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中国科技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科技水平,都明显落后于西方了。
这个落后,是何时、如何造成的呢?
我们就以天文学、数学为例,来谈这个过程。
在《利玛窦,一尊建立在沙漠上的洋牌坊》中,我们说过,明朝末年时,欧洲没有起码的天文学基础,连正规的天文台都没有,根本不具备编制历法的条件(编制一部历法,前提条件是,至少要有上百年持续不断地天文观测数据积累。某些专家在吹嘘西方的天文学时,往往刻意无视这一事实)。但是,到了清朝,事情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变化。
《清史稿·时宪一》:
“顺治元年六月,汤若望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曾依西洋新法釐订旧历,今将新法所推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京师及各省所见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进呈,乞届期遣官测验。’从之。……八月丙辰朔午时,日食二分四十八秒,大学士冯铨,同若望赴观象台测验覆奏,惟新法一一菂合,大统、回回二历俱差时刻。……十月,颁顺治二年时宪书。……十一月,以若望掌钦天监事。”
大意是:清朝定鼎北京之后,顺治元年,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向朝廷进献了明末徐光启、李天经主持,组织有西洋传教士参加编制的新历。他还向朝廷说:今年八月初一日日食,各地分别在什么时间看见日食。那天,大学士冯铨等人到天文台考察后发现,和按照明朝大统历、回回历相比,汤若望按新历推算的时间最准确。于是,在当年十月,就颁布使用新历,即时宪历。十一月,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
这就是说,明末编制了这部历法,但没有用。汤若望献出来,被清朝采用了。
的确,由基督徒徐光启主持编制的这部历法,采用了不少来自西洋的东西。但是,是否明朝真的在数学、天文水平上不行呢?当然不是。
在康熙乾隆时期编写的《明史》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明史·历一》:
“后世法胜於古,而屡改益密者,惟历为最著。……黄帝迄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其非历官而知历者,郑世子而外,唐顺之、周述学、陈壤、袁黄、雷宗皆有著述。……”。
大意是,中国历史上,历法修改了N次,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明朝援用元朝的授时历,一下子就用了270多年。到了成化年间,大家都发现误差不小,觉得必须修订历法了。在明朝,精通天文历算而不在天文台工作的人很多,除了著名的明朝宗室朱载堉,还有唐顺之、周述学、陈壤、袁黄、雷宗等等。
但是,徐光启在主持修订历法的时候,并未像历朝历代那样,征集天下英才,而是启用汤若望等洋教士主导,让一批中国学者给打下手。
毫不奇怪,新历法的精确度,确实比二三百年前编制的大统历即授时历要高。
同样是在《明史·历一》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瓯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
这就是说,明朝人也好,清朝人也罢,十分清楚:所谓的“西洋天文学”,实际上是回回天文学。我在《中国,是世界天文学的祖师爷》中谈到过,回回天文学实际上是元朝传过去的中国天文学发展起来的。因为,自元朝起,中国的天文台,始终设有“回回历”机构,因此,中国的士大夫们,太了解回回天文学了。
不可理喻的是,自汤若望起,西洋传教士就掌握了清朝的天文台。《清史稿·职官二》:
“初,顺治元年设钦天监,分天文、时宪、漏刻、回回四科,置监正、监副、五官正、保章正、挈壶正、灵台郎、监候、司晨、司书、博士、主簿等官,并汉人为之,行文具题隶礼部。是岁仲秋朔日食,以西人汤若望推算密合,大统、回回两法时刻俱差,令修时宪,领监务。……康熙二年,仍属礼部。明年,增置天文科满洲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又明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满、蒙五官正各二人。……八年,复罢光先,以南怀仁充汉监正,更名监修,用西法如初。雍正三年,实授西人戴进贤监正,去监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满、汉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亲王领之。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时西人高拱宸等或归或没,本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大意如下:
1、本来,天文台的职员全是汉人。顺治元年,天文台的负责人成了汤若望。
2、康熙三年,天文科(天文台下属机构之一)设置满洲职员5人。
3、康熙四年,天文台和朝廷其它机构一样,设满、汉两个一个手。康熙八年,由西洋传教士南怀仁来充任(代理)汉人的一把手,即汉人失去了一把手职务。
4、雍正三年,西洋传教士戴进贤,正式担任汉人的一把手,即不再是“代理”,标志着汉人彻底失去一把手职务。
5、雍正八年,专门为西洋传教士增设一名天文台副台长。
6、乾隆十年,正式确定天文台副台长由满、汉、西洋传教士三方平均分配担任。乾隆十八年,走得更远。
7、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汉人终于可以担任天文台台长了。
清朝闭关锁国?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长期有洋大人在朝廷担任高级官员,而且是担任主持科技工作的高级官员,这,还开放的不够吗!
清朝在朝廷各部门设置满、汉双首长制,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制度。但是,把天文台的职务让给西洋传教士,也不给汉人士大夫,十分令人费解。
是当时的汉人士大夫中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吗?当然不是。
是朝廷不知道汉人士大夫中有这方面的人才吗?也不是。
《清史稿·时宪一》:
“其不为历官而知历者,梅文鼎、薛凤祚、王锡阐以下,江永、戴震、钱大昕、李善兰为尤著。其阐明中、西历理,实远出徐光启、李之藻等之上焉。”
这是说,在清朝,没有被安排到天文台工作,而精通历法的人才很多,比如梅文鼎、薛凤祚、王锡阐等人,他们的水平,远远超越徐光启、李之藻之流。
比如,上面没有提到的龚士燕。《清史稿·龚士燕传》:
“龚士燕,字武任,武进人。……自是一应七政、气朔、交食诸端,按法而推,百不失一。康熙六年(1667年),诏募天下知算之士,於是入都。……修改诸应,取顺治元年甲申为元,以应世祖章皇帝抚有中夏之祥,钦天监名为改应法。既改气、闰、转、交诸应,复改迟、疾限及求差诸法,又改冬至黄道日出分依步中星内法。又盈缩迟疾无积度,日食无时差,皆与天合。台官交章保荐。八年,历书告成,奏对武英殿,授历科博士。时有荐西人南怀仁等於朝,及其实测诸术,验且捷,遂定用西法,而古历卒不行。十年,以疾归……”
瞧,事实证明,龚士燕的水平很高,尽管天文台的官员们纷纷上奏章推荐,最终也是不久就回顾故里,老死民间。
这里主要说说康熙帝十分青睐的梅文鼎。《清史稿·梅文鼎传》: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儿时侍父士昌及塾师罗王宾仰观星象,辄了然于次舍运转大意。年二十七,师事竹冠道士倪观湖,受麻孟旋所藏台官交食法,与弟文鼐、文鼏共习之。”
梅文鼎是安徽宣城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和启蒙老师仰观星象。他对天文学感兴趣,也有天赋。二十七岁时,他和弟弟文鼐、文鼏一起,拜竹冠道士倪观湖为师,学习天文学。(可见,在当时,中国民间,精通天文历算者,很多)
梅文鼎的水平到底有多高?为了增强“权威性”,我还是直接使用X百科来证明吧。
瞧,竟然与西洋的大牛牛顿并列,还可以吧?
梅文鼎的数学、天文学水平,当时便蜚声天下了。《清史稿·梅文鼎传》:
“畴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节造访,有问者,亦详告之无隐,期与斯世共明之。所著历算之书凡八十馀种。……康熙己未,《明史》开局,历志为钱塘吴任臣分修,经嘉禾徐善、北平刘献廷、毗陵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摘其讹误五十余处,以算草、通轨补之,作明史历志拟稿一卷。”
天文学家的子弟们、国子监里学习西历的学生们,都纷纷找上门来拜他为师。
康熙己未,即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廷组织编写《明史》。历志部分完成初稿后,史臣们找到梅文鼎,请他审订,他指出了其中五十余处讹误,并且补写了一些内容,又独立拟撰了明史历志一卷。
更重要的是康熙帝。《清史稿·梅文鼎传》:
“己巳,至京师,谒李光地于邸第……因作《历学疑问》三卷。光地扈驾南巡,……遂以所辢刻《历学疑问》谨呈。……明年癸未春,驾复南巡,于行在发回原书,面谕光地:‘朕已细细看过。’中间圈点涂抹及签贴批语,皆上手笔也。光地复请此书疵缪所在,上云:‘无疵缪,但算法未备’。盖其书本未完成,故圣谕及之。……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焉在?’光地以尚在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四月十九日,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连日赐御书扇幅,颁赐珍馔。临辞,特赐‘绩学参微’四大字。……岁在辛丑,卒,年八十有九。”
康熙己巳年(1689年),康熙帝读到梅文鼎的书,激赏不已。
癸未年(1703年),康熙帝完成了对梅文鼎著作的点评。
乙酉年(1705年),康熙帝忽然想起了梅文鼎,接见了他,竟然与他畅谈了三天。结论是:梅文鼎的天文学、数学水平,出奇的高,可惜老了。
辛丑年(17),梅文鼎去世,终年89岁。安葬时,按照康熙帝指示,给他办得很风光。
看起来,康熙帝十分尊重人才;事实上,众多奇才被他有意地弃之不用。
梅文鼎,这样一位数学、天文学奇才,就这样,终老民间。包括梅文鼎的颇有天文历算才华的儿孙,也被作为花瓶,点缀于朝廷。
不仅如此,清朝的算学,即国子监的数学与天文学院,也被如此这般地玩废了。
《清史稿·选举一》:
“算学隶国子监,称国子监算学。乾隆四年,额设学生满、汉各十二,蒙古、汉军各六。续设汉肄业生二十四。遵御制数理精蕴,分线、面、体三部。部限一年通晓。七政限二年。有季考、岁考。五年期满考取者,满、蒙、汉军学生咨部,以本旗天文生序补。汉学生举人用博士,贡监生童用天文生。”
在这里,学生按满、汉、蒙古、汉军四种出身,分别分配指标。教材,由康熙帝亲自组织编写。
天文历算学院的教师,来自于西洋传教士主导的天文台。这就是说,早在康乾时期,中国的数学、天文学的专业学府,就是欧洲来的洋教授在担任主讲!
按理说,如果洋教士的水平很高,那么,在学子中,就应该人才辈出。
事实是,经过两百年的如此折腾,却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清史稿·时宪一》:
“乾隆以后,历官能损益旧法,廷栋一人而已。”
乾隆以后,在中国,从朝廷到民间,再也没人精通天文历算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算什么。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失败,直接体现在军事;而许多人认为,早在明朝中晚期,中国的军事技术便大大落后于西方了,比如红衣大炮什么的。
事实又是如何呢?
《清史稿·戴梓传》:
戴梓,字文开,浙江钱塘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康熙初,耿精忠叛,犯浙江,康亲王杰书南征,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铳法。下江山有功,授道员劄付。师还,圣祖召见,知其能文,试春日早朝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偕高士奇入直南书房,寻改直养心殿。梓通天文算法,预纂修律吕正义,与南怀仁及诸西洋人论不合,咸忌之。陈弘勋者,张献忠养子,投诚得官,向梓索诈,互殴构讼。忌者中以蜚语,褫职,徙关东。后赦还家,留于铁岭,遂隶籍。所造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於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法与西洋机关枪合,当时未通用,器藏於家,乾隆中犹存。西洋人贡蟠肠鸟枪,梓奉命仿造,以十枪赉其使臣。又奉命造子母炮,母送子出坠而碎裂,如西洋炸炮,圣祖率诸臣亲临视之,锡名为“威远将军”,镌制者职名於炮后。亲征噶尔丹,用以破敌。
早在康熙初年,在中国,一位名为戴梓的人,便发明了机关枪、开花炮!这样的武器装备,在200年后,西方才“发明”出来!(平定三藩之乱发生在1673年-1681年,此时,戴梓已发明机关枪;最晚在1697年即康熙帝第三次征讨噶尔丹为时间点,中国便已经用上了戴梓发明的开花炮弹!)
戴梓,是浙江钱塘人,即当今的杭州人。他的下场是:因为“与南怀仁及诸西洋人”“咸忌之”,被发配关东,“刑满”后,被安置在康熙帝能全面控制的东北的铁岭定居,也就是被打入冷宫,监视居住!
自此,在中国,再也没人去琢磨发明创造了!
当然,中国的这些科技成果,来自西方、打入中国朝廷的“利玛窦”们,都是知道的!
如今,利玛窦之流,也被吹嘘成了神乎其神的、“西学东渐”的大科学家!
如今,在科学技术上,中国成了某些专家们嘴中的“自古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