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谈谈你对中美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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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2如何写篇一
内容摘要：
关键词：经济封锁曲折中发展互利互惠世界格局多极化。
我国从建国开始便开始了漫长的外交之路，1953年中国在朝鲜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军，展开了为期三年的战斗最后以我志愿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而告终。这次战争彻底粉碎了美国等国家妄图以朝鲜为跳台侵略中国的意图。但在以后的几年里美国依靠起强大的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频频施加压力，只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所好转，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乒乓球对使说如果尼克松来中国我还是愿意和他谈的，次年尼克松访华，双方一在表示想要建交的意向。1973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中美的建交，而此时的建交是迫于国际的新形式和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两国的建交仅仅限于领导人的互访和经济之间的往来，中美的建交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同美国之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两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按照这些原则，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不断得到新改善和发展。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成功互访。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11月中美双方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2001年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长期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问题宣告解决。2002年10月江泽民成功访美，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目前，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科技，文化人员等其他各方面联系不断发展。
在努力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我国对美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行为作出了坚决回应。建国初期，美对我国领空多次侵犯，我国军队共击落u2侦察机达4架之多。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伤亡。2001年4月，战机在我国领空与我国战机相撞，造成我方机毁人亡。4月7日，吴仪与美国高层商务部长埃文思和贸易代表佐立克共同主持第15届中美商贸联合会议，共同商议中国对美倾销事件等其他对华商贸政策。
我国现阶段同美国的外交仅仅保持在经济和反恐问题上，至今并没有战略问题上的合作这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是不利的，总之我国同美国的外交发展在曲折中发展，这同美国和我国不同时期的当局领导人，当时的国际形式是分不开的，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努力建设战略伙伴关系是我国同美国外交的努力点，中美关系回朝着更友好，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相关信息来源：
《党的十六大对外关系总结》。
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2如何写篇二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剧增以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所谓“现代化”，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愈来愈大，温室效应日益严重，全球屡屡出现灾难性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健康安全，农业生产受到的危害尤为严重。
，英国政府发布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明确提出发展“低碳经济”，也就是低排放、低耗能、低污染、经济效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新经济。现在“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热点，被誉为人类第四次“低碳革命”。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使“低碳”理念走入寻常百姓视野，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模式。
何谓低碳经济？目前国内外对此没有统一的定义和认识，基本都是从能源结构、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资源利用模式等角度去分析和探讨。其实，低碳经济从根本上来讲，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一种建立在物质循环和碳平衡理论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人类活动的碳排放水平，明确人类发展每个阶段的碳约束水平，进而保障人类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全人类的社会福利水平。
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核心是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在能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一种生态平衡。具体来讲，低碳经济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低碳经济的核心是降低碳排放，所以，改变能源结构、使用清洁能源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目前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基于化石能源的，而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直接导致人类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都引发碳的高排放，改变了自然环境，进而影响了人类的未来发展。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进行能源替代、发展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实现经济发展的碳脱钩。
第二，低碳经济的初级目标是实现低能耗。受目前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人类是无法摆脱化石能源的，所以，发展低碳经济必须降低单位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碳排放量），通过碳汇储存行为，控制人类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同时，在个人生活方式上，必须改变人类的高碳消费倾向，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降低人为碳通量，实现低碳生活模式。
第三，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福利水平最大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保护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生物圈的可持续性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深入理解和分析自然资本的价值所在，避免损害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短期行为，实现生态系统的保护，协调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实现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是低碳经济提出的最直接和最根本原因。由于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反过来又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就成为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的客观需要。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呢?其一，发展循环经济，将减量化放在优先位置，减量化从减少生产环节入手，推进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持续推进节能减排，当前的重点应放在工业节能上，这是由我国发展阶段和工业能耗所占比例决定的。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控制建筑和交通能耗的快速增长；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目标责任制的落实和评价考核，切实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约束性指标。其二，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和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大幅度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农林剩余物可综合利用作为饲料、肥料、菌类基料、工业原料和发电原料，减轻焚烧对城市和机场周边的环境污染；加快太阳能和沼气技术的推广普及，既增加农村能源供应，又改善农民的卫生状况，保障食品安全。
其三，鼓励选择高效利用能源和交通资源、少排放污染物、有益健康的出行方式，鼓励使用自行车、城铁（轻轨、地铁）、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发挥信息化优势，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减少不必要出行，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其四，建设低碳城市和基础设施。将低碳理念引入设计规范，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区布局；在建筑物的建设中，推广利用太阳能，尽可能利用自然通风采光，选用节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统；选用保温材料，倡导适宜装饰，杜绝毛坯房；在家庭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电器；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量。重视低碳交通的发展方向。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建设形成机动车、自行车和行人和谐的道路体系；建设现代物流信息系统，减少运输工具空驶率；加强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实行现代化、智能化、科学化管理；研发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使用柴油、氢燃料等清洁能源，减轻交通运输对环境的压力。选择典型地区、城市和重点行业进行低碳经济试点。借鉴国际经验，出台发展低碳经济的指导意见，引导地方和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综合考虑经济、能源、碳排放等因素，研究制定价格形成机制，为我国塑造一个可持续的低碳未来。
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新探索,也是一个长期努力和实践的过程。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将有助于提高我国长期能源安全,有助于缓解当前和未来能源体系下的国内国际环境问题,而且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一脉相承的。
发展低碳经济为我国实现经济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走低碳发展道路，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突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性约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的潮流，形成完善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打造我国未来的国际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推进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树立我国对全球环境事务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形象。
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2如何写篇三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4月2日，胡锦涛同志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在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和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和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同志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的这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和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2如何写篇四
[摘要]本文主要从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和重要性的认识、对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与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教学体制的管理和规范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对近年来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研究综述。
自教育部开始实施新课程方案，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整合为三门，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与《形势与政策》后，各高职院校基本都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程，广大教师也能以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完成教学任务。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不断总结教学中的宝贵经验，结合高职院校实际，围绕提高教学实效等问题加强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推动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必要对近年来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研究的成果进行综述。
一、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和重要性的认识。
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性质是加强课程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科学设计教学内容、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先决条件。关于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性质和地位，各学者都认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即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作用”。黄振宣根据《通知》精神，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是我国高等学校各层次学生统一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公共必修课，是一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高校培养目标为依据，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的课程”。贾后明、陈金生结合自身教学体会，认为“形势与政策这门课程的目标定位就是要使当代大学生对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大政方针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了解与认识”。姜彦飞、王梅平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的任务在于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应该说，这些论述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
在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学者们还注意到了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科定位。多数学者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区别于其他课程的独立课程，认为其一级学科为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为思想政治教育。廖腾琼认为“形势与政策课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具有自身鲜明特征与完整系统的独立的学科”，是“涉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等内容，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等特点”。应该说，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任务和学科定位的探讨、研究，是做好该课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应引起更多学者的思考和关注。
对在高职院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要性问题，很多学者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高职院校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他们能否正确认识形势，能否很好地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事关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大问题。其中，孙爱军就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目前的矛盾和问题，正确把握国家政策，帮助高职大学生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未来走势”，“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和满足学生的精神要求”，能“满足学生提高创新思维能力需求”、“满足学生提高明辨是非能力的需求”和“满足学生提高认识社会和规划未来能力的需求”@。王国忠还指出：“在高职院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极大地丰富了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内容体系，有效地弥补了由于学制短，较之本科院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不足，已经成为继‘两课’之后不可替代的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又一主渠道和主阵地。”
二、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与选择。
科学构建教学内容体系是关系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能否实现教学目标的核心条件。各高职院校在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与选择上，基本上以教育部社政司每年发布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为主，辅以时事热点问题。如吕梁高等专科学校针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涉及面广、时效性强的特点，每学期根据教育部社科司下达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的要求，由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组织相关人员学习《要点》、吃透《要点》精神，研究教育教学重点内容，在此基础上拟定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0。姜彦飞等在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程特点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合理建构，认为形势与政策课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内容的广泛性及灵活变动性、生动的现实性和很强的时效性”，因此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一是相对稳定的政策理论部分，二是灵活多变的形势部分一。廖腾琼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当主要由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等构成。贾后明、陈金生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在教育部的教学纲要中虽有所要求，但具体的教学内容还需要教师进行取舍，根据课程教学目标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围绕“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中国外交战略与国际环境、中央大政方针的讲解（包括中央会议和全国“两会”精神等）。
一些学者还从学科特点和高职院校实际提出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体系设计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例如黄振宣提出了“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固定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应包括基本理论、基本形势与政策、社会热点问题与行业形势教育四个部分”，其中“行业形势教育是体现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教学内容”。郑晓丽提出，要“以两个结合为基本要求，构建高职《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和体系”。“一是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特点，构建《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和体系”，以“体现教学内容的实时性和针对性”；“二是结合高职院校实际，构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和体系”，“突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职业性”，“有针对性地展开对学生的敬业、爱岗教育，培养教育学生吃苦耐劳、献身于工作事业的精神”。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在教学实践中，除了根据省教育厅每年下达的教学要点，结合形势确定教学内容外，还积极探索适合高职院校特色的教学内容。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除了讲《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专题，还根据学院专业特点，开设了《船舶业的发展态势及其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专题讲座，主要给学生介绍金融危机发生后船舶业的发展态势，以及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学生听了以后普遍反映很好。此外，黄春梅提出的“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拓展教学内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即“上课前教师让每个学生将自己最想了解的内容写出来，然后由任课老师进行汇总，根据教育部对形势与政策课提出的要点，选出同学们最关心的几个专题”。
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2如何写篇五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由来已久，近两年来尤为突出，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在当前较为严峻的经济环境下，中美两个贸易大国的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本文结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中美各自的经济结构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了以下结论：美国发起贸易战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上，主要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推动了价值链产业链的发展）和中美贸易结构的变化。政治上是维护美国自身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需要，意识形态上中美本就存在差异，所以贸易战也就成为了这些背后深层次矛盾冲突的载体。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
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一直以来维持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最终也是为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加上中国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不一致，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阻挠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我们可以平静的看待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也可以看懂这个体系背后的美国利益，美国并非为了什么世界大同来主导这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其实背后是美国经济发展的自然需求，只不过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让美国自身也迷失其中。
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完成工业化后，做为最大的工业国，其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其产业提供规模化的需求。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其很多产业依然需要大量人工，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终端市场的消费能力和最终的销量，也间接影响投资方的利润，因此在控制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解决方案，于是开始有了产业外包，最初包出去的就是跟民生紧密相关的纺织和成衣业，承接方有日本。
在二战后，美国更是加大了这方面的规模，也带动了东亚几个国家的崛起，比如战后的日本、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但是给美国这样的大国打下手，产业规模是个问题，当这些经济体自身想向上发展的时候，就必然带来劳动力短缺，推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和这类外包产业部分放弃，因此这类外包产业只能不断的寻找新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
此外，美国国内整体对高收入的预期进一步推高了制造业成本，使得更多产业寻找廉价的外包方来平衡成本和利润。这个趋势最后终结在中国一全球最大的价值洼地，由于广袤的国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最多的产业人口，使得中国成了承接此类外包业务的天堂。长期的低人力成本，高的生产效率和海量的生产能力，使得美国，以致所有发达国家的生产外包都可以在中国得到满足。
中国依靠这个生产外包，所谓加工贸易，或者更广义的出口贸易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并加快了本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中国本国市场也逐渐成为一个堪比美国的庞大市场。中国虽然工业化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工业化的根基的确比较牢固。
中国产业在快速吸取西方已有工业化成就的基础上，产业成熟得也很快，生产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正快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业的比较优势在快速削弱。而且美国经济，以至于整个西方工业制造体系中，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排斥中国制造必将带来巨大成本冲击。而且由于本身工业化面临的高昂门槛，使得中国制造业带来的成本优势是不可复制的，将产业转移到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可避免面临成本增加的问题，以及面对相应而来的连锁冲击。但是继续容忍中国制造攻城掠地必然等待整个制造业优势，甚至整个制造业基础的流失，对美国而言，的确是两难局面。
表面上看来，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本质上还是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国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7%。中国出口美国34%为低附加值产品，价格低廉。金属，化工，电子，轻工领域是摩擦重点。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战，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发达国家，跟这些包括中国印度这些以低端制造业作为立国资本的国家之间的一个较量。因为原来发达国家认为通过这种他们出钱，落后发展中国家出力的方式，他们可以通过一个贸易差，能够从掠夺很多所谓的劳动剩余价值，以非常便宜的劳动力制造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因为像中国印度，特别是中国，在发展低端的制造业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通过产业升级技术模仿与创新，生产的产品渐渐可以跟欧美的产品竞争，也就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模仿国开始超越创新国。第二方面中国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已经不单单可以为一些国家提供低端需求的货品，甚至可以为一些高端的需求去提供货品。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就会慢慢地被超越甚至不再是他们的优势。所以美国发起贸易战尤其是在高精尖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制裁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些中高端生产制造业的优势要重新回到美国。也就是说，这次贸易战的实质其实是一种产业竞争，从传统的规模经济不变发展为垄断。产业进步时，中国是模仿国，美国是创新国，中国承袭美国的创新，美国分享收益。两国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较大，随着贸易增长可以互惠互利。随着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美国技术创新速度放缓，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双方产出达到临界点后，贸易出现冲突，中国的增长对美国就没有那么多的好处。
总而言之，美国发起贸易战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上，主要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推动了价值链产业链的发展）和中美贸易结构的变化，政治上是维护美国自身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需要，意识形态上中美本就存在差异，所以贸易战也就成为了这些背后深层次矛盾冲突的载体。
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2如何写篇六
摘要：本文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运用统计分析法和文献查阅法，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视角上进行综合评析，得出了影响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而分析了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走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3月22日签署了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总统备忘录，于是，中国商务部便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进行了反击，对其加征部分关税。由此，一场中美贸易摩擦便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序幕。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直接目的就是抑制“中国制造2025”，遏制中国的崛起，想保全美国的霸主地位。而有些人则持着美国想要扭转贸易逆差，想在国际贸易中获利。众说纷纭，不一而衷。就这样，霸道的“301”条款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中。
对美国来说，“301”条款已经不是第一次实行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打击了欧共体，接着于70-90年代，美国又一次故伎重演，打击了日本经济，使得日本经济倒退了近三十年。1958年，欧共体成立并组成了关税同盟;1962年，欧共体对美国提高两倍关税;接着，美国向国际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gatt）起诉;后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对从欧洲进口的马铃薯、卡车等征收重税。如此种种，可见美国启动“301”条款用以打击别国经济早已是司空见惯了。
1.中国经济的腾起。
在此之前，德国、苏联和日本在经济总量极为强大的时候，可以与美国相媲美之时，被美国动员全国力量打压下去了。然而，中国却因为历史的种种机缘巧合给幸免了，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小布什上台后，就把中国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并对华采取强硬的手段。后来是9·11事件引走了美国的注意力，当美国在中东的仗还没了结，就遇到了经济危机，自顾不暇，给了我们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早已默默地崛起了，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也十分后悔。但即使是美国的百般阻扰，也无法抑制中国的贸易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其实，最让美利坚合众国焦虑的还是自身经济的复苏乏力。
2.中国的比较优势减少。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经常谈到“比较优势”，它决定了世界贸易市场上的分工与协作。结合自身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与别国实现双赢。可眼下，东南亚国家正在崛起，致使我国经济市场丧失了一个巨大的优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遭美国碾压，尤其是芯片领域，中兴事件的爆发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去深思。芯片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小到人手一部的手机，大到国防军械。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有90%的智能手机和芯片等靠外国的进口，而且集成电路的总产值不到全球的7%。集成电路进口3425.5亿元，同比增长9.1%，进口金额为1.5万亿元;而在当时，中国原油进口仅为6078亿元。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拒绝华润微电子和华创26亿美元收购要约，选择出价比中企低的onsemiconducto（r安森美半导体）公司。
在金融政策上，市场有金融监管的局面转向金融自由化的开放局面;在货币政策上，由扩张向收缩转变;在税收政策上，从增税向减税转变;在财政政策上，从收缩向扩张转变;在投资政策上，从乱花钱向基础建设投资转变;在产业政策上，从“海外制造”向“回归美国”转变;在能源政策上，从能源安全战略向发展传统能源转变;在社保政策上，从社会福利向商业福利转变;在教育政策上，从单一高等教育向拓展职业技能教育转变;在移民政策上，从“放松”向“收紧”转变。
1.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中美贸易近几年来持续扩张，同时中美贸易赤字也在不断增大。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方面目前正遭受着贸易赤字额巨大的困扰，所以在这一特殊阶段对美国贸易赤字的问题非常敏感。我们通过上网查阅历史资料和相关文献，得出了以下的中美贸易赤字表，如下所示：
2.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因为中国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所以当美元进行贬值时，中国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没有受到影响，相反能享受到更多的出口优势。而且在人民币升值时，西方国家就攻击人民币的币值和汇率制度。美国的意图是想让中国改变汇率政策来升值人民币进而减缓贸易赤字。
3.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就和美国约定了，入世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对中国目前的市场处境极为不利。所以，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极大程度上对中国产品带来了杀伤力。
4.对中国产品限制进行施压。
美国近些年来产业结构正处于升级转型阶段，许多美国工人正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众所周知，中国以及许多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源源不断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在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中，这对于美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通常在美国总统竞选时，美国的候选人经常会抛出这个问题来讨好选民，这对中美贸易间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同时，也转移了美国的内部矛盾，化解了美国党派间的斗争危机，把矛头指向中国。一矢双雕，也试图打击中國制造2025的计划，遏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抑制中国的经济腾飞。
美国与中国密切的经济往来已经是血溶于水的惺惺相惜了，如果中美一旦开打贸易战。中美双方会失去彼此的市场，这对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中国最近一直在推行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用这一块来弥补贸易战中国的损失，而反观美国，居民的消费日渐萎靡，政府又缺乏资金，一旦再失去中国市场，后果就更加不乐观了，美国的复苏势必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发展。
2.政局内部的稳定受到威胁。
中国出口到欧美市场的产品大都是价格低廉的低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出口竞争力和市场需求，而且它们很少受外界环境的冲击，例如金融危机、政府垮台等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因此，当人民币汇率提升了30%，同时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也要增加30%，这无疑给美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进而可能造成国内市场动荡。
3.若中国采取强硬手段，美资企业将受重创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进行反击战，美国也将会受到严重伤害。两虎相争，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但就目前情形来看，中国的市场环境相较于美国来说，还是挺乐观的。中国反击美国制裁的法宝不是抛售国债，而是对偏向于中国市场的美资企业进行打压，这样美国的现实和长远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损害。
4.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已非美国。
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已经是欧盟了，不再是美国。即使美国试图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无法阻挡中國在全球贸易中呈现贸易顺差的局面。“中国制造”已经遍布全球各地，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美国还是要买中国货，美国的贸易逆差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本次研究没有运用具体的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论证，纯定性描述，不够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同时，通篇论文缺少数据和理论依据的支撑，不够严密和逻辑性不强。对于中美贸易战的理解，从经济或政治角度去思考，都是片面的。缺乏定量分析和定性论证，前期文献的查阅准备工作还有待提高。
总之，中美贸易战的挑起也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美国为了转移内部民族矛盾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为了遏制中国经济的崛起，捍卫美国大国、霸权的地位，打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想把中国扼杀于腾起之时。也有一些行业声音表示，特朗普为了自己接下来的票选，为了达到自己在竞选演讲中许下的承诺。如此种种，我们应该结合本国国情，理性分析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积极思考应对贸易摩擦的措施，以将美国对中国造成的经济冲击减至最小，维护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3]梅新育.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32（03）：1-4.
[4]雷达.中美贸易战的长期性和严峻程度[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3-5.
[5]李晓.中美贸易失衡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5-8.
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2如何写篇七
[摘要]战后，美国国家贸易政策在国际形势和自身政治经济影响下发生重大转变，因此对世界贸易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其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美国在经贸往来不断加强的同时，贸易摩擦与冲突也日益显现，涉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家具、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安排劳工标准等诸多领域。中美贸易结构有其相关性和特点，需要审视中美贸易问题产生的原因，本着务实的态度加强沟通交流，解决摩擦，提高贸易结构水平，实现双赢发展。
[关键词]公平贸易;单边主义;互补性;经济;政治化。
战后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完全自由贸易政策，一方面加强本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利益交流，另外也可以对冷战对立国实行经济渗透。但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衰退，美国双赤字严重，导致国内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国家更多的重视经济政策，政治凝聚力减弱，贸易争端和摩擦日益突出。这一背景使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1)由全球的多边主义单轨战略逐步转移到全球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并行的双轨战略上，(2)由力主自由贸易的立场转移到强调平等开放，对等竞争，双边互惠市场的公平贸易立场。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乌拉圭贸易谈判体制的形成，都是美国双轨战略的实际使用。而1988年对外贸易法的出台则在法律上确定了美国国家贸易政策中公平贸易的原则立场。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其贸易发展的方向对直接都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对贸易基本原则的态度和对贸易摩擦的有关态度直接影响这其贸易伙伴的经济贸易环境。
1、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美国在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主论调是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一位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开始转向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借此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又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致使美国贸易逆差举高不下。美国贸易政策有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致力于消除贸易伙伴的“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作法”，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这样一个理念决定了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基调，也是挑起美国和中国贸易政策摩擦的政策背景。对外贸易是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核心手段，对于繁荣经济、增加就业、获取商品服务、抑制通货膨胀、保障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贸易也越来越多的成为美国制裁他国、推广美式价值观甚至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偏重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贸易产生于贸易各方比较优势的不同，同时也会强化贸易各方的优势，促进产业风格的升华和产业的国际转移。贸易各国之间不同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发展也反过来促进各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弱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产业。这种互动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果。贸易本来是互惠互利的活动，但美国一方面高唱自由贸易大举进攻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又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保护国内市场。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依据主要是国内法律，包括201条款(防止贸易损害)、232条款(国家安全)、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不公平贸易和授权总统进行贸易报复措施)、337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条款用国内标准评价国际贸易，奉行单边主义。这种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行动很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贸易摩擦也就在所难免。而立足于中美贸易关系来审视，从两国建立经贸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正是中国入世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国入世随着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反倒有所增加，涉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家具、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安排劳工标准等诸多领域，美国公司对海外竞争对手提出的倾销诉讼中有1/5以上涉及中国。而从总体数据来看，中美贸易却又始终保持强劲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至3月，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累计贸易额为325.1亿美元，同比增长36.9%,而中国对美国进口也保持111.1亿美元的高位，与往年同期水平持平。
(1)互补性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自己和产品销售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中国的销售市场、劳动力、资本投资场所和价廉物美的商品。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商品贸易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农产品、飞机、电站及石油设备，电子产品等;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鞋类、服装、玩具、家电、五金产品等。
(2)加工贸易占主导。1997年加工贸易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2.2%，加工贸易占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7104%。随着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美国大公司纷纷在中国登陆，美国公司不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不断扩大，这些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的美国市场的也越来越多，这也正是中国对美国贸易出口额保持刚性增长的原因之一。
就中美贸易关系而言，两国贸易模式的互补性确定了双边贸易的双赢结果。美国采取的是以fdi为主导的外贸模式。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其对华贸易的比例，中国目前是接受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中国采取的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填补美国市场的空缺，用以解决美国产业日益空心化的问题。中国出口的其他高附加值商品主要是国外来料加工产品，而这些产品没有经过原产地鉴定就以中国名义出口，致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极大高估，实际上中国对美国贸易、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是有限的和局部的。
虽然有本质上的共通性和相容性作为基础，但中美贸易争端却的确成升级之势。3月30日，美国政府于公布了所谓“贸易黑名单”报告，指出全球有58个国家和地区及3个经济贸易共同体对美商品、服务等设置贸易障碍，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生产商和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美方将会据此与“黑名单”国家逐一解决，解决不了将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在这份“黑名单”中，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成为主控对象，中国则名列榜首，这预示今后一年内中美贸易摩擦交锋将会更加激烈。仅仅在纺织品行业，去年一年，美国就连续10次设限调查中国纺织品。在贸易争端的表象下，经济问题政治化成为了中美贸易关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美国认定中国是其谋求世界霸权和推行美国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都曾与双边贸易机制挂钩，严重阻碍了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对外贸易政策日渐成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与贸易有关的决策者面临着重大的利益和风险，对进出口的限制或者鼓励措施动辄影响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也会关系到美国内数百万工人生活和生存问题。另外受进口竞争冲击的产业通常结成组织严密的特殊利益集团，通过选票、捐款、游说对参选的政要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参选的官员处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也会在贸易政策中实践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要求。
中美贸易问题的产生是由美国国内单边贸易主义和非平等贸易政策为根源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对美国的长期贸易顺差。但中美贸易顺差绝非是引起美国国内问题和贸易问题的根本原因。对于美国国内较为突出的产业结构和失业问题，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节。至于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根本途径是使美国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达到平衡。如果仅靠贸易保护，即不能从根本上减少赤字，也不能解决其国内的产业与就业问题，不利于稳定美国国内消费水平的稳定和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中美两国都是世界贸易大国，对于双边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应通过政策协调，互相沟通，本着双赢的原则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3]《世界经济研究》1月李丽：《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
[7]《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唐海燕主编立信会计出版社第219页。
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2如何写篇八
台湾省，缩写为“ldquo设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西与台湾海峡隔海相望北临东海，南临巴什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对。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炮击金门”到“一国两制”再到“经贸互通”“政治互信”“外交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入手推进台海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往，并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互信，文化互通，加强两岸政治互动和交往奠定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两岸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潮流更是民心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地区人民的愿望，更是台湾地区人民实现和平统一绝不改变的方针。
关键词：台湾问题;政治互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历代领导集体用不同的方式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中心都是以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为出发点。促进并推动台湾问题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更是推动政治互信的基础。发展两岸关系，完成统一构想，由浅入深逐步从台湾历史、现行政策、两岸关系构建方面入手逐步了解历史、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本身，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是大国间相互抗衡的一枚棋子，其牵扯到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内战结束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又遇到朝鲜战争和美国干预解放台湾而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退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归日本所有，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在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于同年10月25日被奴役了50年之久的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退守台湾，为了最终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战略储备，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大陆攻打台湾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由东南战场迅速转移到东北战场，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张。
2.影响台湾问题的新因素。
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外国势力的干预等等。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是阻止中国拓展利益维护其自身的大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之间本身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导致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身的激战。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利益拓展点在沿海地区，冲出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现实目标，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使中国利益无法拓宽和延伸，也为自己在太平洋上谋取经济利益做打算。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直接严重的干预中国内政，抑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其真实意图是控制亚太地区防线的需要。
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虽然二战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仍然有一些人勾结“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至此，日本的干预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症结所在。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是岛国其想要向亚洲大陆地区延伸，就必须依靠台湾。日本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企图干涉台湾问题，是为日本经济的安全考虑，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制约力必然会加大，这就会造成日本被动的接受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呈现出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国内各种势力以其自身利益为由干涉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允许“台独”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企图分裂中国。
台湾问题六十多年一直未得到解决，在这六十多年中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主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做出攻打金门的战略决策，最终攻打金门失利，其事实证明只靠单一陆军作战而无海军、空军的配合无法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抗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没有建立好足够完整的军队配备下是不可行的。1949年―1955年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内陆地区需要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目四纲”的对台政策，最终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渊源。
邓小平时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以实际为原则，以新的语言、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境界为导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政策选择，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路径，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重大发展。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主张”“四点意见”“四不”原则，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发扬了“一个中国”的主张，促进两岸和谈，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加强两岸经贸往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刚柔并进地应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加强中美合作，稳定台海局势，维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台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向更高领域迈进，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高瞻远瞩，谋求中国和台湾地区未来的良好发展。
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以和平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多的阻碍，但这种阻碍历史证实，已不会太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楚瑜一行时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台湾同胞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首先，缩短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划定在2030―2035年之间，这一时间的确定，是大陆政治经济稳定时期，也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确定表明不再继续容忍“台独”势力玩阴谋，也表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中不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中，充分突出了时间概念，也在讲话中等同于设定了路线图――突破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的思维模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其次，充分考虑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曾经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上层的政治需求和利益往来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此次，将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关注点，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作为最终目的，充分扩大了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了民众支持。
最后，向台湾人民表达心声，切入民族情感，促进多交流，多来往。从民族情怀谈起，在理解台湾历史过程中发展两岸关系，增进台、中友好交流，将民族情感融入台湾历史之中，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将民族情感作为纽带化解台湾人民同大陆之间的矛盾，鼓励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使其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促进两岸互信，增强凝聚力。
过去的六十多年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坚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持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靠保证。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主要从民族情感、共同打击外部势力，以及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等措施来真诚交流，促进两岸交流互通更顺畅。
1.促进文化互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情感推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从民众的情感归宿入手，只有台湾民众的认可，血脉贯通，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增强民族的、和谐的、大众的情感纽带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
2.共同打击外部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打击外部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不允许任何分裂、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危及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关系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来干扰中国民族大业的发展，实现两岸人民的双赢。
3.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
大陆对台的惠民政策，能够给两岸的发展增添动力，为两岸发展增温，继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为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祖国能够尽快统一，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有关两岸经济、民生、社会等十二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生方面的直接对接，使两岸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的维系将会进入新的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其他领域，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陆也应尽快完善时间表，落实现有工作，促进交流、沟通和政策的制定，将政策惠及民生等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黄丽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齐向东.“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d].济南：山东大学，2001.
[3]李刚.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变化[d].苏州：苏州大学，.
[4]朱芳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演进的历史追述与启示[d].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5]薛立波.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新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科技大学，.
[6]任惠兰.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演变[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7]王在希.论台湾问题与中华复兴[m].北京：九州出版社，.
[8]韩春霞.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台海危机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危机。一个中国，是中美共识的基础。和平统一，是中国的目标;不独不统，是美国的目标。为避免在双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因第三者挑动而误判发生军事冲突，中美正在并将继续就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国际危机管理交换政策，加强沟通。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多重措施，推动两岸交流，两岸统一虽然任重道远，但两岸稳定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很难改变，并且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台湾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分离主义或者叫分裂势力。二次大战以后，成立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家统一问题或者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分离主义加剧成为国际政治中显著的现象和问题。前不久，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也闹出了独立。分离现象加剧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世界上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比如苏联解体后，原来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一转身就变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还有东帝汶，2002年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来;尽管前面提到的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的状况还不确定，但是冷战后南联盟解体之下也分成了克罗地亚、波黑等好几个国家。第二个方面，就是国家的统一问题。这在二战后亚洲涌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比较突出，像20世纪50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一直处在分裂状态;像越南也是，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1976年才完成国家统一，十几年间，经历了抗法战争、抗美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总之，普遍地来讲，二战后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有不少国家都存在着分离和统一这样的问题，而且，总的趋势是国家的数量在增加。
与其他国家不同，台湾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台湾问题是在国共两党内战打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结果，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使得当时败逃到台湾岛的国民党存活了下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岸的中国人在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问题上具有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内部出现了沿袭至目前的台湾和中国分裂的趋势，他们在寻找国际上的事件、趋势包括对原有国际条约的歪曲，并寻找一些台湾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还利用所谓的民主自决权，作为自己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合法理由。台湾内部分裂势力的恶性膨胀是造成台湾局势紧张的主因，当然其背后也有着国际政治势力的支持，主要就是美国的介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政府来说，就出现了反对台湾独立的问题。
那么，台独的问题是不是只能用战争遏制?从目前来看，战争是手段之一，大陆方面现在也在做各式各样的准备。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其他的都很难做。但军事手段并不是惟一的手段。对中国大陆来说，所谓台独涉及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是从中国内部来讲，海峡两岸之间的博弈有很多层次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一段时间采取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多重措施：反分裂国家法的制订，加大经济贸易的往来，扩大两岸交流的渠道、方式，对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采取激励的措施。大陆利用这样的方式，迫使台湾的台独势力受到来自台湾内部的抵制。第二个层面是从国际上讲，通过外交的手段，如双边的、多边的各种活动，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至于说到两岸会不会爆发战争，有一种说法认为不会，他的看法是战争会影响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他有这样的疑问：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还能维持?因为背后有一个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存在。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他一定的根据，因为我们国家要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其实，就大陆的基本政策来说，无论是最后统一还是遏制台独都是争取用和平的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的统一，威慑手段自然是防止最坏情况出现的一种必要的准备，对所有的国家来说，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使用武力是最常见的手段。因此，我觉得那种完全没有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的说法，根据不够。这里面的问题太复杂了，但很多人只是简单地把用军事手段解决理解为解放军几十万人打过海峡。其实，所谓用军事手段解决，本身就有好多种：军事威慑、军事封锁、局部的军事打击，等等。在当今时代，作战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大，特别是在高科技的条件下，不像过去一般老百姓想象的，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开着大船就过去了……再一个，随着我们国防力量的不断发展，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也未必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关键就看你的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比如，美国在世界上打了那么多年的战争，也没有说其国家经济就怎么样了。再比如，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吧，但是在战争开始大概半年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就回到经济上来了，朝鲜战争很快就局部化了。总之，战争是否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绝非简单的一加一减，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力量、军事能力和指挥艺术，使用军事手段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军事行动并不必然会使国家经济建设陷入停滞，什么现代化也不能实现了。
台海危机背后美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台海危机实际上是一种中美之间的危机。从历史的经验看，台湾问题长期延续下来，与美国介入国共内战有很大关系。如果1950年不是美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也支持不了多久，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在冷战时期，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支持蒋介石，包括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那时候还不是支持台独)，主要是反对大陆，防止中国共产党完成国家的统一。到了冷战结束以后，我觉得一般地说美国支持台独有点太笼统，因为美国国内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但是美国的总体政策还是维持“不统不独”的状况。所谓不统不独，也就是说既阻止中国大陆完成国家统一，也反对台独发展到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的状态。事实也是如此，历届美国政府都反对台湾内部极端的台独势力，包括一些主张和活动。同样，美国内部的确也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并和台独勾结在一起。
那么，中美危机怎么处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双方的政策基于“一个中国”：1972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发展也还是尽量采取遏制的态度，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双方的目标是有差异的：和平的方式对中国政府来说就是统一，但是美国只是在口头上讲，只要海峡两岸都同意用和平方式，美国就没有自己的意见，但是美国通过它的实际行动，包括对台湾内部的政治操作，对台湾承担所谓的安全义务，销售武器，等等，表明其实际上还是想维持两岸处于分离的不统不独的状态。这样，在中美之间就存在着危机：就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湾内部台独势力还在发展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因为台独势力的挑动，或者双方对台海地区形势的误判，或者对对方协同能力的误判，导致双方在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发生战争，这就是这个地区为什么被视为热点地区和高危险地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美两国已经不断就台湾问题交换政策，包括在不同层次上对国际危机的管理进行交流、研究，其原因就是双方都看到了这样的危险：在双方都不情愿的情况下，因为第三者的挑动，对对方意图和决心的判断错误，导致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预先设计出有效地预防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措施?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有关机构都在进行研究，两国之间也有很多交流，比如继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建立之后，最近两国国防部部长的热线也建立了，再加上两国频繁的政治交流，这种可能性在降低。这中间，有一个情况值得双方重视：因为意外发生军事冲突以后的管理，这也是对双方很严峻的考验。
无论是国际危机管理还是国内的公共危机管理，我们国家都还重视得不够，研究得不够，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相对而言，我们处理国际危机的经验比处理国内危机的经验要丰富一些，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更重视一些。这可能与国际危机的特殊性有关，国际危机比国内公共危机种类少一些，无非就是防止一般的冲突上升为军事冲突，或者发生了军事冲突防止它扩大成更全面的战争。而国内公共危机就太复杂了，包括大规模的传染病像sars、今年南方的大雪灾，等等。有人认为，今年南方大雪灾，暴露出我们国家在必要的石油、电力、煤炭的储备上做得非常差，并且据此判断说，我们缺乏对台湾军事摊牌的应变能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能和台湾问题相比的，只能笼而统之地讲，我们公共危机管理的水平低。但是公共危机的种类太多了，要说南方雪灾严重也严重，但是死人的数量还不如1998年的洪灾多呢，实际上1998年的抗洪救灾还算可以吧，所以做这种联想比较不太合适，我觉得差别太大了，太不是一类问题了。我想，如果台湾地区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绝不会存在没水没电的问题。
最后，关于台湾问题的未来，我想强调的是：两岸关系未来稳定这个趋势是很难改变了，在未来的几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实现国家统一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总之，要维持两岸目前的状态，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因此，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台海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
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参考文献：
[1]莫绍深.关于《概论》课中“台湾问题”的教学思考[j].钦州学院学报，，10.
[2]李曼.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0.
[3]杨华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