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拖了很久才读完，又拖到现在才写读后感。一看这本书的题目就知道，这是一本后现代史学的研究着作。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历史书写”的关注。简而言之，后现代史学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记载，只要是历史记载，多多少少都掺入了记录者的主观因素。就像《左传》这部书，我们以前总是习以为常地将其中的记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很多编撰者的主观意图。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内容的话，那就是：从《左传》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左传》的编撰者常常试图对历史进行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未必真的合理。这样说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书中谈到的例子。《左传》中有一个着名的故事，叫“卫懿公好鹤”。原文如下：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甯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卫懿公亡国的记载，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用“//”分开）：前一部分是关注点是“好鹤”，而后一部分的关注点是战场上的策略。其实，假如我们把前一部分删去，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看到，卫懿公是由于军事指挥失误而亡国的。然而加上这样一段关于“好鹤”插叙，整个故事的因果关系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暗示我们：军事失误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国君的失德。同时，我们可以还可以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试图向读者传达一种带有普适性的道德训诫：作为君主，不能玩物丧志，否则就会亡国。上述这些，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然而，这种解释真的合理吗？卫懿公真的是因为“好鹤”才亡国的吗？换句话说，玩物丧志就一定会导致亡国吗？我看未必。首先，从逻辑上讲，卫懿公亡国这件事，完全可以用单纯的军事原因来解释，甚至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其次，从历史上看，玩物丧志的君主也未必都会亡国。例如在明朝，天启皇帝整天就喜欢做木工，这也算玩物丧志了吧，但是却没有亡国；相反，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却逃不过亡国的命运。总而言之，《左传》中这种对于历史的“解释”，未必是绝对合理的。通过这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看似客观的历史记载，实际上蕴含着书写者对于历史的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的。当然，我觉得作者并无意于消解历史，而只是像我们揭示出文本中存在的这种微妙的现象。除了关于《左传》的具体分析外，这本书还带给我一些关于后现代史学的新感受。根据我的观察，很多研究者基本上将后现代史学，或者说“历史书写”理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划上等号。由此产生了两种人，一种是打着后现代史学的旗号对历史进行解构，不讲证据、不讲逻辑。这种人当然是肤浅的。不过说实话，我目前还没怎么和这类人接触过。我见过更多的反倒是另一类人，一提到后现代史学就如临大敌，仿佛只要一提“历史书写”就是不学无术的表现。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过于极端了。我觉得，《<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审视后现代史学究竟能带给我们哪些不一样的、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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