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媒体平台蓬勃发展，知识付费日渐兴盛的当下，只要思维活跃、行文流畅，通过发文章、开专栏……等等方式进行“涨粉”和“变现”是司空见惯、十分方便的事情。如果更进一步，要是能做到知书擅文、才识过人的话，迅速成为大V级的意见领袖也绝非是难事。但如果是生活在古代的话，那么一切就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了。
那么古代没有自媒体平台，怎么让自己所书能被世人所知呢？又怎么能获取更多的信息知识呢？在唐朝的中后期，印刷术的诞生使城市中开始出现“民间书坊”。到宋代之后，经济、文化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各大城市的民间书坊如雨后春笋一般，逐渐形成了产业链完整的“坊刻书业”。
宋代繁华的工商业，是坊刻书业高速发展的基础
坊刻书业显然不仅仅是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技术型新兴产业，它的出现还极大的降低了普通老百姓和寒门士人获取知识的成本。坊刻书业对文化、教育产业，甚至是百姓的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犹如我国二十世纪末期互联网知识信息大爆炸时，所带来的那种强烈的冲击。
说到这里，您是不是有兴趣随我一起领略一下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宋代，见证坊刻书业的高速发展和繁荣，以及对市民文化生活所带来的全新变革，感受这个产业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何为坊刻书业？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如何？
1、什么是“坊刻书业”
今天，流传于今日的古代的书籍，我们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主要分为三类：私刻本、官刻本、和坊刻本。
顾名思义，凡是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皆为私刻本，这类书籍大都不以盈利为目的，多以名望为重。相当于我们今日的私人出资委托出书；由国家官方机构主持刻印的书本，称为官刻本，比如一些科举考生的标准教材用书，代表着官方的权威性。
书坊所刻书，皆称坊刻本，书商建立书坊进行刻书、印书、售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销售盈利，所以“书坊”就是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的集合体，“坊刻书”就是古代的商品图书，而“坊刻书业”就是我们今天商业化的“图书出版业”。
“嘉兴闻人滋自云作门客牙、充‘书籍行’。”
——《老学庵笔记》陆游
如上述，南宋诗人陆游的见闻笔记中就有记载“书籍行”这个称谓，实际上这就是宋代对“坊刻书业”这个行业的称呼。
《清明上河图》中的书坊售书门店——集贤堂
2、印刷技术的发展和迭代是坊刻书业兴旺的必备条件
宋代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发展的鼎盛时期，就雕刻和印刷技术看，相对于唐中晚期来说更加的刀法纯熟、纸墨精莹、校勘缜密、字体美观。由此带来图书的版式越来越规范、种类越来越多，印刷量越来越大。
此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宋代人还攻克了铜版雕刻技术和套色彩印技术的两道难关。其中，铜制雕版相对于泥版或木版来说，更不易变形和腐蚀，能够满足大的印刷发行量的要求，而套色彩印技术能够印刷更为精美的图案，使“图书”二字名副其实。
正是由于宋代印刷技术的迅猛迭代发展，书坊经营成本和书籍印制成本双双大为降低，民间书坊在全国范围散播开来。在雕版印刷初创的唐代，仅有洛阳、长安、益州、苏州等数十个大城市中才有印售书籍的书坊，据如下考证，至北宋刻书之地有三十多处，而南宋时期迎来了井喷，有近二百处之多：
“北宋时期刻书之地可考者不过三十余处，而南宋则有近二百处”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雕版印刷术因为其经济性优势，在古代一直未被活字印刷所取代
3、重商观念和重文政策对坊刻书业的助推
宋代改变了前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宋代商业的繁荣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同时，商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实质提高，文人并不会看不起商人，也不会以经商为耻。
如北宋的穆修，是宋真宗时期的进士，但由于仕途不得志，境遇所迫便投身于坊刻书业，他还曾亲自校正、刻印韩愈和柳宗元文集。出于学识，士大夫阶层对他敬重有嘉，晚辈欧阳修也常常和他切磋诗文，因此晚年一身傲骨，甚至宰相想结识和提拔也被他拒见：
“宰相欲识修，且将用为学官，（穆）修终不往见”
——《宋史》
重文抑武是大宋的基本国策，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改变。宋代重文政策的实行，助推了民间对书籍的大量需求。具体政策方面，宋代的书籍出版审查、管理政策制定得很宽松，实际执行就更为宽松，这也是宋代坊刻书业得以高度繁荣的重要因素。
穆修是宋代大儒中从事书商职业的代表人物
4、市场和资本的力量
“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
——《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美]罗斯基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清代光绪年间的真实识字率在20%左右，其中男子识字率甚至可能高达45%，实际远高于民国时期。我们必须承认，宋代准确的识字率已无从可考，但学界普遍认为由于重文政策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等童蒙读物的大规模普及，南宋时期的识字率甚至要略高于后续的明、清两代。整体识字率达到30%，其中男性识字率要超过半数，而城镇人口的该比例就要更高了。
据《淳咸临安志》等相关史料记载，宋神宗时期，全国城镇人数占总人口的 12%以上，因此估算城市人口总数高达1500万，其中识字人口至少有600万，这还不包括前景更加广阔的乡村下沉市场，就古代人口规模而言，这当属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市场。
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不仅仅把坊刻书当做书籍或者藏品，他们也把目光投向广阔的读者市场，往往把闲散的财富投资到新兴的坊刻书业中，做起了“儒商”。另外，也有不少商人富豪也乐于投资市场广阔的书坊，即实现商业投资价值，又迎合“重文”的政策导向。
广阔的市场和资本的看好，这些都极大的促进了宋代坊刻书业的兴旺发展。
《三字经》等童蒙读物的普及，以及重文政策的推行，让宋代整体识字率有了质的飞跃
宋代坊刻书业的特点
1、类似于现代制造业模式——精细分工、业务外包、供应链完善
宋代的书坊虽叫“坊”，要千万不要以为是家庭式的小作坊，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作是现代的公司。可以说早在11世纪，宋代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就孕育出类似于现代的商业体系。书坊的工序流程中，最耗费人力的“印刷制书”环节，书坊需要调配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在写版、刻版、刷印三个明确分工的环节中，则需要聘请高度的专业人士参与其中。
不论是“写匠”、“刻匠”还是“刷匠”，技艺精湛的师傅基本上都是通过家族传承的方式培养出来的，传内不传外。所以，除了直接被大的书坊雇佣之外，一般好的匠人或者匠人组织，往往会采用外包接单的方式，同时接受多家书坊的临时雇佣。
另外，宋代在制墨、造纸工业上也有着长足的进步。就拿造纸来说，如质量较高的禇皮纸、性价比非常高的竹纸、还有特种需求的椒纸，这些都能满足各种档次的印制需求。
有点类似于现在珠三角的电子产品的供应链，宋代围绕“坊刻书业”也同样有着完善的上下游的产业供应链。并非是一个书坊包揽所有的工序。在这种分工明确的，大大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本，助推了宋代图书市场的繁荣。
宋代发达的造纸技术同时提高了书本的质量和性价比
2、侵权“翻刻”和版权意识的萌芽
由于宋代政府对文化市场管理很宽泛，古人的版权意识也并不强烈。因此，私自翻刻书板，印制销售牟利现象很严重，如清代的著名出版家叶德辉对此现象就有具体描述：
“是则肆估翻刻他人书板，诚有害于士林。宋时文纲甚宽，故官书均未申禁。世风日降，遇有风行善本，无不展转翻雕，则又无怪刻书者之防范增严矣。”
——《书林清话》
为了对抗这种现象，不少书坊会在目录后增加“牌记”来起到版权声明的作用，其历史作用相当于今天书籍上的版权页。然而，因为国家并没有对版权进行统一管理，实际上并未起到作用。在后续的元明清时期关于版权保护的司法实践上也都没有超越宋代，但宋代已萌发了版权保护意识，这也算开辟了思想上的先河。
清晰的“牌记”标注了此书的版权，但这仅仅也只是标注了而已……
3、敏于市场调研，现代化的蹭IP思路
书坊常常会通过市场调查的方式，来总结读者的喜好，比如苏轼的词和柳永的词很受当时的读者喜欢，所以在宋代，这两个“大V”的诗词出版物比较多。如《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本书名中的“续添”就是增补发行的意思，和现代连续剧“续集”或“第二季”，基本都是一个套路。
据考证，实际上这本书只是用了苏轼之名，并不是他自己提供的内容。可见，在宋代时，书商就学会了组织幕后团队，来蹭“苏轼”这个大IP，而苏轼本人是否知情，今日我们也不得而知。
既然市场反响强烈，有利可图，书商们肯定就趁热打铁，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
宋代的超级大V苏轼，是“翻刻”侵权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坊刻书业对市民阶层的影响
在民间的坊刻书问世之前的时期，我国处于手抄本时代，由于成本的高昂，可以读书的群体局限于少数门阀世家大族子弟。宋代坊刻书业的繁荣，比唐代更进一步拉低了书价，使得平头老百姓也成为阅读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获益的就是城市中的普通市民阶层，包括底层学子、城市劳动阶层、妇女儿童等等，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改变。
1、低识字量一样有书可读！——坊刻书业让阅读真正大众化
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宋代书商的市场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士大夫阶层。
比如沈括的三十多卷大书《梦溪笔谈》，其内容包含到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考古、音乐……几十个学科，涉及到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其阅读受众不仅包括士人，还有匠人、手工业者、艺人等诸多劳动阶层人士。
宋代还有大量通俗读物，适用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市井百姓，如《李师师外传》、《梅妃传》、《杨太真外传》等传奇小说，以及《吹剑录》这种记录宫廷、官场及民间的遗闻轶事集。
对于文化程度更低，识字量更少群体的来说，图书中“图”的巨大作用可以得到体现。如介绍女性传记的《古烈女传》，世界最早刊印之地图的《六经图》，专门描绘花种的植物百科书《梅花喜神谱》，古建筑书籍《三辅黄图》，彩色图画书《本草》……等等，这些内含大插图的图书，附带的文字也基本都是通俗常用字，极大的降低了阅读门槛，迎合了更低层次的阅读者。
除了内容门槛低之外，为了让宋代图书“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一些书商甚至会挑担，走街串巷上门销售。如下记载，南宋儒商陈起就曾经这么做过：
“随车尚有书千卷， 拟向君家卖却归”
——《书林清话》叶德辉
《梅花喜神谱》这种以插图为主、字为辅的一类图书满足了低层次的阅读者
2、女学兴起——坊刻书业促进对妇女文化教育的普及
在宋代的重文政策之下，不仅是士大夫家庭开始重视女童的教育。在普通市民阶层中，家中的女性在父兄的影响下也逐渐开始识字阅读。与李清照等并称为“宋代四大女词人”的吴淑姬，就出身在穷苦人家，甚至有长期被恶少霸占，被诬入狱的经历。
“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
——《温公家范》
按照如上北宋名臣司马光的家规，他认为即便是女子也应该读儒家经典，至少做到略懂其大概的意思。
宋代的坊刻本中，也不乏专门给女子准备的教材，如东汉女史学家班昭所著的《女诫》，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撰著的《女论语》……等等。
另外，因宋代极为重视幼儿的教育，年轻女性往往为督促孩童学习，而自身也对《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等基础童蒙读物非常之熟悉，变相普及了妇女的文化水平。
宋代女子读书在民间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3、廉价书和作弊书——坊刻书业给贫苦学子以出路
“北宋嘉祐四年，王琪苏州刻印《杜工部集》一部十册，每部价一贯”
——《书林清话》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北宋年间一部苏州刻印的高质量《杜工部集》价格一贯，可见一册书，约为100文。按照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以黄金价格为基准换算购买力，一贯钱，也就是一部书的价格约合目前465元人民币，一册书大概是46.5元。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的书价比我们今日要略高，那么刻坊书业更为发达的南宋，估计和我们今日书价基本可以持平。
即便宋代比前朝书价大幅度的降低，但是对于底层贫苦学子来说，依旧是高了。怎么办呢？福建麻沙镇书坊所刻印的质量较为低劣，但而性价比奇高的“麻沙本”就适度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大降低了贫苦学子的经济负担。
另外，坊刻图书中还有一种名为“巾箱本”的科考作弊书，十分便于携带。虽宋廷经常查没毁板禁止刊印，但却屡禁不止。在宋代，科考作弊的处罚其实相当严重的，而且会试、殿试等高级别科考检查极为严格，不太存在作弊的可能。一般来说颇有背景的官宦子弟不一定会冒此风险，但本身就一穷二白，急需改变命运的底层学子就没有太多好顾忌的，他们对 “巾箱本”有旺盛的需求。
科考作弊书始于宋代，一直延续至明清后世
4、宋代民间小报——坊刻书业创造了新闻业
由于坊刻本的制作周期太为漫长，不利于及时的传递信息给广大市民阶层。由此，在商业图书之外，出现了全新的出版物——民间小报。
宋代小报的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内容多以时事、政务、热点新闻为主。小报内容的编辑人员包含民间消息灵通人士，甚至官方邸报人员在业余时间也会参与到小报的编制。虽然小报的内容不尽都为真实、准确，但因其不仅兼顾了新闻性，还引导了百姓的休闲娱乐生活，所以在市民阶层中大受欢迎：
“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
——《宋会要辑稿》
在官方立场，并不认可小报这种形式，但由于宋代对文化管制整体宽松的大环境，小报的并未受到绝对的禁止。
宋代发明活字印刷虽未用于制作坊刻本，但被应用到民间小报的印制之中
5、中国历史上民间首获话语权——坊刻书业引导的媒体变革
宋代以前，底层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不满，往往很难高效的表达和传播，不足以形成舆论来影响统治阶层，也无法形成民间舆论来与统治阶层相抗衡。
坊刻书业的繁荣发展，让坊刻本和小报吸引了普通的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女性、儿童……等等都不同类型的市民阶层成为了读者。可以说坊刻书业为宋代民间“话语权力”的形成提供了强力的平台。借此平台载体，民间舆论的巨大传播性，已经到了统治者不得不重点关注的程度。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场坊刻书业所促成和引导的媒体变革。
老女老幼皆习文识字的场景是从宋代开始，这也是民间获得话语权的基础
结语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宋代坊刻书业的繁荣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绝不仅仅让图书更为廉价和普及这么简单。印刷技术的进步，大幅改变了文化内容的生产组织，最终所催生的是一个能影响到全民日常生活的全新媒体形式。
近年，网络技术的进步，也大幅改变了传统网络文化内容的生产组织，最终催生了“自媒体”这么一个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全新媒体形式。
我们生活的当下和千年之前的宋代，从“坊刻书业”到“自媒体行业”，科技与文化的嫁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是何其的相似。
正如多伦多传播学派创始人哈罗德·伊尼斯所言：“一种新媒体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每一次的媒体变革，背后都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也是对文明发展的极大促进。
这就是宋代坊刻书业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