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字延年，琅娜临沂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公元456年)。颜延之性情率直，为人狂放不羁，他喜好饮酒，且总是出言不逊，往往会因此触怒权贵。他一生宦海沉浮几十年，但终究还是仕途不如意，然而其在文坛却显赫一时，并与谢灵运、鲍照等并称为“元嘉三大家”。
他一生创作众多，但绝大多数都己散佚，今不可查。现存其六首咏史之作，一为《秋胡行》，一为《五君咏》五首，这六首咏史诗是颜延之诗文创作中最令人瞩目的作品，是南北朝咏史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萧统《文选》把这六首诗均收录“咏史”。这六首咏史诗也是南北朝咏史诗的代表，对南北朝时期甚至唐代咏史诗的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下文就颜延之咏史诗特点进行分析，进而说明他的诗作在咏史诗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颜延之咏史诗《五君咏》，历来被认为是颜延之诗文的代表之作而备受推崇，牟愿相先生在其《小懈草堂杂论诗》中曰:“如寨衣下水，捧藕出泥”、“其妙绝人”。然此诗的成就不仅在其艺术技巧，更在于其创变之功。刘熙载在其《艺概》中指出:“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这一说法是不无道理的，事实上，颜诗所特有的表达方法和对历史人物特殊的吟咏方式，与前代的咏史诗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一种具有记传体性质的咏史诗。
这种提法为我们研究咏史诗的流变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可以说，颜延之的《五君咏》开创了传体咏史诗的先河。据《宋书》本传记载:“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及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黔。”颜延之创作此诗是在其被贬为永嘉太守之时，诗作以极其简练的语言对五君进行勾画，分别概括了五君鲜明的性格特征和品格节操，表达了诗人自己遭受权贵陷害的愤感不满。
《五君咏》是一组五言咏史组诗，由五首诗歌组成，分别吟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稽康、刘伶、阮咸、向秀等五人:（1）阮步兵“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勃!”（2）秘中散“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连流议，寻山洽隐沦。笃翩有时搽，龙性谁能驯!”（3）刘参军“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4）阮始平“仲容青云器，实察生民秀。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虚靓。屡荐不入官，一魔乃出守。”（5）向常侍“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秘亦凤举。流连河里游，侧沦山阳赋。”
由这些诗作内容来看，每一首诗吟咏一个人物，一君一咏，每君似成一小传。在诗中吟咏对象在开篇就已经出场，其后每一句交代人物的一件故事，故事不必详尽，点到即止，系事于人，接近于写人物传的结构。如《阮步兵》一诗，整首诗以“阮公”开始，主人公开篇即现，接着又从阮籍醉酒、作诗、长啸、越礼等几件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作简单概括，从而使阮籍本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种类型的咏史诗被当时的文人广泛接受，也为咏史诗在未来的发展拓宽了方向。受颜延之传体咏史诗的影响，后代诗人仿照其体也创作了大量的咏史作品。宋鲍照作有《蜀四贤咏》;梁萧统因其《五君咏》中没有山涛、王戎，故作《咏山涛王戎》和之;唐高适作有《三君咏》;宋代诗人张居正创有《七贤吟》等。传体咏史诗在简述大量历史事件的同时，因其无需对事件细节进行描述，作者可以有更广大的空间展现诗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感受，从而使描述史实与表达情感更好地结合，这在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