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咏史诗得到进一步发展。南北朝在历史上是指从公元4刘裕建立南朝宋开始，至公元589年陈亡为止的一段分裂时期。南朝包含宋、齐、梁、陈四代;北朝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考虑到当时南朝和北朝文学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不可完全割裂南北文学，北朝的咏史诗创作亦在本文观照之列。南北朝咏史诗作家继续增多，作品数量较之魏晋时期得到显著增加。
南北朝咏史诗作家共有四十九人，咏史作品共八十首。南朝作家四十七人，作品七十四首。其中宋代作家十一人，诗作二十一首;齐代作家二人，诗作四首;梁代作家二十一人，诗作三十首;陈代作家十三人，诗作十九首。北朝咏史作家二人，作品六首。在此说明一点，上表统计中颜延之《秋胡行》为一首九章，王融《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为一首七章，而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把其看作是两组主题集中的组诗，认为分别是九首和七首。笔者认为颜诗和王诗虽然篇幅较长，但吟咏对象比较集中，主题思想相对一致，本文按照途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看法，把其归为一首进行研究。
如果把南北朝时期的咏史诗与前代的咏史诗做一个纵向比对的话，相对于魏代十二位咏史作家的二十七首作品和两晋十八位作家的四十九首咏史之作而言，南北朝时期的咏史诗得到了充分地发展。然而横向比对来看，南北朝咏史诗的创作量远不及同时期的山水诗、宫体诗等的丰硕。由表可知，南北朝时期五首以上作品的作家有三家:颜延之六首、鲍照五首、张正见五首，其余除谢眺的三首咏史诗外，多数诗人的咏史作品都只是一二首而己。且先不论这些以一二首诗见收的作家，就是作品相对较多的一些作家，其咏史诗的创作与其他题材的诗歌创作是难以比拟的，作有五首咏史诗的鲍照与其上百首乐府诗比起来相差悬殊，而其赠答诗数量也远远超过了其咏史之作。南北朝咏史诗出现的这一发展状况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咏史诗的特点所决定的。
永嘉南渡后，中国文学南北分流，南朝文学为当时主流，北朝咏史诗出现较少。本文重点以南朝的社会文化状况为背景进行分析。南朝四代更迭，但均为宫廷政变，社会破坏性不大，表面维持着长期升平的景象。出身士族的南朝文人在享受的同时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文学创作走向注重形式和艺术审美功能的道路。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也认为:“属辞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在思想领域，南朝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活跃的局面，儒、释、道三家合流，各种思想得以并存与发展。
在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南朝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过去的文论家把它概括为华丽绮靡，进几十年又称之为形式主义。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社会功能逐渐被淡化，而美学价值却逐渐被推崇。如果说两汉的经学家把文学变成政治和伦理的附庸，东晋的玄学家又让文学成为哲理的说明。晋、宋之交，文学走向本质回归，从历史和社会功用的栓桔中解脱出来，文学作品中对审美的空前强调和对语言技巧和艺术形式的刻意追求是这一时代文学最吸引人的两个重要方面。罗宗强认为:“刘宋至陈，文学思想的发展如果从大的脉络考察，它一直是沿着自建安开始的重文学特质、重抒情、重文学形式的探讨的方向发展的。”南朝文学在社会审美倾向的共同影响下出现了文学创作中注重自我抒情和艺术手法上，注重声律和谐浑然天成的纯文学的回归。而咏史诗一方面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引用和大量史事的铺陈，另一方面又承担着以古鉴今、借史言志的功能，咏史诗的这种本质特征在注重诗歌审美的南朝是很难成为主力的。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南北朝时期的咏史诗受到当时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诗歌创作并没有山水诗、玄言诗、宫体诗等繁盛，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诗歌类型，咏史诗还是以其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了文人士子的认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被正式确定下来，巩固了咏史诗的历史地位。梁朝萧统在其《文选》中收录了上至秦汉，下至魏晋、宋齐的诗文，第一次按题材类型把“咏史”归为一类，与“游仙”、“行旅”、“咏怀”等并列。这表明，南北朝时期对咏史诗这中特殊的诗歌类型，已经有了清晰成熟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