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不仅是行业神崇拜的鼎盛时期，也是行业组织供奉行业神空前兴盛时期。明清时期，各工商业的行业组织有会馆和公所等。会馆、公所为何建立?据《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收录的《重修浮山会馆碑》说:“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地，商贾辐揍之区，不设公所，则观光贸易者，行旅甫至，不免有宿栈假馆之嫌。即为士宦坐商，欲会同而联乡谊，亦未免参商卯酉矣，此会馆之设所由来也。”《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亦称:“称会馆，何为也?为里人贸迁有事，码祀燕集之所。”从上述材料可看出，在明清工商业中，他乡谋生，贸易交往，风险常在，他们通过设立会馆、公所，可以起到集合同乡，联结乡谊的作用。这些会馆、公所中则会设立一些行业神或保护神加以祭拜，这样，能够“虽异地宛若同乡，或观光于上国，或寄迹于市座廛凡托业兹土者，靡不被神之佑，获福而平安也”。由于“会馆之设，通都大邑，所在有之’，，因此，会馆的设立遍及全国各地。如天津，“山西会馆有二，一在河东杂粮店街者，为西客烟行聚议之所;一在锅店街，凡山西盐、当、杂货等商。馆内各有公所，栋宇巍焕，局面堂皇，内祀关圣帝君’，。江南苏州，“吴城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天下。他省商贾各建关帝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规条之所，栋宇壮丽，号为会馆”。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以及全国各地方志所记的会馆、公所中载有许多具体的例子。
一种是诸神并列共祭，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如苏州潮州会馆，“敬祀灵佑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上海祝其公所，“敬设关圣帝君，天后神母神像”，北京临襄会馆，‘’协天大帝，增福财神、玄坛老爷(财神)、火德真君(火神)、酒仙尊神、菩萨尊神。”这具有一定原因。其一，当时人们认为“自古一艺一术，皆有神主之”，有神则拜，“礼多神不怪”，各方神灵都要祭拜，从全方位给予保佑，一神不灵，则他神补之。这种“务实”特点，多神共祭的现象，正是会馆、公所等从业者传统功利态度的表现。其二，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神灵信仰一般采取宽容政策，对于民间信仰，除了对某些过于荒诞之祀加以限制外，大都采取允许、放任，甚至鼓励的态度，加之没有统一宗教的思想限制，使会馆、公所在奉神方面较为自由，选择何神来供奉较为随便。因此说，明清时期会馆、公所除奉祭关羽外，也主祭、陪祭、同祭其他神灵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供奉关羽的目的具有多样性。其一，对山陕等河东人来说，来自关羽故乡，故在外地会馆建立关庙，崇祀关羽，其目的是’‘联其情而洽其意”，“联梓谊”，“桑梓萦怀，联乡谊于异地’，“尊帝即所以笃乡谊也"。因此，崇祀关羽的目的就是增进同乡情谊，增强凝聚力，和睦互助，同舟共济。其二，商人崇祀关羽，还在于“其于桃园结义，君子庶无愧焉”，“敦信义”、“崇信行”，“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这说明，商人真的要赚钱，还得要靠信义，特别是当时的商人，大多均系客籍，要在新的地方打开局面，站稳脚根，除了同乡同行间互相关照，也要在买卖者之间建立起基本的信任感。这样，关羽便成了凝聚众商，以诚取信的象征。其三，商人在买卖场中，贩运有各种损耗失落，行业间有明争暗斗，再加上市场上行情瞬息万变，存在很大风险，此种不稳定的特性，也使他们需要抬出一个神灵，来时刻加以保护。如《浮山会馆金妆神像碑记》说:“且我邑士商，或观光于上国，或寄迹于市廛，举凡托业者，靡不被神之佑，获福而平安也。”北京河东会馆崇祀关圣帝君等三圣，“慈祥普惠，锡福履于同人”，北京平遥会馆，“乃吾乡颜料一行祀神之所”，列祀关圣帝君等，“神光显赫，灵佑昭彰，锡兹扯福，吾乡在京商贾，托庇宁有穷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