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讲，人不是只有理性，除了理性，还有情感，还有境界的追求。中国人老说真善美，如果说真是理性的哲学，善就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美是一种境界的追求、憧憬，那也就是艺术了。我们现在把它分开来讲。
一开始就讲到了，传统的文化中间，哲学、宗教、艺术、科学，哪那么分呢？都混在一起的。所以理性就离不开感性的，离不开情感的。所以我们人常常有的时候是感情超越理性，有的时候是理性克制了感情。所以每个人都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的人，他有很多情感的追求，情感的需要，情感的寄托。所以一个完整的人，他不可能只有一面，整个人类也是这样，你不能说理性思索出来的问题就是绝对是对的。你不能说情感感觉出来的东西就是绝对的错误，不能。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思维方式里面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叫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总要把彼此分得很清楚，总是要把它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是此就不可能是彼，是彼就不可能是此，都给它用理性分析过了，都是有各自的定量和定性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么绝对的此，也没有绝对的彼，彼和此是分不开的。不仅是彼离不开此，此离不开彼的问题，彼里面有包含着此，此里面也包含着彼的。我们现在也习惯于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忘记了我们中国人的强调的执两用中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不把两端对立起来，不是偏向于这个，或者偏向于那个，而是把握这个中。这个中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中间的一个极其根本的重要的概念。孔子讲“中庸之为德，至矣”。中庸作为一个品德来讲，或者一个德行来讲，是最高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就是要我们不要落于两边，不要只看到两端，而是要把它两端连接起来。所以就是说执两用中，要允执厥中。
《尚书》里面记载，尧传给舜，传给了四个字，叫做“允执厥中”，就是我们要很好地掌握这个中。那么舜传给禹呢？扩展了，变成十六个字了，就叫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前面加了十二个字。就把它当成是中国圣贤的十六字心传。落脚点就是致中，用中。用中就是让我们看问题不要偏，要全面，要看到两个对立的双方。所以历代有很多的高人都把这个“中”当做一个重要的概念。
张三丰曾经讲，他说，“夫道者”，道这个东西，“中而已矣”，就是这个“中”，道，所谓的道，就是一个中。“故而”，所以，“儒曰致中”，儒家讲致中。致中就是《中庸》里面讲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立焉，万物育焉”。致中，“致中和，天地立焉，万物育焉”，所以儒家讲致中。他说道家，“道曰守中”，守住这个中，这是《老子》里面的话，“多言数穷”，就是要守中。佛曰，“空中”，佛讲的是空中。那么这个意思实际上是从《中论》里面来的，《中论》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空中。所以整个中国的道，这个道的文化，或者说文化中间道这个层面的东西就是一个“中”可以概括了。
后来也有人根据这样的思想就讲，“圣人之道，中庸而已”。圣人之道就是一个中庸，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所谓顺其自然就是根据事物的本来面貌。那么事物的本来面貌是什么呢？凡物必有合。事物的本来面貌就是永远有两个对立的双方才构成一个事物。而这两个对立的双方又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不断地循环运动，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一切整个的宇宙都在变化，没有一个绝对的静止的东西。这也是现在科学里面的物理学，现代物理学发现的一个自然现象。原来一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的。
所以没有一个事物可以我们给它定下性来，就是这个，没有。从这个角度看，是这个，从那个角度看，不是这个。现在看是这个，过一会儿看就不一定是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美国的物理学家卡普拉才会讲，西方实证科学辛辛苦苦地走了几百年走下的道路，回过头来一看，东方的神秘主义里面早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来思考。
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间，吸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理念，一些亘古的理论，然推动他们的文化发展。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科学的发展成果，都跟中国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智慧分不开。所以我就想，我们今天中国人怎么来发挥我们中国的文化。我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这样一些智慧的基础之上，去吸收西方文化中间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东西，然后来给它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适合于今天时代的新的文化。我们不要把这个搞颠倒。
这里面可以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认为人本主义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是西方的思想。于是就去学西方的人本主义，而又看不到西方的人本主义，它常常会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万能，会出现现在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弊病，更不知道人本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
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文化中吸收获取的。在西方近代的变革中，启蒙运动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冲破西方中世纪以来的以神为本的文化，就是因为学习了中国的文化，以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人文精神，去批判和冲破了西方中世纪以来的以神为本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才开展出近代的西方社会。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是，但至少中国的人本主义在推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这种人本主义推动了它使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人可以做宇宙的主人了。但是因为一种习惯性的传统思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西方认为：打倒了上帝，人就应该来做主宰。所以近代科技发展一个最响亮的口号是什么？人定胜天。具体的实践就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认为没有人做不到的事情，科技万能。我们不能否认，科技是人类理性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如果还是在西方中世纪的神决定一切的文化里面，是发展不出来近代科技的。所以近代科技是人类理性的胜利，这个没有问题。但你不能夸大，认为科技万能，人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可以主宰一切了。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人的力量是发展起来了，可是人又自我地异化了。人去主宰一切的时候，其实反过来，人实际上又被万物所主宰了。追逐物没有止境了，觉得人要想得到的都能得到，为了要得到这个就变成物的奴隶了，这就是西方思想家在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反思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世界性的大灾？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很简单，战争就是资源财富的争夺。人为了得到资源财富不惜互相杀戮，人又被物牵着鼻子走了。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思想家都反省，都提倡重新确立人文的精神，人本主义，新人本主义，而且认为新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资源还是要从古代的中国中间去找，中国的文化里面去找。
中国的人本思想到了西方起的作用也是有变化。它的变异的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科技万能。可是我们现在把这个科技万能看得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结果我们也就要征服一切，与天斗，与地斗，要改造一切。所以这是把变异了的人本主义传回来了。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应当从传统中国的人本主义出发来纠正这样一种变异了的人本主义。这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的人本主义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但是同样地，我们也不要凌驾于神和物之上，去主宰神和主宰物，我们还是敬天的。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不是仅看到一面，看到这一面，也看到那一面。
过去我们常常会把中国这种传统的对立统一、辩证看问题给它加一个帽子叫什么？叫做朴素的辩证法。那把我们的辩证看问题呢？叫做科学的辩证法。这两个是一家，这褒贬的意义就很明显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不要再谦虚了，不要再说我们的辩证法是朴素的辩证法。辩证法就是辩证法，不说变戏法就行了。我们现在到处用科学的辩证法，可是经常在变戏法。把所谓的科学辩证法变成变戏法。事物的普遍联系，可是不能胡联系。我们把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的相对，变成了没有条件的联系和相互的关系的话，那这个变成变戏法了，没有原则了。所以它是既有原则，又有灵活的这种辩证法。
我觉得不一定要那么区分所谓朴素辩证法，科学的辩证法，这还是没有文化的自信的表现。我们就是辩证法。辩证法这个我们来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不能够形而上学，不能够绝对化，看问题不能够孤立地。我们一百年来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好的就是绝对的好，现代的东西一定是好，传统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最关键的要从这里面跳出来。尽管我们一天到晚在喊，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又说不清楚。精华这东西到了我们无能的后辈手上，也会变成糟粕的。糟粕的东西到我们有智慧的后人手上，也会变成精华的。所以不能够把它绝对化。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放在一定的环境中间去加以分析。现在我觉得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首先要从这样一些习惯性的思维方式里面能够冲破出来，不要一提到礼教就封建的礼教，吃人的礼教。不要一提到我们的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不科学。不要一提到我们的人文宗教就是迷信。
其实中国的宗教就是人文宗教，所谓人文宗教它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甭管是儒释道哪一家，都是面对着我们现实的人生，我们的成圣、成仙、成佛都是人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才可以成圣、成仙、成佛的。不是说一个造物主、救世主，把我们变成了圣人，把我们超度成了仙人，把我们超度成了佛，是我们人自己。所以我们人自身不提高，你怎么能够成圣呢？怎么能够成仙呢？怎么能够成佛呢？成不了的。所以中国的宗教它的人文的特色、人本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圣是自己做的，仙也是自己做的，佛也是自己做的。我老讲，我们学佛是要做佛，我们学菩萨是要做菩萨，我们不是去学了佛求佛，学了菩萨求菩萨。把我们每个人自己变成再来的佛和菩萨。这是中国的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不是靠一个救世主来救我们的，而是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你能不能成圣，你能不能成仙，你能不能成佛，就看你，你想不想做，你是不是做，你想做，你就得去做。你就要按佛这样去做，你就是当下的佛。你要按照仙这样去做，你就是当下的仙。你按照圣人这样去做，你就是当下的圣人，都是非常明确的，都是非常现实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不懂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人文的特质，老是把我们的宗教也看成跟西方的救世主的宗教一样，把我们的学问都要用科学重新诠释一遍，那就麻烦了。我们很多的中国的优秀的文化可以说都是让用西方的所谓的科学去进行重新诠释以后给解构掉了。我们拿西方的哲学理论来诠释我们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精神可以说是荡然无存了。
老子讲道，道是什么？可以说自然。道就是路也，道就是路，道路嘛，很简单。所以我们过去最简单的解释，“道者路也，天地万物所共由也”。由，田字出头。天地万物都是从这个地方走出来的。德是什么？德者得也。得到的得，天地万物所各具也，各自具有的。所以得就是每个事物的本性，道就是一个共同的本性。这就是道德。
这个道德今天我们用得已经完全变了样了，我们现在跟伦理联系在一起的道德。过去恰恰是道德跟伦理是相对的，道德是讲天然的，伦理是讲人为的，人为制定的各种规范叫伦理，仁义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讲诠释伦理的各种概念的时候也尽量地用自然的关系去诠释。而道德更强调是自然人。所以中国文化中可以说总崇尚自然。所以多简单，我们研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我好多年不讲中国哲学史了，我不知道现在这讲法上有多少变化。反正我那时候讲中国哲学史，那首先头脑里面就这个概念。所谓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就是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讲任何一个哲学家，我们第一任务就要分清他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好站队呀。所以老子一来就麻烦了，这个道究竟是什么？有些人就是说道就是气，气是物质的，老子是唯物主义者。道看不见摸不着，是什么东西？精神。像黑格尔那样讲的，绝对是精神。我说那老子就是唯心主义吧。
其实中国哲学里面不是存在意识的决定和被决定的问题，探讨的不是谁第一性、谁第二性的问题。中国哲学里面探讨的很现实的问题。你这个物跟心没有发生关系，心是心，物是物，我们讨论它干什么？没有必要讨论的。谁不知道不吃饭是活不成的？但是人不是为了吃饭活着的。所以我们讨论，当这个心和物碰到一块了，心发生了什么变化，物发生了什么变化。
中国哲学讨论的是这个问题，心物这样一种关系碰到一起以后的关系，不是心在先、物在后还是物在前、心在后的问题。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一来解释，中国哲学不成中国哲学了，面貌全非了。整天在讨论它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所以同是儒门的，那孟子是唯心主义，荀子就是唯物主义呀？所以没办法。所以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就用这些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解构了我们中国哲学。
现在我们面临着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要以西方医学的理论来诠释中国医学的理论，把中国医学全都解构。没有了，中国医学一些基本的理念都没有了。一些基本的治病、诊病的概念都没有了。过去中医诊病是用望闻问切四诊，现在还有吗？现在都拿仪器来代替了，不需要你望闻问切了。越是大的中医院，越是全部机械化，哪还有望闻问切？望闻问切是建立在一种直观的基础之上的医学理论。我一望，一看你，我就知道你哪不舒服了，有什么问题，你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所以过去说能望诊的医生就是神医。
所以它是医者的直觉，看你的气色，看你的动作，看你的舌相，看你的手相就可以大概地知道你的问题。这是医者的直觉。这个够吗？不够，就闻。闻，用耳朵闻，用鼻子闻。耳朵闻，闻什么？闻你的声音。你咳嗽有听听，你说两句话我听听，中气足不足。闻你的气味、体味、口味、口气、体气、二便之气，通过这个一闻来看看我刚才望的有道理没有道理，对不对。所以直觉也不是没有来印证的东西的。他的望的直觉通过闻来验证一下，而问和切呢？是病者的直觉的一套。我问你，你们病人自己去说，你直觉的感觉是什么，哪儿不舒服了，什么时候不舒服了，怎么个疼法，疼的时间多长。问你病者的直觉。病者的直觉你也不能说完全是对的。那怎么办？诊脉。
脉是反映你内部的东西的，那么我通过脉象我们来看看你刚才讲的病人的这些直觉对不对。你看多完整的一套在直观直觉系统中间的一种诊病的方法，我们现在全丢了，不科学，猜测的，没有数据做依据的。所以我要给你诊病，然后你吃出我的药吃出问题了，你又不遵照我的嘱咐去吃，现在吃出问题了，就是我的责任了。所以现在中医尴尬地很，不敢，就是你让他望诊，他有望诊的能力，他也不敢跟你说。我让你检查去，我将来有依据。你死了，也让你死明白。有这么多的化验单，有这么多的CT的超声波的检查在那儿，你该死。没有责任的。所以现在这样一种理念和技术手段以后，中医也很尴尬，无能无力。我们人又不相信自己。中国人的文化一是向内的，不要找外因，不要怨天尤人，要反躬自问。
道德上面是如此，对身体也是如此。要充分对自己生命有信心。你对自己生命没有信心，什么药也都不管用。你首先要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信念，有信心。这样才可以的，不是依靠外的，是依靠内的。我们现在的人有多少信心？可以说没有。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为感觉活着，不要为数据活着。
可是我们现在的人都要为数据活着。医院里面检查还不够，家里面还要备一个血压计，早晨量一次，晚上量一次，给自己来提个醒。是给你提个醒，也给你加了一个重重的负担。没有感觉，你量它干什么？管它呢，多高。我照样吃，照样喝，照样睡，照样走，照样玩，干吗一天到晚让它牵着你鼻子走。哎呦，不能动了，赶紧躺下，赶紧吃这个，赶紧吃那个，你说干什么？人活着还有意思吗？对自己一点没信心，全是靠外面的，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也可以说是真是，你到底依赖于外物还是相信你自己。
中国的文化就要我们每个人要相信自己，要自己管理好自己，相信每个生命都有自己修复痊愈的能力。这个修复痊愈的能力不光说我们身体上的病，就我们身上的缺点也都是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没关系的，有过即改，即是圣人。所以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不是一定要靠外面的力量来强制你改正。
所以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它有一种人文的特质，它是一个整体的看问题的方法，一个动态的来论述这个天地万物和社会以及自己的人生的方法。我们首先要把自我的信心建立起来，自信心。我觉得我们现在全面的自信心的缺失，在生理健康上面缺失，在社会文化方面也缺失，全面的。所以接下来要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相当地不容易。
前天的晚上，北大几个学生社团，要我做一个讲座，我就是故意看看，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学子们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就给他们提了两句话，叫做士当弘毅，任重道远。我想在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谢谢大家。
楼宇烈教授
楼宇烈，男，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1960年7月至1979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1979年6月至1980年1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80年12月至1985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85年9月至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0年起中国哲学博士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