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童年时放浪形骸，不服管教，痛恨那个时代刻板的教育方式。但他到二十七岁时，有了长子，而且本家哥哥们都已经科考成功，开始为官做吏造福地方，他这才开始焦虑，正儿八经地发奋读书了。苏洵虽然起跑晚，但一样能文声大噪，不被后来自己的两个儿子完全盖住，也是很厉害的。而至于弟弟苏辙，则是和苏轼从小长大的、关系最亲密的血亲及朋友。这一点在此后苏轼大量的书信及作品中都得到了证实。
不管此后的一生当中如何顺逆荣枯，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总是苏轼创作的灵感源泉。苏轼在25岁那年（1061）去陕西凤翔做官，苏辙为了陪伴父亲，选择留在京城，因此只能送兄至郑州便需折回。这是兄弟俩人生中第一次分开，他有些感慨，写了一首诗，赠与兄长，其中有一句：“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而苏轼后来回了一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包括我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是苏轼在就任密州期间，由于七年没有见过弟弟而在中秋节写下的怀念之作。
苏轼曾经对自己的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被称为“百姓之友”的苏轼，和尚道士，贩夫走卒，歌妓名伶，没有他不能聊的人，他的性情就是这样豪放旷达。
苏辙和自己的哥哥完全不同，他生来恬淡冷静，稳健务实。所以他经常“鄙视”哥哥，劝他不要瞎交朋友。但二人的确政见相同，亦师亦友。苏轼曾经称赞过弟弟，说宋代文坛能和自己一决高下的也只有子由了。苏轼去世后，苏辙也给兄长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2. 眉山镇青年苏轼的家乡眉山并非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但无数到过此地的文人墨客都称赞它是一个宜居之城。这里是去成都的必经之路。乘一小舟，自岷江逆流而上，眼见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便开放，实为一个平安喜乐的小城。四川人民自古吃苦耐劳，机警善辩，而且他们保留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及发明。眉州人更是有“难治”之称，这里的人长于辩论，喜写雄辩之文，好让自己的思想在世间激荡。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是培养才子的最佳土壤，更别说天资就很聪颖的苏轼。
苏轼八九岁的时候，父亲上京赶考，母亲程氏就在家里管教孩子。程氏也是世家大族之女，教儿子读《后汉书》的《范滂传》，提到后汉时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是培养才子的最佳土壤，更别说天资就很聪颖的苏轼。苏轼八九岁的时候，父亲上京赶考，母亲程氏就在家里管教孩子。程氏也是世家大族之女，教儿子读《后汉书》的《范滂传》，提到后汉时朝政不修，宦官把持朝政，民不聊生。范滂等有志青年不畏强权，直言上书给天子，弹劾宦官。后来祸患终于来了，奸臣大举逮捕这些有志之士。
范滂在被抓走前，含泪对母亲道歉，说自己不孝，而母亲则哭着对他说，我为国家养了这样的儿子，死亦何恨？年幼的苏轼听到这里立刻问母亲：“我长大后也想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意吗？”母亲立刻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后来苏轼果然成为了直言敢谏之臣，年幼时期的家庭教育真的举足轻重。据史料记载，苏轼十岁时就能写出奇绝的诗，甚至让老师自惭形秽。而十一岁时，他开始正式接受“科举教育”，这需要背诵大量文史典籍。虽然过程很艰苦，但存进大脑的知识日后的确显示出效用：苏轼在写诗作文或与人交谈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援引史例。
总之在环境与教育的种种正向作用下，我们的一代文豪长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