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小播读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法家第一课》，解读法家思想精髓，分享对人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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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一篇文章，我们分享了法家思想和儒家、道家思想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他们对人性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儒家思想是以“性善论”为基础，认为人性本善，并且应该引导人们向善，所以诉诸立德和教化，治理国家应该以“德治”，推广以仁义为核心的“王道”。
而道家思想，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非善非恶的，所以推崇的是遵从个人的自觉自然的状态，在治国理念上就是“无为而治”。但法家思想，则是以“人性本恶”为基础的，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抑制人性的这种恶，在治国理念上就是“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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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呢？人性中的恶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
首先，法家思想认为，人性中的“恶”，其实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私”，这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自然性；第二类是“自利”，就是说，人都会为自己争取利益，讲东西占为己有，这是一种社会性，是在社会交往中，体现的一种人性倾向。所以，法家讲“自私自利”其实是讲两种人性：一种是人的本性，一种是社会性。
法家是怎么区分这两种人性的呢？商鞅在《商君书·算地第六》中说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
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饥饿了就去寻求食物，劳累了就要求歇息，痛苦了就追求欢乐，屈辱了就祈求荣誉，这乃是人之常情。然而，人在追求利益的时候，可以不顾礼法的规定；人在追求名声的时候，可以违反人情的常态。
人的天性是自然性，或者是具有动物的属性，用心理学的话说就是，人都具有动物的本能。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很多人都应该听说过“马斯洛需求理论”，马斯洛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级。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这里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其实就是人类的本能，是人和其他所有动物都一样具有的。饿了就要吃东西，渴了就要喝水，看到危险就会逃跑等等。
人类在满足这些本能需求的过程中，都会表现出“自私”的本性。譬如，非洲大草原上的狮群，捕捉猎物是由数头狮子协作完成的，但在享用食品时，雄狮一定把雌狮和幼狮也就是它的妻和子赶到一边，独自享用，直到它吃饱了走到树荫下睡大觉，别的狮子才一哄而上争抢残羹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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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另外三层中，就是是人的社会需求了，包括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些是人在满足了衣食温饱之后，表现出的社会需求，而在满足这些社会需求过程中，我们会表现出“自利”的人性。值得注意的是，人的“自利”本性和“自私”本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人为了获得利益，可以践踏礼制，触犯刑律，将个人安危乃至生命都抛在一边，这与人的欲生恶死的本能是完全相反的，因为这些行为会让他的生存安全受到威胁；人为了获得名誉，劳心劳神，不吃不睡，按照道德规范克制自己的欲望，这与人的好逸恶劳的本性是截然不同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自利”的力量有多大，它使人背离自己“自私”的本性。然而，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自私和自利的目的又是一致的。人之所以追求包括名声在内的利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天然欲望，利益可以使人活得更好、更舒适、更安逸、更有尊严。
法家思想中，讲“自私“和”自利”两种人性区分开来，这显然是在对人性具有深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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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跟进一步思考，人为什么会表现出“自利”的人性呢？是什么驱动了人类这种“恶习”呢？
在西方，另外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卢梭回答了这个问题。卢梭在其经典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本书中，卢梭阐述了人类的不平等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我们通常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文明程度是越来越高的，人类是越来越平等和公平的。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识里，原始社会充满了血腥和暴力，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惨剧每天都在上演。而人类社会从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文明、再从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人类一步步脱离了自然选择的困境，正一步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和平等的社会。
但卢梭指出，事实可能正好相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其实是越来越不平等的。人类不平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私有财产的产生，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在原始社会什么东西都没有归属，所以不存在“你的”或者“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最公平最平等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某个人的；
第二阶段是通过契约建立权力的机构，确认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产生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
第三阶段是政府权力的腐化，变成专制独裁政治，出现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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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类，他们没有语言、没有阶级、没有欲望，也没有欲望和嫉妒等人性的丑恶，也没有贫富差距和残酷的战争，但在那个时代人类是平等和自由的。当时的自然人或者说野蛮人的需要仅仅是填饱自己的肚子，再或者也就是满足一下性的需求而已。而当人类社会产生，尤其是物品私有化之后，人类之间开始产生了对于利益的争夺，土地、房屋、金钱、权力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利益争夺的焦点，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性中的“自利”的本性被激发出来。
所以，在自然状态下的物质也不存在所属问题，而利益一定涉及所有权，所有权就是社会关系。古人常常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明问题：一只野兔突然跑到了市场上，人们立即蜂拥而上，围追堵截，为什么大家都去争抢？因为这只兔子没有名分，是无主之物，所有权没有定下来，如果它属于某个人所有，人们就不会去这么做了。这表明，利益是社会性的东西，反映着人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人对利益的追求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换而言之，有了所有权之后，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多地占有物品，这就是“自利”这种人性的产生和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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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上面我们分析了人性中的两种典型的“恶”，一种是“自私”；一种是“自利”。一种是人的本性，一种是人的社会性。而法家认为，这两种综合起来，就构成完整了人性的基础。
在法家思想中，人性被理解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其具体内容就是自私自利，它是人在为己的前提下追求利益的产物。由此法家也就与儒家、道家区别开来。在人性问题上，儒家强调社会性，用人的社会性克制人的自然性；道家突出自然性，以人的自然性对抗人的社会性；而法家则将自然性与社会性综合起来，在理论形态上似乎更加合理。
将人性概括为自私自利，也就是所谓的人性恶。法家自己并没有讲人性是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这个样子，无所谓恶不恶，人性恶是别人的说法，因为儒家认为人性是善的，由仁义一类的道德内容所构成，法家所谓的自私自利具有反道德的性质，自然就被称为人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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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韩非子还列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人性中的恶，比如《韩非子》中讲了一个父子相残的故事。
楚国的国君楚成王的长子叫商臣，被立为太子，也就是王位继承人。不久，楚成王又改变了主意，想立名字叫职的小儿子为太子。
商臣得到了这个消息，非常着急，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消息是否属实，就找他的师傅潘崇商量。潘崇建议，让商臣宴请楚成王的妹妹，也就是他的姑姑，然后有意怠慢她，听听她怎么说。
商臣依计而行。姑姑被激怒了，狠狠地啐了一口，说：“你这个下贱东西，要不大王怎么要废掉你而改立公子职呢！”
商臣赶紧找到潘崇。潘崇问：“你能够侍奉公子职吗？”
“不能。”商臣干脆地说。
“你能够老老实实地到公子职给你的封地上去做领主吗？”潘崇又问。
“不能。”商臣肯定地说。
“那么——”潘崇看定眼前的学生问，“你能够发动大事吗？”
“能！”商臣斩钉截铁地说。
于是商臣发动宿卫部队包围了他的父亲楚成王。楚成王走投无路，请求儿子让他吃了熊掌再去死。商臣坚决不答应。楚成王只好自杀了。
父亲怀疑儿子，打算另立储君，不想天机泄露，儿子发动突然袭击，把父亲围困在深宫里。父亲向儿子提出一个请求，等他吃了平生最喜欢的熊掌再去死，对这最后的心愿，儿子竟然不给予考虑，非逼迫老父立即去死不可。
在人性问题上，西方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与法家差不多。在著名的《君主论》中，他在谈到君主以恩惠（也就是道德）作为维系与臣民关系的纽带时说：
“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只要对自己有利，在任何时候，人们便会利落地剪断这条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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