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1882—1968），原名华缙，土家族。从资本家到红色资本家，从为共产党做事到就任中国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其间经历了几十个年头。在这几十年的岁月里，他走完了人生的跋涉之路，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尽管这风雨已不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般持久剧烈，这坎坷也不似炼盐、制碱、造酸那般起伏跌宕，然而它也毕竟还像一柄重锤，时时敲击着李烛尘那逐渐衰老却不麻木的大脑和神经。李烛尘经营化工企业有方，为我国民族资本化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882年9月16日李烛尘生于湖南永顺。他从小受乡村私塾教育，15岁时去县城参加童子试时，购得《盛世危言》一书，读后产生了去大城市见见世面的念头。李烛尘20岁考中秀才，随即在岳父及妻子的支持下，放弃旧学，到永顺县城读书。1903年春，他考入常德湘西优级师范学校理化科，加入湘江会，与林伯渠等结识，受到新思想的影响。1909年，李烛尘从湘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出游北京，继而转往天津，乘轮去上海。他沿途所见所闻，深感西方列强侵略是国家衰败之最大祸根。
19初，李烛尘留学日本，先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电化专业。19毕业回国后，他怀着“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将其在日本考察盐碱工业的所获，写成旅游日记向北京《盐政杂志》投稿。该刊主办人景本白对李烛尘甚为赏识，遂向天津久大盐业公司主持人范旭东推荐。
198月，李烛尘进入久大盐业公司任技师，他安装了第一部发电机，使久大开始用电力生产。19春，李烛尘被范旭东派去四川考察井盐。他在自流井、五通桥、南充等地作了历时大半年的实地考察，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抗战时期久大精盐厂在四川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李烛尘的辛勤工作，受到范旭东的赞赏。19，范旭东任命李烛尘为永利碱厂经营部部长，之后又任厂长。19，李烛尘又前往内蒙伊克昭盟等地探查天然的海碱资源，回厂后向范旭东建议创办一个专门的化工研究机构，开展对盐碱的研究。范采纳了他的建议，遂设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聘请留美化工博士孙学悟主持。自此，久大、永利与黄海，三位一体，称为“永久团体”，成立联合办事处，范旭东任总经理，李烛尘任副总经理。
李烛尘长于管理，知人善任，深得范旭东信赖。自1924年起，永利、久大两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人事任用等内部事务，都由李烛尘主管。由于“永久团体”的团结一致及化学博士侯德榜等人的艰苦努力，永利制碱公司终于在1925年生产出纯碱，行销全国和日本，打破了英国卜内门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居于当时中国民族化工事业的前列。
1931年4月，李烛尘与津沽化工界人士沈舜卿等一行6人前往日本，参观东京第三次化工博览会，同时在一些化工厂进行考察，学习其经营管理经验。回国后，他在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考察报告，以推动中国化工事业的发展。1934年3月，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合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范旭东增股5000元，推举李烛尘为公司董事，不久升任公司副经理，对永利公司的全面经营管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其后，范旭东和侯德榜为了兴建永利硫酸亚厂，主要精力用于南京，津沽地区则由李烛尘负责。
李烛尘不顾日本侵略势力加紧侵略华北的恶劣环境，应付各种困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迅速沦陷，永利公司津沽地区各厂首先内迁。李烛尘作为永利公司内迁总负责人，除调度一切可运物资、设备迅速内迁外，还将公司300余技术人员撤往武汉，而自己则留在天津处理善后。1938年初，李烛尘毅然拒绝日本的“合作”，回到四川，在重庆设立了永利、久大公司华西办事处，随后在自贡市张家坝建立久大制盐厂。李烛尘积极推进川盐生产设备的改革，对于久大的发展，对于有千百年历史的川盐复兴，都作出了贡献。
1942年10月，李烛尘参加西北工业考察团由重庆去兰州，经青海湖、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等地考察。嗣后著有《西北历程》一书，叙述考察经过。
由于李烛尘热心公益，仗义执言，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成立时，即被推举为理事长；并任中国工业协进会总会常务理事、迁川工厂联合会监事；此外还是许涤新、沙千里等创办的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对外出面的负责人。
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积极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烛尘担任全国工业界对敌要求赔偿委员会常委和工业复员委员会负责人。国共两党酝酿重庆谈判时，李烛尘在《大公报》上撰文，欢迎毛泽东亲临重庆。9月，毛泽东在重庆桂园举行招待会，对范旭东和李烛尘等创办的永利公司在化学工业方面的贡献给予赞扬。李烛尘受到鼓舞，激发了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热忱。10月，范旭东逝世，李烛尘继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永利制碱公司副总经理、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
12月，他参与民主建国会发起活动，并任该会常务理事。
1946年1月，李烛尘以工商界代表身份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施政纲领组。他向会议正式提出了“国农民工论”主张，要求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组织“最高经济指导委员会”，推动全国经济事业的发展，做到工业由民间经营，农业由政府帮助发展，实行二五减租，使得耕者有其田，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国民党特务公开制造“沧白堂事件”等恐怖行动，他非常气愤。当冯玉祥、沈钧儒等人发起人民自由保障会时，他积极参加，出任发起人会议主席。2月下旬，李烛尘离开重庆返回天津，任中国工业协会平津分会理事长。
自永利公司总经理范旭东于1945年10月去世后，李烛尘任公司副总经理，全力支持和协助总经理侯德榜。他不仅急谋久大、永利生产的恢复，更致力于继承范旭东生前提出的“建设十大化工厂”的计划，争取实现范旭东与美国进出口银行所订1600万美元贷款合同，以谋求发展永利公司的事业。
1946年内战爆发后，李烛尘在国民政府经济部计划委员会的会上，发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停止内战的呼吁。8月，他组织天津工业界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经济部要求组织外货统销机关，保障工厂主权完整、改订关税等，竭力为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一些有利条件。翌年6月，李烛尘与杨天受、朱继圣等组织天津经济调查所，任该所评议会主席。他又组织天津工商金融请愿团赴南京请愿。1948年1月，李烛尘以平津工业协会理事长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工矿贷款和押汇以救济工商业；还组成华北工商请愿团往南京，要求奖励出口、开放粮食运输等，以救济北方工业。李烛尘反对征收法人财产税，并在上海发表《为反对征收法人财产税敬告法院同人书》。8月，他强烈反对蒋介石“偏枯北方”工业的反动政策。为此，李烛尘联合北方部分立法委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又组织经济座谈会，奔走呼吁数十次，对平津工商界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李烛尘协同侯德榜大力整顿永利公司，努力恢复生产。4月，刘少奇去天津对工商界发表重要讲话，并和李烛尘作了3次长谈，表扬他对工商界所做的工作，鼓励他继续前进，使李烛尘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9月，李烛尘出任天津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代表工商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烛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先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同时任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12月，李烛尘被推举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随宋庆龄、郭沫若等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1954年9月，久大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李烛尘任总经理。1955年1月，他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1965年12月黄炎培逝世后，李烛尘任民主建国会中央代理主任委员。此外，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委和第四届副主席。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