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家宗师，受儒家之业，传孔子之学。
但是，面对同一个老师，同一个儒学，他们却阐释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孟子抓住了孔子的“仁”，得出了“人性善”的结论，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而荀子却抓住了孔子的“礼”，得出了“人性恶”的主张，强调社会对个人的教化。
孟子对个人修养可以夸夸其谈，但是对安邦定国却是束手无策，荀子纵横捭阖，指点江山，但对如何修身养性却没有过多的研究。
正因为此，孟子在当时怀才不遇，四处碰壁，“王道”思想备受冷落，但其强调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纳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灵魂；荀子在当时虽然风光无限，备受青睐，但其“霸道”路线却随着秦朝的灭亡而丧失了登上大雅之堂的机会，成为了古代帝王统治国家心照不宣的“秘笈”。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这个时候的周王室虽然式微，却还拥有那么一点“天下共主”的尊严和地位。作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孔子，自然对“周礼”还有那么一点点信心。这正是他以“仁”释“礼”的心理动力。
可是，孟子生活的年代就不同了，他生活在战国年代。这是一个“争于气力”的年代，是一个“狼性生存”的时期。诸侯各国已经由遮遮掩掩的暗地争斗变成了赤裸裸的杀戮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然用寥寥数笔带过了诸侯国之间的争斗，但那种血腥和野蛮已经让人触目惊心。比如，“斩首六万”，“斩首七千”，“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有的诸侯国为了对付其敌人，甚至不惜毁坏农田设施、堤坝沟渠，造成了生产的极大破坏和无辜生命的丧生。
总之，这是一个人性被扭曲到极点的时代，是一个四处充满肮脏和鲜血的时期。
孟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面对像动物一样厮杀和弱肉强食的争斗，孟子强烈地感到了人心不古和世风日下。
如果说孔子对“周礼”还存在眷恋和一点点希望，到了战国时代，这种希望的泡沫被彻底打破了。孟子的痛心可以想象：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滕文公下》
尽管孟子在此批判的是“杨墨之道”，但令他痛心的却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而造成的“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而战国时代，不就是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人吃人的时代吗？
所以，孟子认为，正是人心的堕落和良知的泯灭，才造成了人的野蛮。于是，深受孔子影响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堕落，并不是因为人心天生就是坏的，而是人善良的本性被物欲蒙蔽了，而拯救社会最关键的就是恢复人的本性和仁义之心。
孟子是值得钦佩的，在那个你争我夺的时代，他仍然没有对人性的美好失去希望。于是，他从孔子“仁”的角度，阐述了自己“性善论”的主张。
孔子没有对人性进行界定，而孟子却反复地强调“性善论”，这是因为当时时代太需要了。时势造英雄，孟子也是历史的选择。
作为孔子的传人，孟子认为孔子的思想中已经有了“性善论”的主张，就是关于“仁”的学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把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
对于“仁”，孔子说：“孝悌，仁之本也”，孟子也表达了同样的意义：“仁者，事亲者也”。
可见，孟子是抓住了孔子“仁”的核心的。 但孟子还不想局限于此，他要为这种“事亲”的伦理情感找到更为深刻的人性基础：“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
也就是说，仁义礼智这些东西，并不是外界强加给我的，而是发自人的本心，是人的一种自觉。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人身上都有一种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就固有的东西，那就是“良知”和“良能”。一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孝敬父母，长大了尊敬兄长，这些东西是学来的吗？
需要别人去教授吗？不需要！在孟子看来，这些都是人所固有的。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良知”和“良能”，正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爱心”：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正如水在本性上是向下流的一样，人的本性则是向善的。人性之所以是善的，在于每个人身上都有善端：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人身上的“善端”就像人的四肢一样，本来就是和人不可分割的，除非你不是人。 孟子还举了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我们看见一个孩子掉到井里去了，都会产生恻隐之心，毫无想法地救这个孩子，而不是先想到一些个人的利益。比如，我和这个孩子的家长是不是认识？
我把孩子救上来，能不能得到报酬？孟子说，如果一想到这些东西，就不是“不忍人之心”了。
既然人在本性上是善的，那么，后来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呢？
尤其是战国时代，为什么人表现出来的却是赤裸裸的恶呢？
孟子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后天的影响，正如《三字经》开头所说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人在本性上都是善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并不是他们先天的心性有所不同，而是出于君子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保存了自己的本性，而小人在后天的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本性：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
既然人的堕落是因为失去本心，那么，人所有的努力，不过是恢复这种本性，找回那放弃或遗失的本性，而不是灌输给人什么外加的思想。所以孟子说：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孟子·告子上》）
这一点与西方柏拉图的“回忆说”很相近。柏拉图认为，人原来生活在“理念”的世界里，那是绝对完满的生活。
后来人有了肉体，掉在了地面上，把心灵给玷污了，结果把原来的生活给遗忘了。
所以，要想恢复美好的生活，就必须把原来的一切回忆起来。这就是柏拉图著名的“回忆说”。
当然，西方是主“智”的传统，认为恢复“理念”的生活，最主要的是靠数学。
因为数学中的推理和演算基本上摆脱了物质形体的束缚，研究的仅仅是“点”、“线”、“面”这些抽象的东西。
而孟子这里的“求其放心”，和柏拉图的“理念说”差不多。
但中国文化是主“德”传统，孟子强调的不是恢复一种陶醉于智力活动中的生活，而是要做一个有道德人，恢复一颗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