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追忆似水流年》

这本书为季羡林老先生在晚年写的一本回忆录，仿佛经历过文革的作者都是内心丰富，也许这就是作为文学大师的人生修养。

这本书挺薄的，但也花了一个月左右读完了。季老，虽在文中多次提到自己并不喜欢走动，但他认识的朋友那可谓是多啊，有沈从文先生、老舍、胡适、梁实秋、冯友兰等等，甚至连徐志摩也是他的好友之一，更有恩师一般的陈寅格先生，文中写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是，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格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这些都是季羡林先生生命中的贵人。

这里得格外说季羡林和陈寅恪。陈寅恪和季羡林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陈寅恪一生著作等身、博学多才，被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对季羡林有知遇之恩，季羡林也是非常敬仰陈寅恪；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有写到，有一次陈老回到北平，季老知道陈老喜欢和哪个牌子的葡萄酒，就不辞辛劳，买给陈老，只是表达对老师的一种敬仰。因为那个年代想见一面太难，再加上当时陈寅恪不在北平定居，在广州，难得回到北平，作为一生中最敬仰之人，这样做也是无不是一种慰藉。

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呆了十年，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修学，而这两位在他求学时对他帮助极大的便是上文说的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和西克教授，那是正是二战爆发，季老在欧洲的德国仿佛世事与之无关，学习了两门语言和研究了印度的佛学，学习了大量的典籍，这是季羡林先生，我想为什么成为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年吧。季老就相当于在那边搞科研，并且一呆就是十年，文中季老是这样描述自己这十年的“我在哥根廷十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痛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十年。国家为外寇入侵，加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午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诺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的飞机的轰轰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季老用词真的是神采奕奕，浮想联翩、神驰万里，我心中的想自己都不及季老的千分之一吧。我想想，我现在的年龄和当时季老的相差无多，并且我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季老所处的时代背景相比，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啊，真是时势造英雄啊，季老当时不畏条件艰苦，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求学，牵挂着家国但无得书信，数年之久，晚生实在发自内心的佩服，心里发声，只有以十倍的专心、十倍的努力，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父母，无愧于老师的栽培，无愧于季老先生的感悟。

当时季老1945年在哥根廷不久就要回到国内时，听说陈寅格先生在伦敦治疗眼疾，便非常之高兴写了封信告知陈寅格先生这些年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收获，这季老先生说纯属是好久没有和陈寅格先生见面（季老和陈寅格先生没出国前便认识了，是当时季老在清华读书，对陈寅格先生特别之仰慕于是去蹭先生的课，就这样熟悉起来了），并且身边并没有同胞与之交流，于是很是欣喜，写了这封信。但没想到的是，陈寅格先生就帮季老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到北大。回国后季老在南京暂居，并在俞大维官邸见到了陈寅格先生，阔谈之后，先生还特别嘱咐季老到鸡鸣寺下的中央研究院去拜访当时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之后季老如愿到了北大入职，在北大的时间里，胡适先生很是关注他，并提拔他成正教授，兼东方文学系的系主任，那时季老才到北大报到十多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