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大门的颐和园，在让世人见识了它神秘的同时，也被世人赋予了新的神秘。公元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而死，就是至今还令人琢磨不透的一个谜。
对于一代学人王国维，中国学子必然是不陌生的。而对于他自沉昆明湖的经过，今天的人们就未必明了了。详述王国维蹈水自尽的前前后后，应该会有助于人们探究其中的真正缘由。公元1927年6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一清早就来到学校的工字厅。这天是国学院第二班36名学生毕业的日子，所以工字厅里早已布置妥当，毕业宴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这时，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端三人游园归来路过王国维家，一时兴起便到王家拜访。王国维在陈家接到家人的电话后，即刻从陈寅恪家返回，并与学生们长谈一个小时左右，直到晚饭时才送走了同学们。
晚上，学生谢国桢等上门拜访，交谈中涉及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送走了谢国桢等同学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了扇面，内容是唐末韩致尧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也称《即日》，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题完这两首诗，王国维又为谢国桢一位名叫著青的年轻友人题了两首诗。
王国维为谢国桢等人题写的扇面，一般都认为是抄引前清遗老陈宝琛的《前落花诗》。此说最早是出自吴宓之口，他认为是王国维借此来表明自己将死之志，但后来有人对照陈宝琛的原诗时才发现这实在是一大误会，因为两者有着截然的不同，充其量也不过是王国维步陈诗之韵罢了。不过，从以上的四首诗来看，许多诗句似有不祥之语。题好这些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据王国维的夫人后来回忆说，当晚王国维熟睡如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据那时已经15岁的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回忆，“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为他王国维 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无丝毫异样。”
第二天，也就是6月2日的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上班，不仅一切如常，而且还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处理完这些日常公务，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二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于是，王国维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上午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且直奔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11时左右。而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见有人跳水，便即刻奔来跳入水中救其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志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死。
王国维蹈湖自尽的消息，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大学。经过紧急商讨，8时许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当时，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由于尸体未经检验，学校当夜不能将王国维的遗体运回，于是众人回到清华大学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6月3日，清华大学组织众人前往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景象煞为不忍，使观者人人面呈惨淡之色。移开草席，哭声大恸，死者面目紫胀，四肢蜷曲着匍匐在地，真是惨不忍睹。等到下午4时左右，检察官才来到颐和园检验尸首，并从王国维衣袋中发现了一份遗嘱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验尸后，清华大学组织人员对王国维的遗体进行了梳洗入殓，并于当晚9时将棺柩运到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当时参加送殡者，除王国维的亲属和部分学生外，还有梅贻琦教授、吴宓教授、陈寅恪教授、梁漱溟教授、陈达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等。
一代学人自沉昆明湖之后，留给人们的不仅有无尽的哀思，还有揣测不明的死因。虽然王国维自尽时留下了一封遗书，但正是遗书开头那语焉不详的两句话，才更调动了人们丰富的想像力。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的遗书中，全文仅有百余字，不妨照录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