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志强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主讲人。
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我们知道的那些旅行家,其实指的不光是他们走了很多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了文字纪录,特别是长篇的游记。
这依赖于文字的成熟,出版的发达,还有识字人口的增多,因为识字的人多了,大家才能通过读书去了解外部世界。真正改变人们思想的,主要还是得要靠书本,而游记的流行,也说明人们的的确确想要张开眼睛看世界。
马可·波罗行纪
在这些流行的游记里面最流行的那一本,恐怕要属《马可·波罗行纪》。
13世纪时,欧洲还在经历漫长的中世纪,忽然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震荡。最大的事件,就是蒙古的崛起,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建立起东到朝鲜半岛、西到多瑙河的庞大帝国,整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在梵蒂冈的教皇非常紧张,派使者给蒙古大汗写信,在战争与和平的边缘疯狂试探,各家的使者在欧亚大陆上往来穿梭。
在1264年,有两位威尼斯商人,是兄弟俩,他俩本来是出来做生意的,兵荒马乱中流落到了布哈拉。布哈拉这个古城现在还在,在乌兹别克斯坦。
在布哈拉,他们遇见了蒙古的使者。使者跟他们说,蒙古大汗从来没见过欧洲人——原文是拉丁人——假如两位能跟我们回到汗八里——汗八里就是元大都,就是北京——肯定受欢迎。
这哥儿俩反正没地方去,就跟着使者来到了中国,见到了忽必烈。
忽必烈就问他们欧洲是什么情况,问的很详细。后来忽必烈说,要不这样,你们替我送一封信给你们的教皇。信上说呢,请教皇你送一百名才艺之士,来了之后我们搞个大辩论,假如你们赢了,证明基督教的真理果然是天下第一,那好,我带领全体臣民,皈依天主。另外呢,你们回来的时候,别忘了把耶路撒冷圣墓上长明灯的灯油给我带一点。
你看,其实元朝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很随意的,也很实用。他们还特别喜欢搞辩论,你有理你说说嘛。这种开放宽容的态度呢,就使得当时有很多宗教人士到处旅行,变成了交往的使者。
这样哥儿俩又回到了欧洲。谁知道这时候罗马教廷一团糟,灯油是拿到了,一百名才艺之士却只带了两名,这两名又是个胆小鬼,走到一半不敢去了,还好哥儿俩带了自己的一个孩子,三个人再回到中国来。这个孩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
后面的事情你大概都知道了。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呆了十七年,后来奉命送蒙古公主到伊尔汗国去成亲,这才离开中国,顺道他们就回了国。
回来之后,威尼斯和热那亚打仗,马可·波罗参加了,结果战事不利,被热那亚人抓起来投到监狱里。在监狱里他向难友们讲述了自己的东方见闻,这就是有名的《马可·波罗行记》。
据说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那肯定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因为他总爱用很大的数量词,动不动就百万这个、百万那个,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百万君马可。其实有点不大相信他的意思。
他的难友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比萨人,比萨也跟热那亚打仗,他也被抓了。他听马可·波罗讲故事讲得起劲,就把这些故事写了下来,书名本来就叫《百万》。所以《马可·波罗行纪》不是马可·波罗写的,不过马可·波罗确实也认可。
百万君马可的这本《百万》,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他讲的中国的事情,很多在欧洲人看起来匪夷所思。比如他说,中国人用树皮大量制造一种东西叫做纸,可以写字。要知道那时候造纸术刚刚由阿拉伯人传入西班牙,还没进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马可·波罗的狱友大概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更神奇的是,马可·波罗说,蒙古大汗拿纸当钱,政府的支出都用这种纸付钱,如果拒不接受,那就是死罪,所以大汗什么都不用付出,只要造纸印钱,就可以拥有天下所有的财富。这简直就是一种点金术。也不怪大家不相信他,要我是马可·波罗的难友,我也不信,纸怎么能当钱呢?
然而不久,意大利的商人就开始使用汇票,到了17世纪中期,现代纸币终于在伦敦诞生了。
纸和纸币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有关纸币和纸币制度的知识,却最终改变了全世界,这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以前大家争议过马可·波罗到底是不是真的来过中国,现在应该已经比较清楚了,他的确是真的来过。
其实他本人是不是真的来过,对于后来的历史来说并不重要,因为《马可·波罗行纪》刺激了西方人探索东方的欲望,他描写的美妙的富裕的中国始终吸引着后来的欧洲航海家,它在历史当中已经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拉班·扫马的朝圣之路
马可·波罗从西向东到达北京的时候,几乎同时,有一位旅行者和他旅行的方向刚好相反,从北京出发,去往西边,这个旅行者的名字叫拉班·扫马。
拉班·扫马听上去是个外国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只不过不是汉人而已。他属于汪古部落,生活在今天山西的北部地区。不过他出生在北京,他家信奉景教,就是基督教的一支,所以成年后很自然地成为了景教的修士。
拉班·扫马非常虔诚。他出家的时候,散尽家财,自己住进一间密室,苦修七年。后来他隐居在北京周边的山里头,有个也是山西来的年轻人叫马可,来拜他为师。两个人就在山里头隐修。
1276年,拉班·扫马两个人决定出发去耶路撒冷朝圣。这时候马可·波罗一家刚刚来到北京,而且马可·波罗他们中间也去了耶路撒冷,但是很可惜,他们肯定没有见过面。
拉班·扫马走到半路,听说耶路撒冷已经被埃及的伊斯兰教政权占领,他们进不去了,就只好中途去了伊拉克的摩苏尔,再到巴格达,当时中文里面写作“报达”。
后来,他受伊尔汗国大汗的指派,出使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实现蒙古与基督教的联合,对抗穆斯林世界。他在君士坦丁堡见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又到罗马,接着还去了巴黎,一路上见到法国国王、英格兰国王和新任的教皇。
这中间,马可和扫马两个人都被任命为教内的高级职务,教廷想派他们回中国传教。结果他们回答说,我们不回去。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就是要接近基督教世界,现在说啥也不回。
1394年,出来了以后,拉班·扫马在巴格达逝世,刚好第二年,马可波罗一家回到欧洲。
拉班·扫马也留下了游记,是用波斯文写的。跟马可·波罗一样,游记不是他本人写的,也是他周围熟悉他的人替他记录的。可惜,原稿找不到了,不过,有个叙利亚文的译本,翻译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后来也翻成了中文,现在还能找到这本书,中文名叫《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
马可·波罗是商人,拉班·扫马是教士,他们两个一来一往,代表着探索未知世界的两大动力,一个是商业,一个是宗教,一个追求世俗的幸福,一个追求精神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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