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会长、张岱年研究会会长。
不息的探寻和追求精神
先生毕生追求哲学的真理和智慧，津津乐道，自强不息。如果说哲学起源于人们的好奇，那么先生进入哲学之门则是欲探究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先生回忆说：“我研究哲学的起因主要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很感兴趣。少年时期，不自量力，对于天地万物的本原、人生的究竟、人生理想的准则，经常加以思考，想穷究其所以然。”哲学离不开沉思和冥想，先生自从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就养成了一种沉思和冥想的习惯。他说：“当时对于哲学有所了解之后，于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常常独自沉思：思天地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归趋。每日晚上经常沉思一二小时，养成致思之习。”《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先生思慕子云的“默而好深湛之思”，引为同道。有趣的是，先生亦略微口吃，正所谓“刚毅木讷”。
我曾应李振霞老师之约，写过一篇介绍先生人生历程和学术追求的文章，题目是《张岱年：不息的追求与探寻者》（载《当代中国十哲》，华夏出版社，1991年），我特意使用“不息”这个词汇，是想强调先生奉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信念，坚韧不懈地追求学问和真理。经过反右和文革之后的先生，虽然已经步入晚年，但对于先生来说，恰恰是他重新开启学术生命的契机，他要把浪费掉的大量宝贵时间弥补回来。大家注意到，先生大量的论文都是在8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的；先生还撰写出版了多部重要的着作，如《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这也是第一部探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着作）、《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可以说，晚年的先生，恰恰渡过了一个旺盛的研究和写作高峰，真令人不可思议，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则，知道他的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下午是拜访先生的合适时间。上午和晚上先生都在集中精力工作。1990年，先生在《研习哲学过程杂忆》中亦明志说：“吾今已届耄耋之年，渐就衰损，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还要向理论深处进行求索。”晚年的冯先生，思维非常清楚，他从事中国哲学史新编工作，采取的是口述方式，因为冯先生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晚年的张先生思维也很清楚，他的视听虽然有所减退，但未丧其目聪，手一直也不颤抖，写字还刚健有力。据说邓广铭先生晚年由于手颤抖得厉害，已经不便于写字了。
当然，年老体衰也使先生有力不从心之感。最后一些年头，我到先生家去，往往都是先问先生身体状况。先生多说身体不太好，冬天怕冷，夏天怕热，称什么事也做不了。此时，我总是请先生多保重，能做点就做点，不要累。但先生总还想多做点事，有时似乎显得悲观，甚至觉得活着无法做事，还不如结束生活。搬到蓝旗营的新家，对先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先生还是坚强地适应了过来。
作为一位百年哲人，先生在哲学理论、哲学史和文化等领域都多有创造和发明，建立了以“范畴”和“问题”为骨干的中国哲学史独特研究范式和体系，提出了以“新唯物论”为中心的哲学学说和以“综合创新”为主旨的文化观，卓然成为一代宗师。但先生从不固步自封，一旦有了新的想法和见解，就毫不掩饰地修正自己已有的观点。如，先生对老子的研究，前后就几次改变或修正已有的看法。还有不少有趣的小例子。如先生说，年轻时他认为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庄子称“鱼乐”不过是主观的臆断，但晚年先生则指出：“近年以来，我参照中国思想史的情况，我的观点改变了。我认为庄子肯定‘鱼之乐’是正确的，乃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念。”先生还举出两首诗来说明他的新见，一首是诗陶渊明的“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另一首是程明道的“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先生指出，陶渊明和程明道从“鸟鱼”和“万物”中分别感受到了“乐”和“自得之意”，庄子肯定“鱼之乐”，就是“以类比为根据的直觉”，是以人追求自由自在的乐趣来感受鱼的“出游从容”的快乐。对庄惠的辩论，一般也以为惠施逻辑一贯，庄子是诡辩。但仔细考虑，惠施推论的前提是难以成立的。按照惠施的逻辑，我们只有是鱼才能知道鱼之乐，但是，人类能够认识万物恰恰因为他不是其他万物。再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先生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看法。早期，先生把这一名言改为“万物并育而实相害，道并行而亦相悖。”后来，他又改为“万物并育，虽相害而不相灭；道并行，虽相悖而亦相成”，最后先生则又肯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归，它所反映的不仅是历史和时代的变化，也是先生不断思索的经历。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在先生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拓荒者和精神苦旅者。
厚道待人
熟悉先生的人，都会为先生的敦厚和平易所感染。我到北大念书不久，有一次与哲学系的一位老师说到先生，那位老师非常真诚地说“德高望重”。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生晚年还有重要的计划要做，时间对他来说极其宝贵，况且他还受身体条件的限制。但先生还是抽出时间处理不少事务和接待来访者。比如，对于人们的来信，先生总要写回信，特别是对于那些向他问学的年轻人，他总是热情地回信加以鼓励。作为学生，向先生写贺年片是完全应该的，以先生的年事他完全可以不回，但他总是回寄。
由于慕名访问先生的人太多，给先生造成不便。为此哲学系在先生家门上贴了一个告示，意思是说访问先生要先与系里联系。但还是有人直接上门访问先生，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先生依旧热情接待。客人要走时，往往都劝先生不要动，但先生总要送到门口，哪怕是他最后几年走路已经非常困难，他也坚持这样做。
作为先生的学生，我自然得到了先生的许多帮助，如请先生写序或者请先生写推荐信，先生总是欣然答应，从不推辞。先生前后为我写过不少推荐信，只要需要，先生总是有求必应，想起来真是麻烦先生了。十分惭愧的是，我没能为先生做什么事，甚至在先生最后住院的时候，也没有为先生尽上守护之情。一想起这事，我就深感内疚，愧对先生。
晚年时，请先生写序的人很多，有的作者先生也不认识，着作的内容与哲学的关系也不密切，但如有请求，先生也欣然应允。这里所体现的恰恰是先生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品格。为此，先生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还牺牲了他自己的事。也许不少人知道，先生晚年一直想写一部更系统的哲学理论着作，中心问题是讨论“自然与人”的关系。我最早知道先生这个打算，是在1986年的夏天我进行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中的“意念论”，论文由楼宇烈先生指导。当时请周礼全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先生也出席了答辩会。论文答辩之后，周先生和先生都一起到燕南园的食堂吃饭，吃饭的时候，先生和周先生都讲出了自己的一个重要计划。先生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自然与人的哲学理论书，周先生的计划是写一部伦理学着作。先生一直希望实现这个计划，但他的时间都被分割掉了，以至于最终没法完成了。主要原因就是先生不愿拒绝人们的请求，他把不少时间都用掉了。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为先生略感遗憾，觉得他太好说话，把重要的事耽误了。
（原载陈来主编的《不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以此文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编辑/伍建旭 推送/伍建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