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洲历史上都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欧洲的农民起义往往会走向失败，不能够推翻封建政权，实现阶级流动并建立新的封建政权。欲透彻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从春秋战国到三大改造前，土地私有和买卖所引发的土地兼并一直困扰着中国，左右着一个朝代的兴衰。
纵观中国的封建社会，土地流向有很强的双向性，即土地在不断地集中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分散。土地集中很好理解，就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通过经济或非经济的手段使土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土地的分散相较于集中要更为复杂，朝代的更替，宦海沉浮，家道中落等都会引起土地的分散。每当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的时候都会发生战乱，造成人口锐减，大量土地闲置，短期内的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中国社会又会开始一个新的轮回。相对与朝代更替和一些个人不幸引起的土地分散，分家析产更为常见。汉代以后，中国在财产继承方面的长、幼、嫡、庶之别趋于淡化。大量拥有土地的富贵人家往往多妻多子，在经过几代人的瓜分以后，土地有再次分散。因此，古代中国始终存在大量拥有一定土地和财力的自耕农，能够在面对暴政时更好更迅速武装自己。
反观欧洲，自西罗马帝国灭亡，法兰克帝国推行采邑制（类似于中国的分封制）建立起封建政权以来，禁止土地的自由买卖，实行严格的爵位继承制度，土地的分散难以实现。各封建领主采取豪夺的方式不断地进行土地兼并，自耕农大量减少，沦为农奴。农奴在封建领主的庄园内劳作，受到封建领主的剥削，农奴的一切均属于封建领主，农奴缺乏反抗暴政所需要的经济条件。此外，各封建主之间相对独立，其庄园剥削的度各不相同。当某个庄园的农奴起来反抗暴政时很难得到其他庄园农奴的响应，加之各封建主之间有联姻，大封建主有保护小封建主的义务，欧洲封建主在面对农民起义时较为团结。而中国则不然，很多时候地主会煽动或加入农民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是一个地主加盐枭。
可以这样说，土地的私有和双向流动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方和日本，没有形成等级君主制，并且农民能够通过起义建立新政权的重要原因。诚然郡县制的推行和西周分封制引起的割据的后果所带来的恐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形成等级君主制的原因之一，但相对于土地的双向流动所带来的影响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后世的中国封建帝王并不都认为的郡县制优于分封制，那些偏爱分封制的君主进行大规模的分封，典型的有明太祖朱元璋和晋武帝司马炎。他们两个在政权稳定后，希望通过分封子孙后代，来拱卫其政权千秋万代，都有大规模的分封。但结果是出人意料地，与他们两个的初衷背道而驰，先后发生了八王之乱、靖难之役、宁王之乱。
除了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原因，自然灾害也是引发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欧洲尤其是西欧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温带海洋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等较为稳定的气候区，而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季风区，旱涝灾害频发，极易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