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晓丹（江南大学副教授）
“传统文化”这个词，在很多人眼中已变得生厌。他们明明手持《红楼梦》或《国史大纲》，偏偏不肯承认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非要抠着字面意思狡辩“我只是在读某书而已”。似乎这些书籍在不被“传统文化”概念收编之时，尚拥有无数可能：它是经典、是文本、是书写、是一册恰好我爱读的书、一个打动我的作者留下的痕迹。一旦它们被印在各种阅读书单、采购目录、考点大全上时，它们的灵性便如“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再也无法引起阅读的渴望。
我很庆幸，小时候从来没人要求我学习什么“传统文化”。在我度过中小学时期的1990年代，哪怕是在春联常常写着“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老人们还尊崇“敬惜字纸”古训的江南小城，一个小孩成天阅读唐诗宋词、念叨骈散诸文，都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这些书只能藏在课桌洞里读，稍有不慎即遭收缴，并在家长会上作为控诉成绩下降或性情古怪的佐证。我有一册《六朝文絜译注》曾被老爸卷起，作为讲解数学题时敲打脑袋的道具；还有一册《两汉文举要》因收有司马迁《报任安书》，致使五年级1班两个男同学在争执官宦的生理特征时，像一对绑在一起的螃蟹互相揪着衣领，前来逼我裁决。
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用珍宝珠棒棒糖预算变成的书、藏在课桌肚子里的书、溅上了光明冰砖渍的书叫什么“传统文化”，也从没有人查验进度，测试理解。我因此得以在无数个暮色苍茫、铅字变成苍蝇飞走的傍晚，把视线移至窗外的远山，但视网膜上还留有古小说中红拂女的影子，或长久置身于涵芬楼大火的幻象中。因为这样的经历如此自然，及至长大，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学起“传统文化”时带有喝药一样的痛苦表情？我更不能理解，那些忙着灌药的人，是怎么在把“传统文化”捧到天上的同时，又将之加工得如此令人反胃。
8月底，晚上十点多，我在上海一个商场底楼的咖啡馆里，看到一个小学生在昏暗的灯光下抄《水浒传》。他说在等妈妈下班，而抄《水浒传》是妈妈布置的暑假作业。这个场景让我心疼。璀璨的城市、昂贵的商场，普通的营业员妈妈对她的孩子有一个文化的梦想。
可是我如何能有机会，使她理解这番努力中势必白费的部分？从文化谱系来说，《水浒传》是否属于培养士大夫所用的“经史之学”；从文体来说，章回体小说这种体裁是否适合用抄写来学习；从传统价值观上来说，水浒故事是否适合教给十二三岁，血气未成的少年；从现代价值观上来说，如果不附加必要的讲解，水浒故事是否可能带有暴力犯罪的导向？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传统文化”就不能以可亲的面目和有益的实质进入儿童的学习生涯。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对大部分家长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传统只有在没有断裂时，才可能通过被动传承的方式延续。一旦经历了断裂，它就不再是一种文化的底色、一些只需简单提醒就会重现的记忆、一缕心灵上孜孜以求的皈依。因此，它不再具有任何魔法，它的学习原理也就变得和其他新知识、新文化的学习没有什么不同。承认“传统文化”不再具有任何神秘性，现代人的心灵也不再天然优先地亲近它，才是学习的开始。
因此，我写了《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这本书。这本书的标题，前一半属于我，后一半属于出版商。
“传统”和“启蒙”，是中国文化界一百年来最耀目的两个大词。“传统”意味着以实际上的世代相传为正统，“启蒙”意味着以理性审视一切现实和过去。“传统”以“统”为核心，人必须迁就“统”。“启蒙”以人为核心，人可以挑战“统”。启蒙是否必须否定传统、传统能否助益于启蒙、当传统和启蒙无法妥协时，文化是否还有发展的空间？这些问题大概很少有人能回答清楚。我也不觉得此生能找到答案。这个副标题大概是既对那个我们说不定、道不明的传统充满感情，又对启蒙理想不肯舍弃。
留给我的那一半命名权，我用来起了正标题“陶渊明也烦恼”。陶渊明很爱他的孩子们。正如弘一法师所说“有爱即有忧”，所以他有一首《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五个儿子都不爱学习，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
我经常用这首诗，来搪塞为了孩子而烦恼的家长。家长笑声的夸张程度，与其成就成正比。用这句话为正标题，是因为见到太多家长为听起来光鲜亮丽，学起来却一头雾水的“传统文化”烦恼，并且不能像陶渊明一样，在烦恼中依然保留足够的幸福和幽默。
所以这本书里到底有什么？大概有四种东西：第一是我在中国古典文学学术训练中所了解的“传统文化”；第二是我作为一个教育者对于孩子是如何成长的认识；第三是我在倾听数百位家长的困惑后对他们烦恼的理解；第四是我对自己童年时代的记忆。我幸而是一个从不抵触“传统文化”，却也并不因之变得封闭迂腐的人。在文学与教育、成人与儿童间变幻穿插来谈论传统文化，我将之视为现代人在那个已不熟悉的传统中的一次探险、一路精彩的奇光异景，一些可以带回到现代的故事与梦想、一篮有可能孵化成智慧的恐龙蛋。
《陶渊明也烦恼》中有关于上古民谣、《论语》、《诗经》、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名著、《太平广记》、《随园食单》、《陶庵梦忆》、乃至于《弟子规》等应如何用于儿童教育的介绍。书中也有如何壮游、逛书店、选择汉服、上国学班、有没有学习的关键期等现实问题的讨论。在每章最末，还开具了相关的进阶阅读书目。这是对家长十分有用的部分。
但对我自己来说，写作的快乐在另一些方面。它们是在小时候读到就再也没有忘掉的段落；在那些纠结了二十年，忽然靠现代理论豁然开朗的困惑；在人到中年也不能平复的恶作剧的满足、在想象力被激发而将灵魂抛起的狂喜。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提供的乐趣，不亚于任何现代读物。
我用《魔戒》作者托尔金的“第二世界”理论，以及客体关系创始者温尼科特“过渡性空间”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的幻想小说《山海经》《西游记》《镜花缘》。托尔金年轻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就见证19240名英国士兵战死。战火中，《魔戒》故事的基本梗概自然浮现，幻想形成缓冲，使托尔金避免精神崩溃。温尼科特是在二战炮火中主管伦敦儿童疏散的心理学家，他提出“过渡性空间”的概念，认为必须有这样一个内在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中间区域，才能使人避免被现实的压力所压垮，而文学、艺术，尤其是幻想文学正起到了“过渡性空间”的作用。
我也用《孩子是如何学习的》《孩子为何失败》两本书的作者约翰· 霍特的理论，解释为什么要求孩子当众背诵诗词会极大损害学习热情。因为背诵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而且与学校里的考试相比，这种背诵测试是突发的、任意的、公开的。面对这种测试时，孩子对失败、惩罚、丢脸的担心，严重削弱了他们感知和记忆的能力，逼得他们逃离学习材料。另一方面，因为诗词是一种最内在、最精美的心灵表达，因此当众背诵无疑是将心灵的秘密暴露给观众。如果观众不能给予同等的真诚与尊重，势必造成背诵者屏蔽自己的真实感受，而诗词感化心灵的通道也随之阻塞。
使用得最多的，还是中国古籍中原有的素材，汉代民谣中的外星故事、宋代笔记里丢失了宝珠的异国王子、明代戏文里让孔子穿上的大布衫、清代小说中吃下一枚就会把背过的垃圾课文都忘光的朱草、还有大文豪煞有介事记录下的“黑鲤鱼乃老鼠变成，鳜鱼乃虾蟆变成”。每一则故事都让我快乐。写到它们时，我会想，那些以为“传统文化”就只是《三字经》《弟子规》和给老娘洗脚的人是多么不幸啊。
传统的复兴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我难以回答。但在讲起这些作品，一次次重新体会到真切的快乐和留恋时，我确信，当传统还年轻的时候，它一定曾有过巨大的活力。而它在现代人眼中的刻板和无趣，只是因为未曾被自由而健康的心灵来吸收、使用。
我们的工作不是漫无边际地美化传统，也不是把越多的人哄来变成传统文化的粉丝越好。我们的工作是尽量展示真实复杂的传统，寻找其中的精华，把那些对今天还有用的知识介绍和阐释给读者，同时也提醒读者注意传统中可能有的糟粕。如果大家能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一种理性的精神和平等的心态，既能够客观地了解传统的真相，又能从中找到真正的乐趣，我们的工作就算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