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战国时卫国人，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任左庶长、大良造，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使秦国富强。后又因战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故称商鞅。孝公死，被公子虔诬陷，车裂而亡。商鞅之法，指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所制定的新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合并乡、邑、镇为县，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赋，按军功受爵，统一度量衡。
商鞅“徙木立信”，是一个流传悠久的历史故事，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相传战国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但阻力很大，老百姓对新政也有疑虑。商鞅为解除人们的疑惧，在国都南门树立一根木桩，宣称谁能将木桩徙置北门，赐金10两。但人们不信有此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谁能徙置，赐金50两。这时，果有一位手粗脚壮的大汉将木桩由南门搬迁至北门。商鞅当即给大汉赏赐黄金50两，以示不欺骗。随后颁布新法，表示要如徙木赏赐一样，取信于民。
对商鞅“徙木立信”之举，毛泽东虽有嘲讽，却也赞赏其良苦用心，肯定其立法内容，并称之为“良法”。他认为，商鞅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多半是由于“民智之不开”，并由此感叹国民之愚昧，感叹几千年来民众心智的闭锁和中华民族几近沦亡的悲惨。
毛泽东作文中的“三叹”是有感而发的：法令本来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老百姓唯恐不颁布好法令或虽颁布而不实行、不生效。如果法令好，他们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这样的法令，岂有不信之理？如果法令本身不好，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还会使人民担心其产生的危害，老百姓自然会竭力阻止这样的法令施行，你要他们相信也是绝不可能的事。这本是国家、百姓、法令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商鞅却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这说明当时这三者关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叹？
毛泽东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忧国忧民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上。《商鞅徙木立信论》可以说是毛泽东这一思考的发端。“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当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不好的法令就反对。而好的法令的实施和见到成效，又离不开政府和百姓的互相支持、互相依存。任何法令都存在着一个己群关系、公民权益和社会责任协调的问题，离开了这一点，则无论“良法”还是“峻法”都很可能于事无补。
这篇作文虽然只有400多字，却紧扣“立信”二字，从立法的角度论述法与民的关系。他说：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把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商鞅立法变革严惩奸邪以保护人民的权利，奖励耕织以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以树立国威，清除贫困衰弱，造福人民，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人民为何“立而不信”呢！原来是变法前的秦国政府早已失信于民，“黎民惧焉”，尽管执行者煞费苦心，人民依然“立而不信”。至此，毛泽东将笔锋折转，写道：人民中的守旧观念、胆怯心理，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