计划的纵火，他们组织了“烧杀队”，在江阴大街上到处放火，逢人便杀。见有稍好一点的房屋，就进屋抢劫，然后在外面写上醒目的“应证”字样，“应证” 即应烧，马上就有人夹放火。放火的地方一多就连成了一片。
顿时，江阴城 成了大火场，浓烟弥漫，烈火冲天。大火绵延燃烧，半月不息，共烧去城内 房屋干余间，使昔日繁华的东大街，从方桥到高巷一段，变成了一大片瓦砾场，城内到处断墙残垣。
除了这次大火，日军后来还经常在江阴城内纵火烧房。抗战8年期间， 除了1937年12月的这场大火，日军还在江阴烧毁了近千间房屋。
龙奎垣向她乞求说：“你收容下我吧，将来土改时，把一切家产都给你家。”
这位农协会员，与他有血海深仇，此时见了他恨不得一口吃掉他。
可她心想，我一个女人，万一整不死，让他逃跑了，那才是放虎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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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十二月中旬，一二九团另有任务调离永善，龙奎垣乘部队调离后的空隙，又与肖国福纠集凉山和永善的匪众一千三百余人，从小务基渡口偷渡金沙江，进犯我务基、黄葛树，扬言要攻打永善县城。
在龙坝、雨淋菁、松树坪、硝厂沟、沙坝子、窝落滩、金家沟等地，大肆烧杀抢劫，穷凶极恶，一天内，遭龙、肖匪徒抢劫的共三百二十四家，房子被烧光的三十八家，宰杀猪、牛、羊、鸡千余，绑架群众一百三十一人，杀死群众十二人。
农民蔡牛京全家九口人，一人被打死，八人被抓走。
从黄葛树到务基镇这几十里地段的村庄，被搞得十室九空。
师首长立即决定，该团之二营暂缓调离，重返永善，消灭龙、肖二匪。
龙、肖二匪的残暴罪行激起广大劳动人民的无比仇恨。
干部、战士义愤填膺，“一天不把龙、肖二匪消灭，穷苦人民就不能翻身，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社会就一日不得安宁，不彻底消灭土匪，决不收兵”。
一二九团部队接受任务后，重返永善追剿，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支持。
当一二九团二营五连连长骆凤喜带领两个排的兵力到达甘田坝时，各地农协会员不顾生死给部队送情报，自动要求带路。
花椒坪、黄葛树等地的农协会员，整天整夜不睡觉，站岗放哨，严密监视土匪的行动。
妇女们把饭送到路边招呼剿匪部队吃饭。
五连两个排分两路行动，连长带三排由黄葛树沿江直向回龙坝进剿，副指导员韩伯祯带领二排和黄华区的负责人带的武装民兵班，经米贴到务基炸船，截断敌人的退路，然后同三排夹击歼敌。
二排战士猛扑江边，完成了炸船任务，并击毙匪大队长韩留根以下三十余名。
由于敌众我寡，二排副排长程万春负伤，即边打边向马楠方向撤。
三排从黄葛树出发追击土匪，拂晓前急行二十里到山背后时，与土匪遭遇，即猛扑上去，一排排手榴弹，给匪以重大杀伤。
天亮后，发现周围的几个制高点均为肖匪占领，处于敌四面包围之中，于是决定向垭口方向突围。
此时，连长骆风喜虽然负伤，但仍在半山坡上指挥。
在匪徒们向骆连长扑来的关键时刻，班长吴文忠奋不顾身，带领五名战士向匪徒冲击，连甩两个手榴弹，炸死六个匪徒，把连长掩护下来。
经反复冲杀，才撤退至黄葛树的碉楼，坚守待援。
三排的另一部分战士，因失去联系，地形又不熟，退至标水岩。
可是子弹打完，而且三面受敌，前面是悬崖绝壁，为了保持革命气节，宁死也不愿被俘，文化干事李文通等七名战士跳崖壮烈牺牲。
三排坚持与匪搏斗三天，阵亡战士九名，丢失三挺机枪，最后退回黄荔树坚守待援。
为彻底消灭龙、肖二匪，团首长立即命令二营营长李五小率六连和永善警卫营的一个连赶到黄葛树与五连取得联系，对敌实施夹击，逐步将敌压缩在黄华街上的四个碉堡内。
六连干部战士怀着满腔怒火，奋勇冲击，将一颗颗手榴弹投进碉堡内，打死惯匪肖国福等一百余人。
在激战中龙奎垣带领十多个心腹爪牙逃窜到梯子岩。
部队紧追至梯子岩时龙又挖洞而逃。
部队在连续追捕中，逐个将将其心腹击毙。
这时，驻雷波部队闻讯后，主动东渡金沙江，封锁渡口，控制船只，截断了龙匪的逃路。
龙匪只带一卫士逃至沙湾子，见渡过金沙江已无望，便躲在他的卫士的姐姐吴氏家中。
吴氏丈夫死后，当了农协会的小组长。
龙奎垣向她乞求说：“你收容下我吧，将来土改时，把一切家产都给你家。”
这位农协会员，与他有血海深仇，此时见了他恨不得一口吃掉他。
可她心想，我一个女人，万一整不死，让他逃跑了，那才是放虎归山。
于是她心生一计，装出笑脸，欢迎他进去，做饭给他吃。
饭后把他藏在一间小茅屋里，用稻草盖好，便去报告农协会。
会员马上集结了二、三十人，拿起棍子、锄头赶来，朝着草堆里乱打乱挖。当部队赶到时，龙奎垣已被砸死。
打死龙奎垣、肖国福的消息，传遍了永善县，各族百姓拍手称快，从一百多里赶来放鞭炮、贴标语，庆祝胜利。
十恶不赦的龙奎垣，群众恨之入骨，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米贴北门城楼上示众，雷波群众也把头借去展览。
这次消灭龙奎垣、肖国福的战斗，毙匪一百二十名，俘匪十名，群众打死土匪六十七名，缴获长短枪十三枝，子弹二百余发。
1985年秋天，我曾经到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谢家湾（应该是陡山村吧？）观看拍摄由红安籍的著名作家叶君健的长篇小说《山村》改编的电影。据说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
我当年看到的拍摄现场是在一个老式的大房子的院子里。一位胖胖的导演，应该有接近六十岁的年纪 ，戴着一个大的黑框眼镜，坐在一个小椅子上指挥拍摄。几个演员在那里反复演几一个场景，导演说可以了再演下一个。没有演戏的演员就在旁边嘻嘻哈哈地玩着。围观的群众很多，但也没有影响他们的拍摄。
当时有一头大肚子的黑猪在拍摄现场游荡，导演叫人把猪赶走，那人说，这猪不是需要的吗？导演说不是的。
那次拍《山村》的电影在八里湾的谢家湾有一些段时间。据说在陡山的吴氏祠堂也拍了戏，还请了当地的群众做群众演员。
这部电影后来没有发行，据说是叶君健不满意。1994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与湖北省影视制作基地联合拍摄了《山村》的7集电视连续剧，那是后来的事。
哪些朋友记得这件事呢？哪些朋友看过影视的拍摄现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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