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人小鬼大，时常对母亲撒谎，以骗取夸奖。我的这点心思，对于处事拿捏有度的母亲来说，一般是瞒不过的。但有一次，母亲却百密一疏，我的一句谎言，竟然让她犯上了“政治错误”。一家人都被我害惨了。一个周末的傍晚，在农村当民办老师的姐姐，突然带回一个乡下的小姑娘。她大约十六岁，身材丰腴，微红的脸庞充满青春的活力，好像一朵初放的蓓蕾。一个没人敢与之来往，生活平淡寡味，毫无生气的悲催家庭，迎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农村姑娘，就像“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让大家都高兴得如同荡漾在春风里。瞬间，快乐像沸水似地，洋溢了满屋子。这样喜悦的气氛，对我家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
那时，我的家乡和全国各地一样，“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对“四类分子”的管教，有一套特别严格的制度，其中有一条规定，“‘四类分子’，如果家有来客，或自己外出，都必须到当地政府去登记，否则严惩不贷。”向来安分守己的母亲，把我叫到她的身旁，小声地对我说：“我要给客人准备晚饭，没有时间，你赶快去和街长说一下，我们家来了一个女客人。”我是目睹父母扫大街，挨批斗长大的孩子，胆小怕事，而又不自信，非常害怕街道干部，但又担心母亲说我“只懂得吃吃吃，什么事都不懂得做”，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这种差事，就等于叫我“上九天揽月”，难也。我心里暗自打起了退堂鼓。可是，我已答应母亲了，现在该怎么办？不去行吗？我很纠结，忐忑的心儿，跳个不停。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经过反复思考，我终于鼓起勇气，朝街长家走去。我战战兢兢，躲躲闪闪地来到了街长的家门口，像小偷似地躲在一个角落里，犹豫不决，心想，“一条街道有这么多户人家，街长怎么会知道我家有来客呢？不说，应该没事。”几分钟后，趁周围没人走动之机，我像兔子一般，一溜烟儿跑掉了。回到家里，我装模作样地对母亲说：“我已经到街长那里登记了，他说‘知道了，有来报告就好’。”我怎么也想不到，仅仅一句谎言，就把我家的快乐，推到了痛苦的深渊。
那天晚上，天色慢慢地像乌鸦一样黑了，我家突然来了两个荷着长枪的民兵，他们以“查户口”为名，不由分说地把客人给带走了。父亲被吓得脸色发白，两腿像弹棉花似的不住地打战，不知所措；母亲惊慌得如同冷水浇身，瘫软在地上，许久才回过神来对姐姐说：“快，你马上追上去陪她，别让她受惊吓了。”被吓得呆若木鸡的姐姐，听了母亲的话，回过神来，抹着眼泪，跌跌撞撞地追到了乡政府。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客人被“验明正身”之后，同姐姐一起回来了。如此大动干戈的“拘捕”，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大世面的农村姑娘来说，无异于满月小儿听霹雳，吓得够呛。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低低的天幕，依然压着一重重恐怖的黑云，她就与我们告辞了。我想，“那天晚上，她肯定彻夜未眠，太委屈她了。这都是我的错。”我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与自责之中。嗨！我真后悔，当时不该抱有侥幸心，更不该对母亲撒谎啊！如果我能和母亲讲实话，她肯定会叫姐姐再去报告，那么客人就不会受辱，我们一家人也都不会在客人面前丢尽了颜面。一家人丢面子和受惊吓，都不算什么事，因为时间是可以把它们冲淡的。但是，我的父母被乡领导当作“无视法纪，不服管教”的典型，钉在“耻辱柱”上，成为改造“四类分子”，以及教育乡民的“活教材”，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到底什么时候，领导放过了他们，母亲也记不清了，她只告诉我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在诚惶诚恐中度过的。作为人子，把父母害成这个样子，于心何忍啊！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惨痛的事吗。
姐姐也被我害得很惨很惨。她是一个自然村的民办教师，原来在村子里是备受尊重的，不管谁家有喜事，都会请她去分享。自从那件事发生以后，全村人都知道她是地主的女儿，因而个人威信一落千丈，村民们或远而避之，或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原本和姐姐有亲密来往的人，也都不再理她了；村干部们琢磨着，准备更换她。这些都让姐姐九曲回肠，苦不堪言。一个姑娘家，受到了如此的冷遇，她的工作与生活有多难，是可想而知的。一个学期后，学区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十分体谅姐姐的尴尬处境，将她调到了另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尽管母亲也受了很多委屈，但她更在乎姐姐。姐姐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心疼地问这问那，并不断地责备自己“太疏忽大意了”。
姐姐倒是很宽容。她并没有怪罪于我，而是用“放羊娃撒谎而遭不测的故事”来教育我。她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教，让我深受感动，主动地向她敞开了心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抽抽噎噎，断断续续地对姐姐说。“知错就改，这才是一个好孩子。”姐姐说着并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给了我温暖与安慰。那时那刻，我似乎觉得自己比过去懂事多了。撒谎的惨痛教训，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我心灵的垂钟，时时提醒着我：诚信乃是为人之本，谁出卖了它，谁就会失去更多；谁守住了它，谁就会得到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