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今年最惨的是经济，现在觉得也许是水灾，但最后发现很可能是中国人的爱心。过去十年我们有多兴奋，那么我们就有多失落。，时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的王振耀称，汶川地震“把中国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然而，随着洪灾的肆虐，惊悚的消息传来：众多公益机构突然发现——筹不到钱了！筹不到钱了！筹不到钱了！公众参与筹款的热情寥寥，慈善表现几乎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就是今天线上举行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全国众多与会公益机构必须直面的现状和急需解决的问题。6月1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公开募捐，募集“赈济家庭箱”及其他救援物资。一个月时间，仅筹得13万余元，与60万元的目标金额相去甚远；壹基金“驰援南方洪灾”筹款，目标200.5万元，过了十多天，看下进度……也是一个大写的惨。这两家还是知名度颇高的公益头部机构，一些地方性的、中小型公益组织针对洪灾的筹款，结果更是惨淡。雨雨雨，急急急！命运多舛，新冠疫情未了，暴雨洪灾凶猛。6月以来，中央气象台连续30多天发布暴雨预警，创下近十年来连发天数的新纪录。洪水席卷贵州、四川、广西、湖北等27个省区市，截至7月12日，造成3789万人次受灾，141人死亡失踪，2.8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822.3亿元。进入7月后，水位不断突破历史各时间段的记录。一次和1998年相当的水灾似乎就在眼前。有志愿者形容救灾工作“前所未有”地艰难——此次洪水受灾面积广，持续时间长，社会动员力度却远远不够。为什么公众捐款不积极了？是中国人不愿意爱、不再相信爱了吗？筹款断崖式下跌，有公益机构筹款人归咎于“媒体报道不给力”，要么对洪灾报道失声缺位或不专业；要么将灾难“娱乐化”，什么撒网捞鱼、澡盆泛舟、街头看海，生生把水灾“玩坏”；要么把灾难报道政绩化，都已经是政绩了，哪还需要民众操心？首先，国内不少企业扛不住了。长久以来，企业是中国慈善捐赠的绝对主力。中国每年的社会捐赠，企业通常占到6-7成，个人占到2成左右。公益机构对企业捐款的过度依赖，被形象地称为“傍大款”。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慈善捐赠更多是个人捐赠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例，个人捐赠在民间慈善中占比一般在80%左右，和中国正好反过来。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6.8%，创历史新低，二季度艰难转正，但预估也仅为2%左右，这背后是中国企业满满的眼泪——停工停产、裁员降薪、订单骤减。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企业生存都成问题，哪来钱做慈善？其次，前期的疫情捐赠“透支”了未来。中国公益模式特点是大灾有大爱。几乎每一次重大灾害的发生，都会激发全民性的捐赠热潮。可以说，救灾慈善塑造了中国当代慈善制度的基础架构。只是疫情紧急关头，社会动员的太猛，谁也没想到洪水紧随其后，连官方都力有不逮，何况是企业和民众。抗疫捐赠，中国企业、个人真的很够意思。大量钱款、物资从四面八方涌入疫区，极大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截至4月23日，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捐款419.94亿元，物资10.94亿件，捐赠款物（含物资折价）相当于各级财政抗疫总投入资金的近1/3。包括腾讯在内的一大批企业身先士卒。武汉封城后，腾讯基金会设立了3亿元战疫基金，第一时间为前线抢购捐赠物资，两周后又将这笔基金升级为15亿元，在物资支援、技术支持、人员关怀、科学研究等领域提供了一揽子救援和保障计划。但过往经验表明，大灾激发的捐赠热潮往往会“透支”未来。汶川地震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年社会捐赠总量1070亿元，到，急剧下降到542亿元，几乎打了个对折。第三，经济衰退时期，社会捐赠额下降是一般规律。上半年，企业停工停产裁员减薪，不少人收入缩水甚至中断。爱心有余，财力不足，减少公益捐赠支出也就不足为奇了。体现到公益慈善领域，中国政府很强大，一直是抢险救灾和应急管理的绝对主体。不可否认，这体现了巨大的优势。但政府再强大，在某些方面依然无法完全替代民间的公益或志愿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此次疫情中，以科技企业为代表的互联网公益发挥的效用远远超越筹款捐物，在抗击疫情、维护社会运转等方面，展现出了较传统慈善组织更高的效率与灵活性。但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疫情初期，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公开指定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五家机构引发出的巨大争议。这种“倒退”，固然与疫情的特殊性、复杂性有关，但背后反映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政府对政社联动的不够坚定。承认政府的局限性，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民间社会组织才有发挥其价值的空间。最可怕的就是中国人不再相信了。往期精彩推股市又暴跌！奔涌吧，韭浪！一场大雨，暴露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正差距400亿烧出来的中国最魔幻县城！成就顶级行为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