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圣经考古的内容有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因为内容比较难，花时间也很多，而且看起来也很累。但是目前还是准备坚持一下。基本的原因有这么一个。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惊悚的标题，什么诸如考古发现了圣经里记载的巨人之类的，然后附上几张假假的照片。然后引来不明就里的弟兄姊妹一片赞叹和转发，然后又是一阵辟谣。
八卦的兴趣人人有，但是这些不可靠的东西能否拿来用作信仰的旁证呢？这种反复的鸡血+辟谣方式着实让人厌倦，也会给人留有一种不好的印象。随口说一个结论是容易的，而定下一个结论却是困难的。如果真的是严肃和认真对待的话。所以，今日的文章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看见，考古是一个严谨的活，结论并不是那么容易下的。虽然容易下的结论更吸引人。
另外，今日文章中提到了《四福音合参》和《犹大福音书》这些都是早期基督教团体里面流行的文件。不是新约正典，不是新约正典，不是新约正典。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免得大家误会本站立场。
圣经考古评鉴夏季版
我们经常听到学者们声称这本或那本“约翰福音”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200年”。但是专家们怎么能如此肯定呢？答案令人惊讶，他们通常做不到！
奥西林丘斯 寻找纸莎草纸 牛津大学
寻找纸莎草纸。“纸莎草纸的细水很快就变成了洪流，”格伦费尔回忆道，他和亨特一起，于1896年开始挖掘古埃及城市奥西林丘斯。为了寻找古典文学作品，这两位英国人很快意识到，他们发现的绝大多数都是公共和私人文件。在这些易碎的珍宝中，还有一些最古老的新约手稿。
有些古代文字确实标有确切的日期。专家们称之为“档案”，即收据、契据、纳税申报单、政府官方公告--以简短的非文学文本形式--通常会保留它们被誊写的日期，就像今天的档案一样。因此，我们通常可以知道精确地址到文件到底哪天写的。但是，当涉及到包含早期基督教文学的手稿时，比如新约的著作，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中世纪晚期希腊语圣经手稿的一些副本确实给了我们一些日期，这些日期要么在扉页上，要么写在誊抄经文的抄写员写给读者的简短笔记上。但是，但扉页上写日期这种形式，只有在9世纪的希腊圣经手稿中才变得普遍。我们如何确定早期的纸莎草纸文献和羊皮纸书籍的日期？
杜拉-欧罗波斯 幼发拉底河上的大熔炉. 里安·泽格斯，CC-BY-2.0。
杜拉-欧罗波斯于公元前303年作为塞琉西要塞建立，在罗马时期发展成为汇集了基督徒、犹太人和多神论者的多语言社区。在那里的挖掘发现了多个异教徒的神殿，一个有着非凡人物绘画的犹太会堂，可能还有已知的最早的基督教家庭教会。
有时我们有线索帮助确定手稿被复制的最早或最晚日期。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有些手稿出自比较可靠的考古背景。叙利亚城市杜拉-欧罗波斯(Dura-Europos)在公元256年被洗劫，此后被遗弃。在城西城墙附近的瓦砾中，挖掘者发现了一份希腊文的四福音书合参的副本(一份融合了四部福音书文本的手稿)。由于它的考古背景(城市被毁的时间是确定的），它的年代下限（terminus post quem），也就是最晚的可能的日期，是公元256年。就是说它是在公元256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抄写的。早了多长时间，这还是个争论的问题。
四福音合参 四福音合参残片. Dura-Europos
福音合参。这份羊皮纸手稿片段包含希腊语福音文本。但它并不对应于任何一个福音正典。相反，它混合了四福音的所有元素，协调了正典的版本。它是在杜拉-欧罗波斯(Dura-Europos)未受干扰的情况下发现的，我们知道它是在公元256年被洗劫的，它可以安全地追溯到那年之前。它有时被认为是基督教作家塔提安的作品“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的复制品。
在其他情况下，手稿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确定日期。一份来自埃及城市Oxylynchus的纸莎草抄本，编号P.Oxy.L 3529，是狄奥斯库若(Dioscorus)殉道故事的副本，狄奥斯库若在戴克里先(公元306/307年)被杀。因此，这份手稿有一个年代上限，最早的日期是公元306年，也就是狄奥斯库若去世的那一年。至于是狄奥斯库若多少年后被抄写的，无从得知。
有时重用书写材料对确定日期会很有帮助。文字写在卷轴而不是抄本上会很容易被重复使用。因此，一卷带有文学文本的卷轴可能会被翻过来，写上标注了日期的文档，反之亦然。对于抄本式的书籍，有时会用标注了日期的文件，通常是较旧的废纸，来制作皮革封面。以Nag Hammadi Codex VII为例，一份日期为公元348年的文件给了我们封面(可能还有抄本)制作的最早日期。
废纸当封面 Nag Hammadi发现的抄本
NAG Hammadi档案馆，克莱蒙特学院数字图书馆。
最著名的早期基督教手稿发现是在1945年，地点在埃及南部的纳格·哈马迪(Nag Hammadi)附近。由12本纸莎草书和一本松散的卷轴组成，Nag Hammadi 抄本包含各种基督教材料，包括著名的多马福音。像其他早期书籍一样，这些抄本都装在“旧纸”充作的封面里。当这些废纸莎草纸含有过时的文本时，它们提供了可能的抄本产生的最早日期。图为CODEX VIII的封面。
所以像这样的手稿相对来说是可以确定日期的。它们有一个固定的点，要么是年代上限，要么是年代下限。但这些都是罕见的例外。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们依赖于古文字学，即对手迹的比较分析，试图给罗马时代的文学纸莎草文献确定日期，从广义上讲，古文字学是研究古代文字形式的学科。虽然古文字学的学术领域涉及书写和出版的方方面面，但对大多数圣经学者来说，希腊古文字学的主要兴趣，在于古文字学可以为那些没有标注明确日期的犹太和基督教著作确定日期起到作用。
给未标明日期的样本确定日期，这是古文字学的用途。而这种用途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图形相似性通常等同于年代上相似性。因此，古文字学年代测定的过程看起来很简单：有几种普遍接受的书写风格，通常把日期未知的手稿首先被归类为其中之一。然后，采用种风格的最早的样本和最晚的样本，他们的可靠日期，就可以为这部未知时代的文稿框定日期范围。
希腊文手写变体 希腊文书写字母表
摘自E.M.汤普森：“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学导论”，纽约：伯特·富兰克林，[1965]，第147页。
手写变体。由于笔迹代代相传，古文字学，即研究古代书写形式，可以帮助为原本没有日期的手稿指定日期。古文字年代测定方法的精确度到底有多高，这是学者们产生一些分歧的一个原因。
虽然所有的古学家都同意这一普适的方法，但他们对这种方法的精确度存在分歧。根据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团体的说法，精确追踪特定文体的兴起、完善和衰落是可能的。这些古文字学家认为，他们不仅可以将一份未注明日期的手稿归入一个文体群，还可以将其归入一个特定的年代点，在该文体的演变过程中，有时窄至25年甚至。
然而，其他古学家对这种推论方式和如此严格限制的日期范围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所谓的写作风格的兴起、完善和衰落的框架是建立在极少数确定日期的基础上的。他们还强调，书信构成上的细微差异，与其说是显示出时间意义上的兴起或衰落，不如说可能是地域差异的结果，或者是个别抄写者的能力、年龄或个人倾向的结果，因此，不能表明写作的日期。
第二批考古学家将强调抄写者的工作年限相对较长(30年并不少见，超过45年也不是闻所未闻)。他们还会注意到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写作风格在几代人之间的持久性，以及抄写者具备以不同时期风格写作的能力，这些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最后一点尤其让人犹豫，因为它挑战了图形相似性必然等同于时间相似性的关键假设。
这一关键假设也因一种叫做“仿古主义”的误导性现象所质疑。比如，有时我们有看起来非常相似的具备可靠日期书写样本-但实际上是相隔几个世纪产生的。
纸莎草堆. Oxylynchus的垃圾堆. 牛津大学
Oxylynchus的垃圾堆产生了大约50万份纸莎草纸碎片，也是大多数具有已知出处的新约圣经纸莎草纸的来源。这些圣经手稿在古代就已经被基督徒自己当作垃圾丢弃了，它们提出了早期基督徒如何对待他们的神圣经文的问题。
事实上，P.Oxy编号3529(前面介绍的狄奥斯库若副本)的编辑指出，这个手稿的写作类似于另一个Oxyrinchus纸莎草纸，P.Oxy编号246，这是一份文件有一个明确日期是尼禄，即公元66年，内容是牲畜登记。编辑进一步指出，这会导致“建议P.Oxy 3529定为早期罗马时期”。但我们明明知道它是在公元306年以后抄写的，这表明这种文风已经使用了两三个世纪。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古文字学家给出未注明日期的手稿的确定日期方面犹豫不决，因此对可能的日期给出了更宽泛的范围。对于古文字学来说，底线是这样的：我们有信心对手稿给出的日期，范围在这个日期的一两个世纪内。如果仅仅基于古文字学，小于等于50年的日期范围是值得怀疑的，小于等于25年日期范围只是一厢情愿。
放射性碳分析呢？少有早期基督教手稿是这样测试的，因为分析需要销毁一小块手稿。即使是放射性碳测年也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精确。生物从大气中吸收放射性同位素碳-14：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动物通过消耗植物吸收。当生物死亡时，它们停止吸收新的碳-14，死亡有机体中存在的碳-14开始以规则的速度衰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速率，所以我们可以计算出这种有机体死亡的年数。计算假设大气中的碳-14水平是恒定的，但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测试已知年龄的材料，主要是年轮，来确定给定年份大气中的碳-14含量。它们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并用来创建校准曲线，将我们的计算结果从“当下以前的放射性碳年”转换为一系列日历上的日期。然而，如果你看其中一条校准曲线，你会注意到它不是一条细线，而是一条宽的条带，这反映了放射性碳年龄测定的不确定性。
当一个物体的日期在几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内存在争议时，放射性碳分析的最令人信服的结果就会出现。都灵的裹尸布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当时存在的问题是，这块布到底可以追溯到耶稣时代还是中世纪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在不同的实验室进行的多个样本测试得出的结果表明，亚麻布的年代是公元1260年到1390年之间，也就是裹尸布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的时间。因此，对裹尸布的放射性碳分析证明，它是13世纪或14世纪的产物，而不是一世纪的产物，这让清醒的观察家们感到满意。
要想确定较小的时间间隔就更困难了，这往往就是我们想对早期基督教手稿所做的事情。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例如，当“国家地理”在复活节期间大张旗鼓地出版了“犹大福音”(Tchacos Codex)的译本时，该杂志备注该抄本进行了放射性碳分析。分析得到的日期通常被媒体报道为“大约公元280年左右，正负60年。”但国家地理没有公布测试的实际数据。
关于这项测试，我们掌握的有限信息是，“国家地理”报道的“平均日历年龄”是通过将抄本页面上提取的样本和从用作抄本皮革封面填料的纸莎草中提取的样本的平均结果确定的。由于书籍封面上的纸莎草纸通常是废料，在用作皮革封面的填料之前早就已经被造出来使用了。而事实上，封面上的这种材料也产生了该批次鉴定最早的放射性碳年代。将这些片断纳入统计平均数的制作，歪曲了抄本构建的年代，使年代提前了。
Tchacos抄本. 犹大福音书. 沃尔夫冈·里格(Wolfgang Rieger)，公有领域。
“Tchacos 抄本”中的犹大福音在首次公开时引起了轰动。据报道，该抄本的放射性碳分析断定该书的年代约为公元280年左右，误差正负60年。但由于分析也包括了封面上更老的废纸莎草，结果是有问题的。这部手抄本更有可能来自4世纪。
如果分析中省略了封面上的材料，就会得出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末的一系列日期。这个经过校正的放射性碳范围与Tchacos抄本的古文字分析有更多的重叠，后者倾向于将文字归结为4世纪或5世纪。因此，人们经常看到报道的Tchacos抄本“公元280年±60年”的日期可能是错误的。
我想澄清的是，放射性碳分析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它给考古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些早期基督教手稿按照古文字学鉴定出来的不同日期间相差多达三四个世纪，放射性碳分析在这些情况下将特别有用。然而，当谈到古代手稿时，即使是放射性碳分析也不一定是人们有时认为的灵丹妙药。如果进行得当并准确报道，这种分析会在确定早期基督教手稿的日期时，增加重要的数据，可以与现有的考古和古文字证据一起考虑。我们需要的数据越多越好。
那么最早的基督教手稿有多老呢？
们掌握的证据和对我们掌握的多重年代测定技术的正确理解表明，许多人声称的关于最早的基督教手稿和我们实际知道的事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Dura-Europos 福音合参, 抄写与公元256年前的某个时间, 是实际上最早的，时间可靠的基督教手稿。
著名的“瑞兰德图书馆约翰福音”(Ryland Library Gospel Of John)是一份小型纸莎草纸碎片，有时被吹捧为最早的基督教手稿，日期为“公元125年左右”，实际上只按它书写风格来确定的日期，而这种方法不能把这份碎片归入到如此狭窄的范围内。事实上，瑞兰纸莎草纸的书写风格一直延续到了3世纪。因此，虽然Rylland纸莎草纸(和其他一些零碎的基督教纸莎草纸)可能比Dura-Europos羊皮纸更古老，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测试，我们就不能确定。
这个故事想要表达的精神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知识的不确定性和我们方法的局限性（就是对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保持诚实），才能继续建立关于我们最早的基督教手稿时代的更可靠的知识，甚至形成关于新约的创作和传播的结论。
名词解释
犹大福音
基督教早期著作。其观点曾被古罗马高卢地区 Lugdunum主教Irenaeus，在公元180年前后写成的《反异端》（Against Heresies）中指责为异教观点。后失传。内容久不为人所知。20世纪70年代，其抄本在埃及El Minya省附近的沙漠中出土。经辗转流传，于2001年被送到瑞士Maecenas古代艺术基金会进行整理、翻译。之后移交埃及开罗科普特博物馆。
四福音合参
殉道者犹斯丁的门徒塔提安（Tatian，生卒年不详）则在二世纪下半叶，根据约翰福音中犹太节期的顺序，编纂了第一份包含四福音内容的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将原先四福音的篇幅缩减為原来的四分之三，同时协调了其中不一致之处，这份作品可视為教会内协调四福音内容最早的尝试。然而，塔提安后来因神学的原因被判為异端，连带造成教会内禁用这部四福音合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