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新之（1885-1958）名永铭，字新之，以字行，晚号北监老人。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上海。民国时期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之一。
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济学，因成绩优异，没等大学毕业便被官派日本留学，进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1907年学成归国的钱新之，一开始并未从事银行业务，而是混迹政界，希望在民初政界一展身手，但并未如愿，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商业学校。
19初，新上任的交通银行经理曹汝霖，与日本西原正式议定第一次以500万日元为交通银行借款。有了这笔数额不小的借款，曹决定首先恢复上海分行兑换业务，将重整交通银行的突破口选择在上海分行。19钱新之经张謇介绍，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以后几年间，钱新之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管理得井然有序，并掌握了交通银行总行的实权，继而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巨头之一，对近代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8月，钱新之与金融界著名人士张嘉？、陈光甫、李铭等发起成立了上海银行公会，创立《银行周报》，以沟通金融信息，指导银行业务。19，钱新之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接着，又由上海公会发起组织了全国银行联合会，钱新之作为年轻的金融家，开始为同行们所知晓。
195月，针对北京政府拟合并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计划，银行联合会一致决议交行不与中行合并，并成立了张謇为总理的董事会。接着，钱新之赶赴京津两地，遍访各方，陈述两行合并的弊端，取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终于使中行和交行未能合并。6月，交通银行在北京召开股东大会，选出第一届董事会，公推张謇为总理，钱新之升任总行协理。
钱新之上任后，对交通银行进行了彻底整顿。他对交通银行的整顿，首先集中在“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上。他将发行业务从其他业务中独立出来，将交行在全国的分支行划为上海、天津、汉口、奉天、哈尔滨5个区域，每区设一个发行总库，直属于总管理处，专门办理钞票发行业务。各区内之分支银行需用钞票时均向就近总库领取。领取钞券时，必须缴纳六成现金、四成有价证券，以保证充分的现金准备。同时，钱新之按期公布发行准备情况，接受公众监督，以取信于社会，以赢得人们对交通银行信用信任。
为了取信于社会，增加交通银行的信用，在资金仍很困难的情况下，钱新之果断地决定及早归还交行的对外欠款。仅1923—1924年间，就偿还了过去积欠的各种债务363万元，极大地提高了交行的信誉，为交行业务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使奄奄一息的交行恢复了生机。到1925年1月，钞票发行额已高达4528万元，超过了该行历史最高记录，比钱新之刚主持行务时增加了近一倍，标志着交行的信贷实力大大增强。而全行业务开支，从19的256万元减少到1924年185万元。
1925年1月，原被通缉流亡日本的前交通银行董事长梁士诒，在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支持下重返北京，主持财政善后委员会。梁士诒卷土重来后，钱新之被迫愤然离职。
在近代中国金融界，除了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行外，有影响的银行集团是“北四行”和“南三行”。北四行，是指胡笔江主持的中南银行、吴鼎昌主持的盐业银行、周作民主持的金城银行和谈荔孙主持的大陆银行。这四家银行在北方的京津地区实力雄厚。
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以求互为支援，共同发展，19，北四行联合成立“四行准备库”，接着又成立“四行储蓄会”，成为北四行共同的金融机构。由于吴鼎昌、胡笔江等人在上海金融界声望相对较弱，为此，“北四行”在南方金融中心—上海的业务进展较为缓慢，迫切需要一位在上海金融界有声望的人来开拓北四行的业务。吴鼎昌得知钱新之被排挤出交通银行的消息后，立即聘请他担任四行储蓄会协理，实际负责该会的业务。
1926年初，正式就任四行储蓄会协理的钱新之，开始将自己经营交通银行时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运用到四行准备库的管理上。该会拥有钞票发行权，钱新之便采用“发行独立，准备公开”的原则，特聘外国会计师定期检查钞票发行情况，并将发行准备检查报告每周刊登在《银行周报》及上海各大报纸上，以昭信实，接受社会监督。这一措施果然奏效，四行钞票信誉的提高，直接带来了钞票发行额的迅速增长。1925年时，四行准备库钞票发行额仅1451万元，仅仅过了，到1935年就达到7228万元，增加了近5倍，它在全国重要银行钞票发行额中所占比例也从1925年的71％，增加到1935年的123％。钱新之在交通银行采取的措施，也同样在“北四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了在全国金融中心上海树立超强实力的形象，吸引大批游资存款，必须投资自建大厦。为此，他决定建立上海国际饭店，于1932年破土动工，到1934年建成，地面高达22层，地下也有2层，号称远东第一楼。
在建筑大厦过程中，四行储蓄会乘机发行钞票并吸收存款，以之投资于大厦的建设中。国际饭店的建成，极大地获取了社会各界的信任。人们纷纷将散闲游资存在四行储蓄会，从而使北四行存款激增，由1925年的952万元，猛增到1935年的2278万元。
1926年北伐军进占两湖之后，吴鼎昌认为钱新之是与蒋介石联系的最佳人选。钱新之在辛亥革命时便与陈其美、蒋介石、黄郛相识，与陈其美及其弟陈其采很有交谊，而吴兴陈家与蒋介石一向往来密切。所以，吴鼎昌将与蒋介石联系的重大使命交给了钱新之。
钱新之携带由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准备的40万元现款，乘英商共和轮秘密赴汉口。蒋介石随后派亲信黄郛和北伐军司令部军政署长徐桴秘密赴上海，与钱新之、陈光甫等金融家联络。钱新之再次充当了江浙财团与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人。以钱新之、陈光甫为代表的江浙财团，为了建立与蒋介石的联系，在当时上海金融界普遍支持孙传芳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借给蒋介石50万元作为军费。这笔借款数目虽然不大，但意义十分重大。
1927年2月，北伐军光复杭州，钱新之被内定为浙江财务委员会委员。
从他的安全考虑，蒋介石特别训示，在上海光复前，钱新之的名字不得在报纸上发表。等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立即任命钱新之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蒋介石又委任他担任财政部次长，主持部务。随后，钱新之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中央银行理事，并一度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公使。钱新之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上的互相利用，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从此，钱新之成为张群、黄郛为代表的新政学系的重要成员。
自1925年被梁士诒排挤出交通银行，钱新之就从未放弃卷土重来的打算。1927年政治赌博的胜利，为他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种雄厚的政治资本，很快便转化成金融资本，使他成为金融界的风云人物。1938年8月，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遇难后，钱新之因有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两大家族的政治背景，终于如其所愿担任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重掌实权。
钱新之上任后，充分发挥交通银行被国民政府指定为发展实业的“特许银行”的特权，竭力开拓业务，为发展大后方工商业出力，资助了昆明裕滇纱厂、长江裕新纺织公司、贵州实业公司等大后方重要企业，并创立了生产中型纱厂机械设备的经纬纺织机器公司。
也正依靠在政治赌博中积累的政治资本，1946年1月，钱新之奉蒋介石之命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随后，他不仅担任了上海闸北水电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多家公司和《新闻报》董事长，而且兼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和新成立的“联合银行储蓄信托银行”董事长，成为中国金融界、企业界和文教界的名流。
钱新之在金融界获得巨大成功后，也开始涉足工商界。他依靠自己与蒋介石的非同寻常的关系，使中兴公司死里逃生。
中兴煤矿位于山东省枣庄地区，早在1880年由李鸿章创建。民国以后，北京政府交通系要员多投资于此，遂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煤矿。它采取近代化的机器采煤和铁路运输，产品运销长江下游地区，远及日本、菲律宾等国。到1925年时，该公司资本总额为750万元，资产总值超过1000万元，年产煤炭82万吨。1928年2月，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时，国民党军队占领枣庄后，以中兴公司有北京政府官僚股份为借口，将其作为“逆产”没收。这一举动，使由北京政府一批官僚所组成的中兴公司大股东们损失惨重，他们审时度势，便延请钱新之到蒋介石面前代为说情。1928年底，钱新之致电蒋介石，力陈中兴公司财产完全充公不合情理，请求蒋介石下令将该矿事务仍交该公司自行经营。蒋介石收回成命，归还了中兴公司。股东们决定依靠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江浙财团来振兴该公司，为此，中兴公司改组了董事会，将钱新之、周作民、叶景葵等人增选为董事，由钱新之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负责振兴公司业务。
钱新之认为，中兴公司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关键点却在于运输问题，只要运输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于是，他上任伊始，以运输问题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致力于振兴中兴公司的新事业。为了降低成本，压缩运输费用，钱新之与津浦铁路局签订了互换利益合同，由中兴公司每年廉价售煤15万吨给津浦铁路，津浦铁路局则廉价代中兴公司运输煤炭。本来由枣庄到浦口每吨煤运价为9元，而中兴公司只须每吨22元即可，每年中兴公司通过津浦铁路外运煤炭数十万吨，仅此一项便减少运费数百万元，为中兴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1933年后，钱新之又与陇海铁路局签订合同，垫款150万元，修建了枣庄矿区与陇海路相连的台赵支路及连云港码头，使煤炭可以直接由矿区运到在连云港海岸的轮船，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运输速度。同时，他又决定投资150万元购买7艘轮船，成立中兴轮船公司，专门负责从水路运输煤炭到销售市场。接着他又投资75万元在浦口建设厂栈码头，投资40万元购置上海浦东白莲泾煤栈码头，控制了浦口和上海两个重要的煤炭码头。正是采取了这些果断的措施，钱新之基本解决了中兴公司的运输困难，并大大降低了煤炭产销成本，为复兴中兴公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钱新之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响，积极活动，四处奔波，为中兴公司争取到了500万元的银行贷款。他利用这笔庞大的资金，添置新型机械设备，努力改造原有设备，他果断决定封闭以往用土法生产的小煤井，着力于机械化开采。1934年2月，他筹集巨资建设的第三大井投产，使煤矿产量大幅度提高，开采成本骤减。为了让工人努力生产，他还将先进的近代化经营管理方法引入公司，采用了效率奖金制度，规定采煤工人每班标准定额，超过定额者立即发给奖金。这一制度，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煤矿生产效率。
随后钱新之又抓住了另外一个关键环节—开拓煤炭市场。他要求公司上下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取信于社会以争取更多客户。有着敏锐政治洞察力的钱新之，充分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其他民族资本家联合，呼吁国民政府抵制外国煤炭进口，救济民族煤矿业。他们的呼吁再次被南京国民政府采纳，1933年，国民政府提高了外国进口煤炭的进口税，从原来的每吨16元增到34元。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极大地保护了民族煤矿业的发展，中兴煤矿公司成为直接的获益者，长江下游一带基本成为中兴煤炭的畅销地。
在钱新之的经营之下，中兴公司在运输、生产、销售等方面焕然一新。
短短数年之间，一个濒临破产的老牌企业，便焕发了生机。到1936年，中兴公司产量达到173万吨，全年净盈利446万元，成为闻名全国的煤矿企业。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钱新之也在为自己寻找退路。他秘密将四行储蓄会所存的大批公债、外汇、证券、黄金、白银押送到香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钱新之前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顿的交通银行董事会中，仍然保留了钱新之的董事席位，但钱终于没有回归大陆。1950年，他致函金城银行董事会，辞去董事长职务，随后又迁往台湾定居。1958年6月19日，钱新之在台北去世，终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