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贯州各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暴乱，短短的两三个月内，贵州各地就匪风四起，截止1950年4月，全省较大匪伙已发展到460余股，持枪人数达13万之众，完全占据31个县；即便我方控制的48个县，也只保有县城和少数乡镇。那么已经被全境解放的贵州省，为何土匪会如此猖獗呢？
国民党政权提前有所布置
自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故役结束之后，风雨飘摇的蒋介石政权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应变”部署。以省主席谷正伦、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为首的贵州地方当局即召开各级“应变”会议，制定反共游击计划，筹建游击基地。
在极力扩充军队的同时，还将民间的惯匪、强盗、劣绅、恶霸等加以组织，分发枪支弹药，实施军事训练。贵阳解放前夕，谷、韩在贵阳雪涯洞主持开办“贵州省自卫干部训练团”，分三期集训党政军警特骨干和青红帮头子等约1500人，这些人被分配全省各地，负责煽动和组织土匪叛乱。
驻军兵力空虚，起义部队大批叛变
解放之初，败退到贵州境内的国民党部队大批溃散，不少起义投诚，到处一片欢庆解放的热闹景象。但为时不久，驻贵州解放军主力奉命入川参加川西会战，整个贵州省仅留1个军守备，两个月后虽然调回了两个师，但加起来总兵力也不超过5万人。
留在贵州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护治安的兵力大大减少，给了蛰伏的反对分子可乘之机。截止1950年4月底，原起义部队中有14个团先后叛变。如盘踞在瓮安、余庆、湄潭三角地区的王福堂匪部，就是通过假起义保留了大批精良装备，并借机加紧训练的了部队，因此战斗力大幅提升。
存在轻敌麻痹思想
虽然大规模的土匪暴乱还处于酝酿阶段时，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就告诫各级干部：“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但这番告诫并没有令所有人警醒，贵州有的县份仅保留1个排驻军。
照搬老解放区、游击区工作经验，对边远山区土改工作队大都安排班一级护卫；在群众没有充分动员的情况下，将广大乡村、重要交通线交给地方武装守备，导致土匪突然兴起后，省内交通干线大多瘫痪、城乡联系基本断绝，军政人员被害的多达2千人以上。
但贵州土匪也没有猖獗太久。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邓小平从云南抽调第45师，从四川抽调第31师、第186师等部队入贵州剿匪。1950年3月29日，又放弃正安、道真、荔波等21个县，将兵力全部集中在重要城镇和交通线，采用剿抚并用、土地改革同步推进的方式，不仅迅速平息了平定的暴乱，还彻底根除了匪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