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鲁迅先生的《反“漫谈”》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最后收录在他的《而已集》杂文集，下文就是原文，大家可以来阅读了解。
反“漫谈”〔1〕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3〕，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5〕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383页注〔3〕。
〔3〕《教育漫谈》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一九二七年八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胺，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引导语：鲁迅先生的《反“漫谈”》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最后收录在他的《而已集》杂文集，下文就是原文，大家可以来阅读了解。
反“漫谈”〔1〕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3〕，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5〕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383页注〔3〕。
〔3〕《教育漫谈》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一九二七年八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胺，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高中生的读书心得：读鲁迅杂文选有感
鲁迅先生是个笔锋尖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学作品当中，读者时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论，呼唤麻木不仁的愚昧国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讽刺当时落后封建的社会现状的莫过于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华盖集》《热风》《坟》《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杂文集均能体现鲁迅“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的思想。而《鲁迅杂文选》则把其中多部杂文集中的名篇收录其中，以一百余篇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鲁迅民初时期的思想革命论调。
鲁迅的杂文自我中学就被收录到语文教材中，此番重温《鲁迅杂文选》，依然感受到隐藏在鲁迅笔锋下的一腔热血。在书中，我还发现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还很会演讲，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给知识分子分享个人见解。
鲁迅的杂文都贯穿着“哀”和“怒”两种基本精神，而笔调大多以讽刺为主。事实上，鲁迅为人幽默，洞察力强，谦虚待人。如书中《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两文，观点敏感，语言辛辣，但更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幽默，并且直穿“敌人”的“死穴”。《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把国人常说的脏话提升为“国骂”，然后引用俄国的类似情况来加以对比，指出发明这一句话的人物“确实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个卑劣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鲁迅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恰恰道出了文章的写作目的。
《论睁了眼看》一文，作者点出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懦弱，这也是其小说中经常反映的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文章的题眼为“睁了眼看”，实际上讽刺的是我们缺乏勇气不敢正视前方。刚开始我以为作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发现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国文艺，尤其是封建性质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批判文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语言的变革。关于文艺如何发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进行深刻而精彩的演讲。《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读罢其演说词，大受启发。里面说到当时提倡文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学革新，本该平和进行却有不少人反动。假如现在我们还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于是，鲁迅主张青年们“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如此鲜明的观点在演讲中确实能扣人心弦，但以辩证的角度来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古文不必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所以，抱着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佩服鲁先生坚定的立场。而尤其引起我共鸣的是，他提出我们要说些较真的话，发出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刚才说到鲁迅关注中国文艺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学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中，更是独到而尖锐地探讨政治如何“破坏”文艺的问题。政治想维系社会现状使文艺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他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道理，又吻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理。作者强调文艺和人一样，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就是“挨打”。这种怒气，浸透在演说词里，丝丝入扣，“怒国人不争”，这就是鲁迅一贯的观点。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中国碰钉子、碰壁的人太少，仅靠鲁迅一人去“碰”，还是不能碰出什么气势。但这个“碰”，意味着我们不乏先见者。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程度了。
因为中国人陋习不少，鲁迅认为这是个要不得的习惯。常言道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倘若“习惯”停留在不思进取的思想上，便要不得。《习惯与改革》一文，作者主张给“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进行一点改革。但改革就必须革新，而不是复古，这点与作者“摒弃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最终，此文同样成为讽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开停留在“习惯”或大喊未来而依旧怠慢的革新的事实。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也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听众的，至少我这么认为。
如此看来，鲁迅的杂文无不外乎是论述政治落后和文艺需要革新，只不过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对于一个弃医从文的意欲救治国人愚昧思想的文学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叹和激愤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就算说到家庭这个原本带着“和”的气息的概念，鲁迅先生并没有强调家庭对人的一种正面影响。活在当时的社会，民不聊生，处于抗战的前夕，家庭在中国来说是个可贵的概念。《家庭为中国之基本》里，作者还是老调子地讽刺现状，抨击社会，鞭策有良知的人。“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这句结语恐怕是暗含不少读者的潜意识。在国人赌牌九，吸THC，吃喝玩乐嫖吹赌时，鲁迅并不能以一己之力改变些什么。他能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在《南腔北调集》里揭露部分丑陋的国人的面目，求的是他们能痛改前非，做个清醒的人。每一篇文章的内核都不外乎“先哀后怒”，结合社会，提倡改革。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也称得上是半个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