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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在欧洲国家面前不堪一击时
素来善于学习且心高气傲的日本人
另择良师就是历史的必然
文|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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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伴随着西风东渐的是封建的黄昏，由德川家康在日本开创的幕府政权，也跟邻居大清国和高丽国一样，受到了严峻的内外冲击。
外部，美国海军将领佩里于1853年率领舰队两次直闯江户（即东京），随后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从中国学来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国门从此被踢开；
内部，经过250多年的封建统治，日本国内积累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农民地租税赋越来越重，工商业者受到严格的从业限制和外货倾入的冲击，武士阶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不断下降，这一切终于引发了旨在推翻幕府统治的倒幕运动。1868年，倒幕派成功发动了宫廷政变，随后宣布“王政复古”、大权重归天皇，15岁的明治天皇在众人的支持下昭告天下，宣告日本新的中央政府成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世界对日本刮目相看。日本新政府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重大改革：
政治上仿照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军事上分别以德国和英国为模板改革陆军和建立海军，
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引进欧美先进工业技术，
教育上建立西式教育体系，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甚至在文化上也倡导西式生活方式。
这一系列以文明开化、脱亚入欧为思想的改革行动，史称“明治维新”，日本由此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第一个迈入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国家。
1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福泽谕吉。他称：“举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强，以图傲视亚洲诸国，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
“脱亚入欧”论的提出者是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60年和1862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分别出访美国和欧洲，亲眼见识了工业革命后，西方多个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富有和繁华，于是意识到：打败日本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绝不是船坚炮利这么简单，而是在背后有一套富国强兵的制度逻辑。相比之下，东亚的日本及邻居大清、高丽就是半开化的蒙昧状态，特别是日本曾经的宗主国中国，先后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败于劳师远征、民寡国狭的英国，天朝上国的强盛和东亚文化圈老大的威风荡然无存。中国是日本的师傅和标杆，当中国在欧洲国家面前不堪一击时，素来善于学习且心高气傲日本人，在发展道路上另择良师就是历史的必然，正如《脱亚论》中所说，“举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强，以图傲视亚洲诸国，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
很多历史学家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选择及其成功之道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析，如果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那么日本这次改革成功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日本人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以及文化心理的驱动汇合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动力，而倒幕派的成功推翻了既得利益阶层，又使改革的阻力降到了最小。
日本浮世绘中的倒幕。1868年，倒幕派成功发动了宫廷政变
从利益角度看，幕府后期昏庸的统治使日本国内从农民到武士各阶层都极为不满，既然大家都不满意，那么推翻本来就没有道义（长期架空天皇）的幕府政权就是共同的选择。在明治维新中，对上还政于王强调了天皇的君权，中间层面实行积极的商业经济政策，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并通过工业化和商业化做大蛋糕，使下层农民负担的减轻成为可能，同时，以西式国防和军事建设带动武士阶层转型，满足他们更受重视和有更大用武之地的诉求，比如下级武士出身的福泽谕吉就主张脱亚入欧后以欧洲人对待东亚人的做法去“对待”大清和朝鲜。因此，这次改革首先契合了当时大多数日本人的利益。
在文化心理层面，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感和自卑感是改革的另一种内在动力，而这两种心理又是相辅相成的。
作为一个陆地面积不及中国云南省大小的岛国，日本人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十分匮乏，不仅如此，岛国还频发火山、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使日本人无时不感受到自然界带来的生存威胁；另一方面，日本蜗居在资源丰富的中华帝国旁边，几乎每一个统一强盛的中国王朝，都要尝试攻打和统一日本，经过拉锯和博弈，双方形成了以“封贡制”为代表的微弱平衡，人多、地大、物博的中国天生就会使日本人感到紧张；当西方人到来之后，日本人所受到的外来威胁又加重了一层。因此，人与自然、灭族与灭国的双重威胁使生存危机伴随着日本民族的诞生和延续。
日本的民族自卑心理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与邻居中国的横向对比，国土之狭小、资源的匮乏和处于大陆的边缘只是有形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完善的封建社会体制和领先世界的封建文明，特别是强势的儒家文化已经辐射和影响到数十个国家，这种文化上的先进性使日本不得不纳入中国的封贡体系并向中国学习，日本之于中国仅仅是众多卫星国中的一个，正如日本的社会学家森岛通夫说，中国是文化如花盛开的世界中心之国，与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思想相比，日本人常怀自卑感，常感强大的世界帝国的压迫。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武士
从心理学的角度，无论是危机感还是自卑感，都会使人内心紧张，为了达到内外的平衡，外在行动上通常会表现出相反的映射，于是，日本人形成了崇尚强者的武士道文化，并自称为大和民族和大日本帝国。当中国人强大的时候，他会拜师中国，当欧洲人或者美国人强大的时候，他同样会转投欧美——哪怕这个新师傅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于是，当欧美人带来了新世界的文明并从里到外折服了日本人时，日本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全盘西化了，因此，从人文地理上说，“脱亚入欧”实质上是“脱中入欧”，而从社会形态上说，其实质是摒弃被打败的封建主义，拥抱强盛的资本主义。
改革能否成功，除了要有改革的动力，还要看改革的阻力。德川幕府统治日本264年，寿命与清王朝相当，数百年的封建家族统治形成了以军阀门阀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可想而知，如果由幕府政权主导“脱亚入欧”改革，由于会触犯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多半会被阉割而走向失败，正如同一时期同样试图学习西方的中国，无论是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派还是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本质上都是既得利益者不愿对当时的体制和利益格局做大的调整。幸运的是，倒幕派获得了成功，社会重新洗牌使得既得利益者不复存在，改革的阻力降到了最低，为年轻的明治天皇推陈出新和西方模式在日本的落地创造了绝佳的时机。
另外，日本选择“脱亚入欧”还是国家方向上的重大转变，相对于旧有体制无疑是一次十分激进的改革，其剧烈程度不亚于100多年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但是日本地理上更加远离欧洲却真正实现了“入欧”，除了“朝野一心，革除旧弊”之外，其所进行的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升级的增量改革而非存量改革亦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