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业的跨境医疗中介的兴起颇具戏剧性。
,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国内病友购买印度抗癌药被提起诉讼,自此,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开始逐渐为国人所知。最终,陆勇案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做终,“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故事却推动了医疗旅游中介的诞生。
最初,这可算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印度仿制药巨大的价格洼地,以及未在国内注册的药品被视为假药的法律规定,共同催生了患者海外购药需求。小心翼翼避开法律红线的医疗旅游公司,打通了印度医疗市场,通过收取单程数万元的服务费,在鼎盛时期每年可以赚得数千万元的收入。
一年赚了一千万
杨晨是国内最早开始印度医疗旅游生意的一批人之一。
,由美国吉利德公司开发的第一代丙肝新药索非布韦问世,将丙肝的治愈率提升至90%以上。此时,中国约1000万的丙肝患者还在受着病毒的侵扰。
药学专业博士出身,杨晨比别人更早看到丙肝药品在中国的价值。然而,彼时索非布韦在国内上市仍然遥遥无期,近60万的药价更把绝大多数患者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在距离中国不远的印度,由于专利强制许可的存在,吉利德的丙肝新药于在印度以国际药价1%的价格上市,并与迈兰(Mylan)、兰伯西(Ranbaxy)等11家印度仿制药企达成专利转让合作。
陆勇案不仅没有阻止国人出境购药,反而促使越来越多患者将治愈的希望投向印度。4月,杨晨到印度考察,发现当地的药品确实便宜,当时他觉得“这件事(印度医疗旅游)肯定能成”。
从印度回来后,杨晨创建了康安途医疗旅游公司。初期,杨晨自己做了一个网页,介绍索非布韦和印度仿制药,并附了一些科普文章。不久后,他就开始陆续收到患者的咨询电话。“电话咨询的数量一天天增加,最多的时候每天七八个小时都在回答客户的各种问题。”杨晨回忆。
6月12日,杨晨至今清晰地记得,在这一天他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在他的带领下,南京的丙肝患者刘女士在印度花了6000多元买到了一个疗程的索非布韦,而他则赚到了一笔18000元的服务费。
此后,客户数量呈直线增长。“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做成了几十单生意,我和股东们的后顾之忧可以说完全解除了。”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生意最好的时候,他每个月发3个旅行团,每个团三四十人,“我们租一辆大巴车,很壮观,跟上港足球队似的。”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杨晨又陆续在北京、吉林等地设立办事处。一年以后,杨晨的公司就赚到了近1000万的净利润,并拿到了一笔1200万的融资,公司估值过亿。
“人工带回的方式是最安全的”
尽管国内大批患者存在真实需求,但中介机构想要把需求转化为一门生意,需要小心翼翼避开法律红线。
早年,“抗癌代购第一人”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廉价抗癌药品,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尽管后来检察机关对陆勇不予起诉,但该案件清晰地提醒着中介机构不可逾越红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进口,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依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
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为了不踩到法律红线,康安途等海外医疗中介只为患者搭建购药渠道,收取服务费,而药品交易直接在患者和国外医院之间进行,中介机构不经手药和药费。
春雨国际CEO熊娟则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为了防范法律风险,机构一般会建议丙肝患者出国购药,如果是通过远程问诊方式,通常的做法是给病人的直系亲属一份委托函,由亲属凭处方在国外买药,人工带回,而这些后续的药品买卖环节都跟中介没有关系。
“人工带回的方式是最安全和最合规的。”熊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根据目前的海关规定,患者凭处方,可以携带合理数量的自用药过关。
小心翼翼地不触碰法律红线外,仍有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困扰中介机构。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病人出国买药一般会“照着极限买”,但当出现耐药、换药等情况时,药品却不能在国内进行二次销售。
“一次,一个丙肝患者买了两个疗程的药,结果吃了一个疗程就好了,剩下一个疗程的药死活要退给我们。”杨晨感到困扰,收了病人的药,可能涉嫌违法,不收,又要面临病人的各种“威胁”。无奈之下,他只好自掏腰包和病人“私了”。
打通印度医院
海外医疗旅游中介,一方面要获得国内客源,另一方面要与国外医院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前者不易,后者同样曲折。
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起初考察时,印度医院从来没有收治过中国病人,而促使印度医院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动力,主要是通过后者为其导入客户。
渐渐地,杨晨与印度阿波罗医院、Max医院等高端私立医院达成合作。但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印度医院非常有动力对中国病人进行打包收费,安排中国病人做各种各样的化验、体检,每人收费几万元。”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国患者的目的往往很明确,就是买药,患者和医院利益存在明显的冲突。
杨晨不得不试着绕过医院,直接与印度医生合作。他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起初,通过一些“绿色通道”,与中介机构有合作的印度医生可以在某一时间段内只服务中国患者。
随着海外医疗旅游的发展,从前较为灰色的服务模式开始发生转变。事实上,许多海外医院已经开设国际门诊部,以印度富通医院(Fortis)为例,该医院针对国际病人可以提供医疗、旅游、翻译、住宿、信用卡等一系列服务。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医疗旅游公司与国外医院通过合同形式进行合作,在年度框架下,印度医院按人头收取诊费和必要的检查费,而中介机构则对患者收取服务费。
中国患者赴印医疗旅游的目的地相对集中。以丙肝为例,中介机构提供的医院集中在印度富通医院(Fortis)、阿波罗医院(Apollo)、阿特米斯医院(Artemis)等私立医院。对此,熊娟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印度私立医院较为发达,且国际部更为开放,而中国客人往往不太接受小型私立医院,因此合作医院相对集中。
几年间成百家机构倒下
面对巨大的市场蛋糕,越来越多竞争者争相入局。然而,自医疗旅游兴起,无数家机构悄无声息地兴起,又悄无声息地衰落,真正能存活下来的,也都在寻找新出路。
杨晨回忆,公司成立半年后,他发现市场上类似的公司多了起来。由于服务模式类似,获客途径相同,各家的竞争优势并不十分明显。价格战成为吸引患者的主要方式。“你5000元我4000元,我4000元你3500元,没办法。”
第一财经记者查询海外医疗旅游网站发现,以丙肝为例,目前海外医疗旅游主要提供远程医疗和赴印医疗两种服务,其中,远程医疗费用低至4800元左右,最高在1万元;而赴印医疗的费用则在3万元左右,包括往返机票、食宿、全程翻译、预约专家问诊、诊后随访及短途旅游等服务。
随着丙肝市场天花板的到来,杨晨公司业务也再不复起初那样红火。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公司每个月只能发一到两个医疗旅游团,每个团基本只有3~5个人。
同样的情况不止一家,熊娟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丙肝病人跨境医疗的数量正在衰竭。“肝病跨境医疗真正爆发的年份是,顶峰在。”与康安途情况类似,,春雨国际每个月会送60~100个丙肝患者到印度,而现在,丙肝已经不是主要业务了。
熊娟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跨境医疗旅游业务存在波段,如果仅限于单品类产品,天花板很低。“丙肝在~出现了2年的爆发期,在这个周期里面,确实很多人赚到了钱,但现在这个周期已经接近尾声。”
事实上,随着中国跨境医疗旅游行业的发展,中介公司早已摆脱了以单一病种为主的模式,将业务拓展到了癌症、生殖辅助、体检等多个领域。并且,伴随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美国、德国、日本等地成为医疗旅游的新目的地。美国斯坦福研究机构调研显示,全球医疗旅游收入预计在达到6785亿元,而中国将成为世界医疗旅游的主要客源国。
熊娟认为,跨境医疗是个需要打磨的慢生意。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跨境医疗市场总体呈现低频性。“中国单病种病人到美国看病的总数在3000人左右,在国外做试管婴儿的总体不到2万人,去日本体检的也在小几万人,如果仅限于单品类,天花板是很低的。”
当前,价格不透明、专业能力不足仍然制约着医疗旅游中介发展,在熊娟看来,中介机构必须要通过加强专业属性来提升获客能力。
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医疗旅游中介传统的获客方式主要是互联网推广和熟人介绍,为了提升竞争力,必须开发一些其他机构做不到的功能。为此,他和团队用两年时间开发整理了包含全球38个国家近百万种药品价格的数据库,同时把这些国家的标准临床指南通过图文形式讲述给患者,一方面推动价格的透明化,一方面帮助患者更好地进行医疗决策。
另外,针对目前医疗旅游费用较高问题,熊娟认为,远程医疗将成为一种解决思路。“运用远程技术,可以把患者和海外医院的距离进一步缩短,降低费用,普适更多人。”
“几年间,成百家机构起来,成百家机构倒下,这几万人的蛋糕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去抢占的。”熊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