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志强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主讲人。
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我们知道的那些旅行家，其实指的不光是他们走了很多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了文字纪录，特别是长篇的游记。
这依赖于文字的成熟，出版的发达，还有识字人口的增多，因为识字的人多了，大家才能通过读书去了解外部世界。真正改变人们思想的，主要还是得要靠书本，而游记的流行，也说明人们的的确确想要张开眼睛看世界。
马可·波罗行纪
在这些流行的游记里面最流行的那一本，恐怕要属《马可·波罗行纪》。
13世纪时，欧洲还在经历漫长的中世纪，忽然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震荡。最大的事件，就是蒙古的崛起，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建立起东到朝鲜半岛、西到多瑙河的庞大帝国，整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在梵蒂冈的教皇非常紧张，派使者给蒙古大汗写信，在战争与和平的边缘疯狂试探，各家的使者在欧亚大陆上往来穿梭。
在1264年，有两位威尼斯商人，是兄弟俩，他俩本来是出来做生意的，兵荒马乱中流落到了布哈拉。布哈拉这个古城现在还在，在乌兹别克斯坦。
在布哈拉，他们遇见了蒙古的使者。使者跟他们说，蒙古大汗从来没见过欧洲人——原文是拉丁人——假如两位能跟我们回到汗八里——汗八里就是元大都，就是北京——肯定受欢迎。
这哥儿俩反正没地方去，就跟着使者来到了中国，见到了忽必烈。
忽必烈就问他们欧洲是什么情况，问的很详细。后来忽必烈说，要不这样，你们替我送一封信给你们的教皇。信上说呢，请教皇你送一百名才艺之士，来了之后我们搞个大辩论，假如你们赢了，证明基督教的真理果然是天下第一，那好，我带领全体臣民，皈依天主。另外呢，你们回来的时候，别忘了把耶路撒冷圣墓上长明灯的灯油给我带一点。
你看，其实元朝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很随意的，也很实用。他们还特别喜欢搞辩论，你有理你说说嘛。这种开放宽容的态度呢，就使得当时有很多宗教人士到处旅行，变成了交往的使者。
这样哥儿俩又回到了欧洲。谁知道这时候罗马教廷一团糟，灯油是拿到了，一百名才艺之士却只带了两名，这两名又是个胆小鬼，走到一半不敢去了，还好哥儿俩带了自己的一个孩子，三个人再回到中国来。这个孩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
后面的事情你大概都知道了。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呆了十七年，后来奉命送蒙古公主到伊尔汗国去成亲，这才离开中国，顺道他们就回了国。
回来之后，威尼斯和热那亚打仗，马可·波罗参加了，结果战事不利，被热那亚人抓起来投到监狱里。在监狱里他向难友们讲述了自己的东方见闻，这就是有名的《马可·波罗行记》。
据说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那肯定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因为他总爱用很大的数量词，动不动就百万这个、百万那个，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百万君马可。其实有点不大相信他的意思。
他的难友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比萨人，比萨也跟热那亚打仗，他也被抓了。他听马可·波罗讲故事讲得起劲，就把这些故事写了下来，书名本来就叫《百万》。所以《马可·波罗行纪》不是马可·波罗写的，不过马可·波罗确实也认可。
百万君马可的这本《百万》，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他讲的中国的事情，很多在欧洲人看起来匪夷所思。比如他说，中国人用树皮大量制造一种东西叫做纸，可以写字。要知道那时候造纸术刚刚由阿拉伯人传入西班牙，还没进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马可·波罗的狱友大概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更神奇的是，马可·波罗说，蒙古大汗拿纸当钱，政府的支出都用这种纸付钱，如果拒不接受，那就是死罪，所以大汗什么都不用付出，只要造纸印钱，就可以拥有天下所有的财富。这简直就是一种点金术。也不怪大家不相信他，要我是马可·波罗的难友，我也不信，纸怎么能当钱呢？
然而不久，意大利的商人就开始使用汇票，到了17世纪中期，现代纸币终于在伦敦诞生了。
纸和纸币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有关纸币和纸币制度的知识，却最终改变了全世界，这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以前大家争议过马可·波罗到底是不是真的来过中国，现在应该已经比较清楚了，他的确是真的来过。
其实他本人是不是真的来过，对于后来的历史来说并不重要，因为《马可·波罗行纪》刺激了西方人探索东方的欲望，他描写的美妙的富裕的中国始终吸引着后来的欧洲航海家，它在历史当中已经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拉班·扫马的朝圣之路
马可·波罗从西向东到达北京的时候，几乎同时，有一位旅行者和他旅行的方向刚好相反，从北京出发，去往西边，这个旅行者的名字叫拉班·扫马。
拉班·扫马听上去是个外国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只不过不是汉人而已。他属于汪古部落，生活在今天山西的北部地区。不过他出生在北京，他家信奉景教，就是基督教的一支，所以成年后很自然地成为了景教的修士。
拉班·扫马非常虔诚。他出家的时候，散尽家财，自己住进一间密室，苦修七年。后来他隐居在北京周边的山里头，有个也是山西来的年轻人叫马可，来拜他为师。两个人就在山里头隐修。
1276年，拉班·扫马两个人决定出发去耶路撒冷朝圣。这时候马可·波罗一家刚刚来到北京，而且马可·波罗他们中间也去了耶路撒冷，但是很可惜，他们肯定没有见过面。
拉班·扫马走到半路，听说耶路撒冷已经被埃及的伊斯兰教政权占领，他们进不去了，就只好中途去了伊拉克的摩苏尔，再到巴格达，当时中文里面写作“报达”。
后来，他受伊尔汗国大汗的指派，出使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实现蒙古与基督教的联合，对抗穆斯林世界。他在君士坦丁堡见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又到罗马，接着还去了巴黎，一路上见到法国国王、英格兰国王和新任的教皇。
这中间，马可和扫马两个人都被任命为教内的高级职务，教廷想派他们回中国传教。结果他们回答说，我们不回去。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就是要接近基督教世界，现在说啥也不回。
1394年，出来了以后，拉班·扫马在巴格达逝世，刚好第二年，马可波罗一家回到欧洲。
拉班·扫马也留下了游记，是用波斯文写的。跟马可·波罗一样，游记不是他本人写的，也是他周围熟悉他的人替他记录的。可惜，原稿找不到了，不过，有个叙利亚文的译本，翻译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后来也翻成了中文，现在还能找到这本书，中文名叫《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
马可·波罗是商人，拉班·扫马是教士，他们两个一来一往，代表着探索未知世界的两大动力，一个是商业，一个是宗教，一个追求世俗的幸福，一个追求精神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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