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谈到中国话剧,不得不提北京人艺;而谈到北京人艺,著名演员于是之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忆及前辈时,演员濮存昕说:“于是之先生无论如何是我们这行、我们这个专业系统中至高无上的一个典范。”
从《龙须沟》里的程疯子到《茶馆》里的王利发,从《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到《丹心谱》中的丁文中,他一生视表演艺术为生命,创造了多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于是之凭借表演天赋和超出常人的努力,成为了人们心中一位艺术标杆式的演员。
他的遗孀、现年94岁的夫人李曼宜记录下了世事沧桑中的相依相傍。25日,这部回忆录作品《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在北京发布,正式与读者见面。
青年时代的于是之(右)与他的夫人李曼宜
作品起笔自1949年于是之与夫人李曼宜的相识相知相爱,有爱情和家庭生活的甜蜜忧伤,更有于是之此后60余年里在话剧表演事业和个人命运上的艰难跋涉,道出了风光无限的演员生活背后那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在质朴平实,细腻动人的文字中,可看到这对伉俪贯穿一生的深爱和相互信任。
节选自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李曼宜/著
作家出版社
10月版
-作品选读-
是之的好友黄宗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解放后不久,他(是之)邀我去他家,并细声说道:‘我有个家了!’时为平房,尚非楼房。”宗江指的正是当年组织上分配给我们的那间小房。宗江认为屋子虽不大,却别有情调,“大概还是蜜月或蜜年期间吧”。
那时都是公家给分房,同时给配点家具。我们这间小屋是由一大间屋子隔开的,中间有一堵很薄的墙将两家人分开。小屋里只有一双人床、一书桌、一凳、一椅,再加上一个装有烟筒的小炉子。没有书架,更没有衣柜,只有两个蓝帆布包盛放我俩换洗的衣服——这也是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们被安放在床底下的一块木板上。这,就是我们的“家”。看起来虽有些简陋,但我俩都很喜欢它。
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就成了“一家人”了。可多年过惯单身生活的我俩一时还真有些不适应。这就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然后才能逐渐真正地融合到一起。譬如,他爱看书,这我是知道的,但他读起书来那股执着专注的劲头儿,我没见到过。开始时,我回家后看见他也在家,就兴冲冲地想把我这一天想到的事情告诉他,可得到的反应却很冷淡,他像是听进去了,又像是没听见。我很纳闷,难道他对我说的话不感兴趣?甚至脑子里闪出一句话:“怎么刚结婚人就变了?”后来,我慢慢才发现,就是在他认真读一本书时,或是在想一个问题时,尤其是在揣摩一个角色时,最怕人打搅他。这我就明白了,我想这是必要的,应该尊重他这个习惯,有什么事,等他休息时再说。谈恋爱那会儿,他能常找我来聊天,是他有意安排的时间呗,我想。
于是之在阅读间隙
还有,我发现他有时为了一些不太顺心的事,爱自己跟自己生闷气。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从供给制刚改成工资制时,每个人都按自己评的级别领到了一笔钱,大家都纷纷上街去商店里置办些东西。我们俩也揣上钱(像穷人乍富)出去了。因为过去手里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的钱,也很少进商店,所以也不知要买什么东西。事先我俩并没有什么计划,到了商店转来转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决定一人买一块“英格”牌的手表(那时也算是奢侈品了)。买完表还剩了不少钱,我们就回家了。一路回来,他就有些不高兴,也没怎么说话。到了家,一个人就唉声叹气,嘟嘟囔囔地说:“有了钱,都不会花!”一会儿就用拳头捶桌子,一会儿又捶自己的胸口。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劝他,又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才慢慢缓解了。
于是之(右)在《太平湖》中饰演老舍
他“生闷气”这个毛病发展到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有时就摔茶杯了。这毛病剧院的同志都知道,严重时还摔过暖水壶,这就是他发的最大的脾气了,他是不会跟人大吵大闹的。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来得的病有关,这是我逐渐才对他理解的。
1954年,我们有了儿子。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人艺的另一个宿舍去了——在东单北大街路西的一个院落(剧院的人俗称那里为“小旅馆”)。那里住的都是剧院中家里有孩子或老人的家庭,大约有十几户人家。靠南头的房子上边还搭起了二层小楼,上边只有两间房。我们被安排在靠里边的那间,屋子的面积比原来住的那间大多了。我们没添什么新家具,只为孩子买了个四周有栏杆的小木床。屋里地面虽说是地板,可那地板走上去,若是有分量的人或是走得急些,就会感到颤颤悠悠的,好像一跺脚就能杵到楼下去似的。我们在屋里只能轻轻地走。
有了孩子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件大喜事,但没想到却出现了麻烦事。大约就在我产后三天,医院背着我把家属请来了。是之很紧张,不知有什么事,请黎频大姐陪他一起到的医院。大夫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先天脑积水,可能活不长,即便长大了也是白痴,所以劝他们就把孩子留在医院,不用带回家了。是之一听就蒙了,他们只得跟医生说,等我们商量商量再说。这两个人正在医院楼道里商量怎么跟我说时,我无意中从病房里看见了他们,我就叫住他们说:“现在不是探视时间,你们怎么来了?”他们只好进到病房里,也没瞒我便把刚才大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这当然是意外打击,可我想,我还没看清儿子是什么模样就叫我“扔”掉,这说什么也不行。我们决定一定要把孩子带回家去。我说,等我的伤口一拆线马上带着孩子出院。他俩说“好”,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个果断的决定。
于是之在《茶馆》中饰演中年王利发和老年王利发(1979)
出院的当天下午,是之就请来了当时儿童医院的诸福棠院长。大夫检查了孩子的情况,主要发现孩子头顶囟门没长好,前囟和后囟是通的,用手放在头顶上感觉是软软的,在跳动。大夫只嘱咐说,孩子头骨还没长好,千万不要叫孩子大声哭闹。又说,不可能这么早就诊断是脑积水。就这一句话,让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接着我们便精心护理。我的奶水很好,按时喂奶,每天洗个温水澡。孩子夜里睡得很踏实,很少哭闹。在快要满月时,还是黎频大姐和是之带着孩子去了当时的中苏友好医院(今友谊医院),请苏联专家会诊,大夫也没确诊是什么问题,只给了维生素D滴剂,一次只吃一小滴(当时这药只有这个医院才有),要求每月去检查一次。记得还要给孩子注射父母的血,他们并不问我们的血型,只是皮下注射,每次量极少,共注射了七次。是之那时很忙,他只去了两次,其余都用的是我的血。每次都由一位苏联护士来注射。她的动作非常熟练,从我这里抽了血,马上就注射到孩子的小屁股上(因怕血凝固),孩子甚至都没感觉。很有趣的是,当护士把针拔出来之后,孩子才哭,他是以为要打针了,其实人家已经都注射完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治疗,大夫才确诊孩子为“严重软骨”,提出治疗的方案及护理应注意的事项,让我们心里都有了底。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里的大夫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他们与原来叫我们扔掉孩子的庸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的产假期满就要上班了,托朋友介绍请了一个保姆。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想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彼此搞好关系。开始我们请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小阿姨,她的妈妈也曾在剧院里给人看孩子,大伙反映还不错。这个女孩子叫世荣,长这么大还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干活很仔细认真。我们想应当帮助她学习文化,那时国家也正宣传并开展扫盲运动。当时我们了解到我家附近有个夜校,每周晚上有两三次文化课。于是我们就建议世荣去上学,她和她妈妈一说,妈妈也特别同意,于是她妈妈就主动提出,世荣上课时她来上班。这样就成了她们母女二人来看这个孩子。我们称她妈妈为“于大娘”。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那时就怕孩子将来是个傻子,所以想的都是什么“聪明”“伶俐”“聪颖”之类的字。最后,乳名决定叫“小伶”。入学后,是之给孩子起的名字叫“于永”。
世荣母女知道孩子从小体质较弱,所以照顾得特别精心,总是换着样儿地做饭做菜,还经常包各种馅儿的小饺子,孩子可爱吃了。那时我和是之还是吃食堂,儿子基本就交给这母女俩了。她们对小伶真是有感情,儿子入托时,她们哭得比我都厉害。到现在我都感谢她们娘儿俩!我们的儿子,虽然开始时叫人有些担心,但我们却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照顾。儿子后来成长得很好,给我们这个家增添了欢乐,带来了生气,使我们这个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于是之(右)在《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1980)
是之一般不大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从我们的通信中能看出他对儿子深深的爱。1955年我去天津演出,他6月13日来信说:
……儿子表现极好,对我极亲。只脸上被咬了一个包,已敷药。我有些咳嗽,我咳一声,他学一声。两天来儿子净学人,我叫“世荣”,他也叫。于大娘母女自加薪送礼后,表现积极,常常俩人俱来,今天于大娘还花一毛钱为儿子买一玩具,艾蒲编的公鸡,挂之墙上,儿子吹之,大悦。
6月17日他又来信,说:
小伶今天去红十字,九公斤半(去皮),一切均佳,阎大夫几乎没发表意见,只教多吃水果蔬菜,并嘱咐鱼肝油因天热易坏可不吃了。最后叫下月再去。就诊时儿子对听诊器兴趣甚浓,阎大夫听他肋下时,他以为人家胳肢他,便笑出声来。……儿子已学走步,可走一公尺,但状极紧张,如履薄冰。
6月27日的来信提到:
走路已有大进步,边走边歇几可横贯全屋,不扶东西。距离大约与我游泳能力相等。给买傀儡两个,小桶小铲一份,按肚子可响的小娃娃一个,但最爱玩的却是那把破铁壶,常持壶屋中漫步。
10月25日他出差去河北一带搞调查,接到我信后回信提到:
儿子情况,写得有趣,读时泛出他的小样子,兀自笑出声来。只“身体不错”一语,引我担心,你为什么不写“身体很好”呢?莫非又病了?小汽车已经买了,买时细一看才觉有趣,原来下面还有小轱辘四个,铁的。这样我就买了两个。……
他在外地一个人时就想儿子了。他在来信中说:
寂寞时我也曾打开提包把小伶的小汽车拿出来看看,但又马上放进去了。
孩子小车,每到一地必检查一次,在唐山地板最平,我还在地下玩了一会儿,两个小车一起走,跟大街上一样。现在为了不致挤坏,我总把它们放在我的毛袜子筒里。
原来我觉得是之对孩子的感情一般,并不是很关心,后来,尤其是看了他这些信以后,我觉得他对孩子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我俩都很忙,顾不上孩子。小伶在1955年底便被送进托儿所了,接着再大些就进了歌剧院的幼儿园。他小学上的是香山慈幼院小学,还是住校,就一直没在家住过。“文革”开始时于永已上五年级了。那里的学生多为干部子弟,当时有的孩子也要跟着闹,已经跑出去一次了,老师也管不了。而我和是之的情况更是自顾不暇,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学校很不放心,于是我们决定让于永转学到我母亲家附近的小学去了。从那时起,他就住在外婆家了,直到初中毕业。我们这一家三口住在三个地方:是之因为要“交代问题”,被集中住在史家胡同;我有时住在首都剧场,有时住在电台。偶尔一个周末,我们仨能在首都剧场聚会一次也不太容易,平时的沟通多靠在日历上留言。于永由于父亲的“问题”,初中毕业后一直推迟到1970年年底才被分配到北京齿轮厂当学徒工。从那时起,于永就住在工厂了,只周末可以回来住。如果我们仨能碰到一起,有时也想“犒劳”一下自己,吃什么呢?就是买上一斤排骨,清煮以后蘸酱油吃,吃得那香啊……三人在一起主要是听于永谈工厂的事情,是之很关心儿子的成长,也爱听工厂的生活,就这样边吃边聊,让我们感到“家”的温暖。
于是之
1984年,我们家有了第三代——于永和叶京的儿子苗苗出生了。是之特别高兴,忙着查字典要给孙子起个学名。他想,那年是鼠年,又是天亮前出生的,说,就叫“昊明”吧。“昊”——广大的天的意思,又与鼠——耗子的“耗”谐音,既表明了出生的时间,又记下了孩子的属性。为此,他自己非常得意。
1985年,文化局分给人艺剧院几套房子,应该分到房的人嫌离剧院太远,都不要这房子,我们捡了个漏。这房子的地点在海淀区紫竹院那边,分给我们的是四室一厅。这一回,是之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了。他说:“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西山的景色。”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可惜的是,他那时太忙,工作太多,每天早出晚归,在这个“新家”没待多少时间。
1992年,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经过再三申请,领导终于批准是之离休了。除了有时还要到剧院开会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他总算可以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了。我们常常迎着朝阳走到离家不远的紫竹院公园散步、锻炼;我练太极拳,他也学了一些。孙子上小学了,放学时,是之有时会去接,祖孙边走边聊,享受天伦之乐。
是之在他的书房里写了不少篇散文,如《祭母亲》《我和祖国剧团》《演长征》等等。他在这里还写了一篇最长的文章,那就是在他参与主编的《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一书中第四章的那篇——《论民族化(提纲)诠释》。那时他的病情正不断地发展,文章写得非常吃力,且没有了往常写作的自信。他每写出一部分,总要请他们一起写这本书的朋友来看看,把把关。他们肯定了,他才放心。这本书是在1995年年底出版的,书出版后,他的这些朋友并没有马上分开,而是决定要给是之出本书,除了把他已经发表过的文章集结起来,他们每个人还要写些文章“说说是之”。这就是那本《演员于是之》。此书于1997年出版。是之非常高兴,也很感激这些朋友。
《演员于是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1995年9月,他还为剧院的院刊创刊号写了篇发刊词,题目是《寄同志》。这也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那时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可能再为剧院做什么事了。他认为要“保持人艺的兴旺发达,就要有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应该是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摒弃低级趣味,志于献身舞台艺术;同时,还要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这就要求我们勤奋学习,全面地提高自身素质,跟上时代的要求”。这就是他留下的最后的心愿吧。
1999年,我因护理是之腰部受了伤,无奈我俩一起住进了医院。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当我们出院时,家里多了两个成员,即经市委批准,为是之请的两位护工——小胡和小焦。她们在我家住了十多年,直到把他送走,真像我们的亲人一样。
紫竹院的房子两面都临街,刚搬来时这里还人烟稀少,没过几年便逐渐繁荣起来,到处盖楼,每天运货的大卡车往来不断,不仅声音嘈杂,空气污染也特别厉害。叶京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跑了好多地方去看房,最后发现朝阳区百子湾那处房子比较理想,于是我们再一次下决心搬家了。
于是之题赠友人书 “寿而康”
当我们准备搬家收拾东西时,我在是之用废了的一些宣纸中发现了他写的一幅字。纸不大,只有三个字——“学无涯”,很完整,尤其是落款的几个字触动了我。落款是:“八三仲秋以残墨抒真情”。这让我想起了他的一段话。他早年失学,对有真才实学的同行们总是由衷地尊敬,并以博学为荣。“学无涯”,确确实实是他抒发的真情。我很爱这幅字,就请人把它裱好并配上镜框,搬家时就把它挂在了我们新家的书房里。我想,我们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权把这幅字当成我家的“传家宝”吧。
我们是从6月开始陆续搬到新家来的。那时,是之又一次住进医院。,他在这个新家里过了八十岁的生日,市里为他出了一本相册,剧院着手准备给他拍摄一套录像集作为纪念。遗憾的是,他没能在新家楼前的小花园里坐一坐,享受一下宁静的生活。从起他就又住进了医院,再也没能回来,直到1月彻底离开了他心爱的家。他人虽已走向远方,但他那真诚的为人、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和忘我地读书学习的精神,却留在了我们的家里,我们会牢牢地记住这些并传承下去。他写的那幅字——“留得清白在人间”,也正可以说是文如其人。
晚年于是之与夫人李曼宜
现在于昊明和崔硕在10月间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儿,我们家有了第四代了,全家人非常高兴。“就叫‘可心’吧!”她奶奶(叶京)说。学名叫什么呢?可心的爸爸妈妈和全家人商量了之后决定取名为“于皛月”。“皛”原为是之(可心的太爷爷)最初的学名,这里沿用下来,就作为我们家的传承吧。
新媒体编辑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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