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1984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家庭琐事录》由张其导演，王一民编剧，于秀春、宋春丽、任冶湘、杨桂香、刘利年等联合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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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民是当代著名的影视剧作家，他担任编剧的《乡情》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乡音》（胡炳榴导演）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这两部散文诗式电影也成了南国农村题材影视的优秀范本。这部《家庭琐事录》也沿承了他在前作中的优点，即对中国乡土人情的细腻体察、对民族心理的微妙把握。
作为80年代峨影厂的乡村题材代表作之一，电影《家庭琐事录》反映了新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尤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思想荼毒下农村女性的悲情，并展现了新时代女性与年轻人的生活面貌。
《家庭琐事录》与王一民前作《乡情》、《乡音》相似之处在于故事主题的丰富性上以及故事背后的哲学意味。电影的故事涵盖面很宽，它讲述了一家人之间的微妙调和、80年代青年对知识的渴望、老一辈思想的改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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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角色形象的丰富性是在多组不同关系角色的对比中呈现的。例如，本片中的母女、姑嫂、母子、姐妹之间都形成了强烈又饱含深意的对比。
电影中的母亲李大婶（于秀春饰）的形象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作为母亲，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用自己毕生的劳碌撑起了一个家，她身上体现出了传统东方母亲、劳动者的韧劲；从另一个角度看，她成长于封建乡村秩序中，她身上不可避免地沾上了封建习气，她对女性有着本能的偏见，这体现在她对于女性社会职能、家庭地位认知上的局限，她认为女性就理所应当地在家干活、不需要接受过高的教育。
她对儿子的“言听计从”、对闺女的“严斥厉责”无不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她身上的闪光点与其思想的局限性无不体现带有封建残余思想女性的典型性，这使得观众对角色产生脱离了简单爱憎以外的复杂态度。对于这样一个母亲，大儿子对她言听计从、不敢质疑，这也使得李大婶的思想完全地以自我为中心。
而电影中一对姐妹：姐姐菊花（杨桂香饰）、妹妹雪花（任冶湘饰）的性格设定更加别具匠心。
姐姐菊花是典型的传统女性性格，她很少会去质疑、思索自身的价值追求，她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她的婚姻被母亲、哥哥一手操办甚至都不敢说一个“不”字。
妹妹雪花身上则带有鲜明的新时代女性特征。她毫不掩饰自己对知识的渴望、敢于在长辈面前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当她对未来、对学业满怀憧憬之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而当春杏（宋春丽饰）成为这个家庭一员、成为雪花嫂子之时，家里的人物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她思想通达、性格活泼却又不似雪花一样尖锐，是故，她得以成为这对母女间感情的润滑剂。宋春丽与任冶湘在本片中也分别饰演了各自最擅长的角色类型。
幸而，在电影的结尾，李大婶看到了“知识”带来的质与量上的变化，她开始逐步理解女儿与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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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画面主要以青色为主，冷色调带有一种现实的沉重感，与此同时，也塑造出了一种清幽静谧的南方水乡的田园画卷 。
电影对细节的精准设计使得影片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染力。例如，在姐姐菊花出嫁前夕，命运开始逼着她做人生的第一次深入思考，她对包办婚姻感受到了一丝陌生感、她对未曾讲过话的未婚夫感到恐惧、她开始疑惑自身的真正价值所在。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镜头下菊花的眼神是空洞又无力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之下她对人生的意义、个人的价值追求一无所知，只是本能地感受到恐惧，这种无力感无疑凸显了角色的悲剧意义。
对时代气息的精准呈现是电影的一大亮点，本片中雪花的读书梦破灭，仍旧不断学习、对知识有着不灭的探索精神；大儿媳春杏（宋春丽饰）经常在母女之间受尽委屈却依然用耐心与热心抚慰亲人。
这些人物他们虽然都有各自的委屈与辛酸，但从未怨天尤人，永远保持着自己的理想、对明天的热情。他们装起了土架子互相嬉戏、办起了图书馆观摩图书、相互教识字，这也是对当时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生活面貌的完美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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