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效应
国企都是这样，典型利益群体的权力输送。本来在职时就享受远高于劳动者或一般员工的薪资和福利待遇。退出中高层职位（退二线）后，即使不上班，企业仍然给予全部岗位薪资（有的可能减小比例的绩效工资）。而一般员工则被要求内退，只发一定比例的岗位工资，显现出极不公开的阶级差别。某种程度讲，国企三项制度改革中，起码分配制度改革是失败的，也是造成国企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基尼系数高居不下、二极分化严重的重要因素。由于国企基数大，有人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得先从国企的分配制度失衡抓起。国企分配制度不公的问题不解决，不仅是国有资流失，还必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也与咱党的初心相背。
解决金融业高薪问题，不能只是发一纸“限薪令”了事关键要看实际执行效果，建议将限薪扩大到整个垄断行业的国企。
中金公司员工曝出8万月薪之后，金融业高得离谱的高薪成为舆论风口，金融业薪酬管理新规定重磅来袭。
前不久，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财金〔〕87号》。《通知》重点要求国有金融企业的工资加大对一线员工、基层员工的倾斜力度，同时要求金融企业建立健全薪酬分配递延支付和追责追薪机制。
实际上，金融业高薪一直是并不新鲜的老话题。今年以来，金融业高薪话题多次引发社会争议。其中，1月份中泰证券因分析师在网络平台晒出月均税前收入超过10万元。4月份，南京银行以人均62.78万元年薪居上市银行薪酬榜首上热搜。
近十年来，金融业也相继出台各类关于薪酬管理的规定，但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早在财政部就发过一次“限薪令”。当时就要求，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且是税前收入，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显然当年这一规定执行效果差强人意。
前些时，中金公司员工妻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丈夫月均收入8.25万元的收入证明，将“金融业高薪”这一话题推上舆论风口。
金融业的高新问题，集中表现为高管高薪。据同花顺iFinD数据，人均薪酬最高的前两大行业均为金融业，分别是银行和非银金融，人均薪酬均超过35万元。相比人均薪酬最少的纺织服饰，银行业人均薪酬是其4倍多。
以中金公司为例，中金公司员工人均年薪为98.3万元。其中，多名高管的薪酬超过800万元。而这还是降薪后的水平，，中金公司共有4名高管薪酬超过1500万。
此外，也体现在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悬殊，基层一线员工收入过低。此次财政部的《通知》对于缩小内部差距进行重点改革。
金融业“限薪令”别只看文件说得怎么头头是道，关键还是要看落实效果如何。不管是限制薪酬也好，优化分配也好，都不能“有名无实”，更不能是一笔“糊涂账”。
限薪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一环，以前的薪金制度太乱了，特别是企业高管的薪金制度很不合理，即使是股份制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有限制措施，对企业员工的收入要有保障措施。
金融行业利润率高，行业整体收入高一些也可以理解，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但是，既然是实体经济撑起了国家发展的基础，而发展的红利却大多数被金融从业者独占。中金公司人均年薪98万元，位居券商行业第二，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相对于默默奉献在科研攻关的科研工作者和实体经济一线的劳动者，金融行业和某些垄断行业从业者，他们对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有多少实质性的贡献？凭什么金融行业和烟草等垄断行业从业者获得高薪，难道这就是社会公平？
即便是在金融行业内部，也存在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问题。往往工作量最大最辛苦的一线基层员工收入最低，而高层甚至不少中层高管收入高得离奇。金融行业的高薪其实是建立在对中高层管理层对基层员工的剥削和行业资源的垄断之上，实质不外乎行业垄断和剥削。
解决金融业高薪问题，不能只是发一纸“限薪令”了事，而要督促证券、银行等各行业机构将限薪令真正落实到位，要纳入金融行业巡视整改的范围，要“回头看”，适时公布各行业落实效果，对无视限薪令的机构要坚决查处。总之，不能只是发一纸“限薪令”了事，关键要看实际执行效果。
高薪问题不只是存在于金融行业，还存在于烟草等其他垄断性行业国企。建议对包括烟草等在内的所有垄断行业国企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限薪令，决不允许显示公平的分配不公问题继续重演。
对显示公平的高薪问题说不，这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共同富裕问题，关系到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