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在政治立场上，苏轼倾向于保守派，但并非他因循守旧，不为民着想。苏轼也主张革新，但在革新的方法与王安石存在分歧。王安石为人雷厉风行，进行改革是又快又狠，所定政策极为严苛，这必然会暴露一系列问题。苏轼则主张是循序渐进的改革，以民为本，以仁治国，他十分反感王安石的独断专行，对王安石多加讽刺。
当王安石主张兴办学校的时候，苏轼出来阐述前面留下的弊端和不可行性。苏轼主张让统治者爱才识才，兴办学校是劳民伤财。神宗虽然主张变法，但对苏轼的看法也点头称是，并且鼓励他多提意见。这让苏轼更加来了劲，不停地向神宗直言劝谏。当时王安石为了让新法得以顺利推行，对反对变化的官员大肆打压，可对苏轼却没有下手。苏轼却主动出击，呈上《上皇帝书》。洋洋洒洒九千字，阐述新法弊端，主张“君权民授”，并建议神宗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王安石得知后大怒，派人调查苏轼行事过失，结果一无所得。他反对神宗重用苏轼，希望神宗把苏轼派到远地做官。神宗很矛盾，一方面他主张变法，一方面又欣赏苏轼才华，便采取折中政策，派苏轼到风景优美的杭州做通判。
苏轼
苏轼一心为民着想，而王安石也并非奸邪小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变法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只是新法中的有些政策过于严厉苛刻，不符合实际。其出发点是想减轻国家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但在实际的进行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后世人客观地看，不管是改革派还是反对派，他们的主张都有其道理，王安石和苏轼只是政见上的不和罢了。王安石一开始不喜欢苏轼，想找苏轼的茬，没有找到证据，他也没有无中生有，足见王安石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沧海桑田，历经“乌台诗案”的苏轼和政治失意的王安石在饱尝人间辛酸后却成为了好朋友，两人摈弃前嫌，私交甚笃，成为文坛佳话。
在政坛不得意的苏轼来到了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杭州，这里远离政坛的纵横捭阖和尔虞我诈，有的只是莺歌燕舞和文人墨客间的吟咏对唱。初来杭州苏轼便就写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从此，杭州成了苏轼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欣赏他才学的人，有他欣赏的景，才子美景相得益彰。杭州通判是个闲职，一个让人羡慕的闲职，是朝廷对他带有笼络性质的放逐。
苏轼
苏轼也很坦然，每日诗酒书画，也落得个逍遥自在。这个时候，他的灵感也喷薄而出，不仅写出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等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句，也在深入底层群众后更深刻的认识到新法的利与弊。新法也不是一无是处，但在有些地方也确实给百姓带了深重的负担。苏轼常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表诉自己心中的郁闷之情，表面豁达的他其实内心深深忧愁，他也常在诗文中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决定了他后来回朝后更加坚定的反新法立场，同时也为“乌台诗案”埋下了祸根。
苏轼在杭州并非一事无成，在政治上也有颇多建树。他以文人性情处理政务，甚至把办公地点搬到了西湖边。他治理蝗虫，迫使高丽使者使用宋朝熙宁年号，一系列民政措施都深得民心。十八年后苏轼再次来到杭州任太守，更是办了一系列利民的工程，百姓爱戴他是一个好父母官，也爱慕他的才华。等到苏轼罹难，杭州百姓纷纷在街上设龛拜祭，为他解灾。
熙宁七年，苏轼在杭州的三年任期满。当时弟弟苏辙在山东济州任职，他自动请调到青岛附近的密州做太守。密州这个地方十分穷困，与杭州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官员俸禄锐减，苏轼不是贪腐之官，故他虽为一地长官，生活却过得十分清苦。他甚至食不果腹，常以杞菊充饥，但他自己却不以为苦，曾作《杞菊赋》，苦中作乐。真正让他痛苦的是他又一次在基层看到了新法给人民带来的负担，使人民生活困苦。
苏轼
当时王安石已经下台，曾经追随王安石的吕惠卿上台执政，又推行了一系列新法。百姓根本无法承受，密州一带饿殍遍野。苏轼尽力安置无家可归的孩子，却是有心无力，他的心沮丧而痛苦。这个时候他的作品更多的不是表现愤怒和批判，而是深深的无奈和叹息。这个时候他开始崇尚陶渊明，志在山水间，对现实隐隐有些逃避。
但苏轼终究是受过几十年正统儒家教育的人，他的理想是为国为民。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就此屈服。面对朝政弊端，苏轼不再选择逃避，而是积极迎难而上。他政治生涯的实干时期从徐州任上开始。当时他正值壮年，从此政绩建树颇多。在徐州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水灾。当时黄河决口，徐州城危在旦夕，富人们竞相逃亡。
苏轼为了安定人心，把富人全部赶回城里，自己亲自上阵，带人疏通水流。苏轼在治水方面也有着杰出的才华，他变堵为疏，东奔西走，过家门而不入，跟大禹没什么两样。洪水之围终于在四十五天后得以解除，黄河回归故道，在海州附近入海，洪水也渐渐退去。元丰元年，苏轼建黄楼庆祝，并亲作文刻碑纪念，在徐州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