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古代诗歌的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诗歌体式的分类非常多样。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有骚体、楚歌体、乐府体，有古体诗、近体诗，有绝句、律诗等等，各种体式不一而足。那么这些体式都是怎么来的呢？这就不得不从诗歌的发展演变说起。
一、先秦——诗歌的起源
我国诗歌起源极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人们在生产劳作和宗教祭祀过程中，创作出配合音乐舞蹈吟唱的歌谣，这些歌谣便是诗歌的源头。由于上古时期文字尚不成熟，这些歌谣很难得以记录和保存，因此我们今天也就无法知道最早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样子。
1.《诗经》的出现与四言诗的形成
到了周代，这种情况得以改变。官府为了制作礼乐，便派遣专门的官员深入民间，采集各地的歌谣。朝廷和贵族们在各种祭祀、狩猎、出兵、宴客等重大活动中，也会创作诗歌来进行吟唱。人们把这些诗歌编辑成册，记录保存下来，称之为《诗》。后来孔子又对《诗》进行增删修订，保留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共311首，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这部《诗》也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诗三百》被奉为儒家经典，所以又称为《诗经》，这种称呼一直流传至今。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它的体式从二言到八言不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四言。因为四言诗无论是句法结构还是节奏顿挫，都是最简单且初具节奏的一种体式，所以成为我国最早的诗歌体式。我们所熟知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等，都是典型的四言诗。
2.屈原的悲歌与《楚辞》的兴起
到了战国时期，在我国的南方又产生了一种新兴的诗体——《楚辞》。《楚辞》与《诗经》有着明显的区别。《诗经》产生于黄河流域，由官方收集整理，带有明显的集体意志。《楚辞》则出现在长江流域，以屈原为主要创作者，呈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
屈原乃楚国王族后裔，对楚国有着真挚的情感，也正是这种情感，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他出生在一个不该出生的年代，秦国崛起，六国衰落。他忧虑于自己国家的危亡，主张联齐抗秦、变法图强，一度得到朝廷的重用。可是，他的才华横溢，他的锋芒毕露，引起了很多人的忌妒，于是谗言四起，君臣相疑，最终被驱逐流放。于是，楚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是却造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讽刺吧，但凡伟大的诗人和文学家，无不命运多舛、仕途多艰，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莫不如是。
屈原眼见自己的国家病入膏肓，自己却无能为力，在忧愁幽思中写下了宏伟灿烂的《离骚》。公元前278年，痛苦绝望的屈原怀石投江而死。
屈原走了，但是他留下的诗篇却光耀古今，被后人竞相模仿。人们把这些风格相近的诗歌编为一集，称为《楚辞》。《楚辞》在形式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便是“骚体”和“楚歌体”。
“骚体”以屈原的《离骚》而得名。相较于《诗经》以四言为主，《离骚》的句式比较长，最常见的便是“兮”字前后各六个字，比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种篇幅的延长，使得诗歌呈现散文化的趋势，到了汉代，便发展为另一种文体“赋”。
“楚歌体”则是以《九歌》而得名。《九歌》比《离骚》篇幅短得多，句式也要短。它的句式有“兮”字前面三个字，后面两个字；也有“兮”字前后各两个字，或各三个字等等。而最常见的便是前三后二和前后各三个字两种。比如“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其中，前后各三个字的体式成为后世七言诗的起源。
二、秦汉——乐府的时代
秦代传世很短，诗歌几乎没有大的发展。就连汉初，诗歌体式仍然是延续《诗经》的四言和《楚辞》的“楚歌体”。
直至武帝时期，西汉国力日渐强盛，统治阶层不再崇尚节俭，而是开始追求奢靡享乐。官方的音乐机构——乐府，大量采集民间歌谣，加以整理，配乐演唱，以供贵族娱乐或祭祀之用。这些乐府采集的民歌，后来便被人称为“乐府诗”。
“乐府诗”相比于《诗经》和《楚辞》体式更加灵活多样，既有四言体，也有楚歌体，更多的还是杂言体。比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正因为“乐府诗”的灵活多样，约束较少，所以很受后代诗人的欢迎。李白就喜欢以乐府旧题作诗，白居易更是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在“乐府诗”流行的同时，西域胡乐开始传入中国。中西合璧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新的音乐样式，为配合新的音乐样式，便出现了新的诗歌样式，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就是五言体。这一新兴样式迅速受到人们的欢迎，出现了许多名篇佳作，比如《白头吟》、《陌上桑》、《江南》、《孔雀东南飞》等等。但乐府中的五言体尚不成熟，体式也不固定，因此只能说是乐府诗的五言化而已，还称不上真正的五言诗。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社会动荡，许多底层文人游宦无门、漂泊流离，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和艰难的生活条件，他们急欲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诗歌的创作中来。五言诗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形式和内容越来越成熟，《古诗十九首》便在这时产生了。这时，五言诗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迥异于“乐府诗”的新诗体。
三、魏晋南北朝——古体诗向律体诗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诗歌上承建安时代，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等人将乐府诗推向新的高峰的同时，将五言诗完全推向成熟的境界，七言诗也在此时发端。
这一时期也是一个文学觉醒的时代，人们在诗歌创作中更加追求形式美和声律美。在形式上，曹植、谢灵运等人大量运用对偶，使诗歌的形式更加严密工整。在声律上，随着佛教的盛行，梵文传入中土，人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逐渐注意到汉字的发音问题，声韵学开始兴起。
对偶和声律的运用，必然推动古体诗向律体诗发展。齐梁时代的周颙、沈约等人把汉字的发音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又提出诗歌创作的“四声八病”说，诗歌格律由此逐渐形成，律诗、绝句等诗歌体式开始出现。
四、唐代——诗的盛世
唐代的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四言、五言、七言、乐府诗这些已经成熟的体式，并将之进一步拓展革新，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唐人将这一类诗歌体式统称为古体诗。一方面，又将南北朝以来初具雏形的格律诗发展完善，使之臻于成熟，形成了形式精美的律诗、绝句，唐人称之为近体诗。
在诗歌理论发展完备的基础上，唐代的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民族融合，又为诗歌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等一大批天才诗人的涌现，则理所当然地将各种体裁的诗歌都推向了顶峰，大唐也因此成为诗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