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秦朔 -06-16
作者：邵鹏
来源：秦朔朋友圈
父亲的平凡
我的父亲很平凡，他已经去世了。
去年父亲节来临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不久。面对父亲节，我一直在想，我若要动笔写一个平凡的父亲的话，应该写些什么？这世界有太多平凡的父亲，作为他们的儿女，应该怎样把一个平凡的父亲记在心中？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笑眯眯的，不是一个很威严的父亲。第一次感觉到父亲是个伟大的父亲，是知道父亲曾经是“新四军”，是打过日本鬼子的。后来细问父亲，才知道父亲参军后，在敌后兵工厂工作，没有上过战场与敌军战斗过，不像我大伯，出生入死，还曾经抗美援朝，负伤十几次，还奇迹般地活着！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父亲应该算上是老军工，我党培养的第一批技术工人，其实是应该书写在我们军工发展史的第一章。回想起来，我第一次问父亲“技术问题”，是在看电影《地雷战》之后。
看完《地雷战》，热血沸腾的我就问父亲，电影中的“石头雷”怎么做，有多厉害？父亲微笑着告诉我：“石头雷”其实不管用，没有电影中那么厉害，就是吓唬吓唬日本鬼子！炸不死人的。真正管用的是铁做的地雷，让我打消了对 “石头雷”的崇拜。
后来，我问我父亲怎么做“手榴弹”时，父亲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父亲告诉我，当时做手榴弹用的炸药，大部分是从没有爆炸的炸弹中，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填炸药时，一定要在身边挖一个一丈深的竖坑。出现危险，就可以随手将手榴弹扔进坑里，全身而退……
这完全颠覆了我当时对做手榴弹这种“高科技”产品的想象，没想到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就能生产这么厉害的武器。现在回想，人在艰苦卓绝的时刻，以及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仍然可以达成一种目标，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智慧。这种智慧在我们建国后，屡屡出现在建设中，我们造原子弹时，这种智慧还在不停地使用。
等我上中学时，我已经不再迷恋地雷和手榴弹了。当时广播里播出的一个青年节目：吴运铎的一部回忆录《把一切都献给党》，深深地吸引了我。现在的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吴运铎是谁了，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吴运铎是我国最早的兵器制造专家，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
他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GCD。抗日战争中，吴运铎随兵工厂从皖南到苏北，再到淮南，然后转战淮阴、沂蒙山，后又渡海到东北的大连。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吴运铎带着7个学徒，每年为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及各种地雷、手榴弹。为了研发枪弹，他四次负重伤，浑身上下有200多处炸伤，4根手指被炸断，左眼被炸瞎，一条腿被炸断，是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
建国后，他主持无后座力炮、高射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等多项课题研究。曾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91年在北京病逝。
令人惊奇的是，吴运铎还是中国航天奠基人！因为，吴运铎曾经是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首任所长，该研究所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下属的研究所。解放前，吴运铎曾主持设计研制了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37毫米平射炮；解放后，1958年至1961年，任重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老一所即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的前身）期间，组织研制了发射台、发射托架等设备。
吴运铎的回忆录吸引我，起因就是我爸爸。他应该是我父亲的前辈和领导。用今天的话来讲，应该在一个系统中工作。吴运铎的回忆录让我着迷了好长时间，我仿佛看到父亲在兵工厂中的身影，而当时最让我心醉的是吴运铎研制的一种武器：枪榴弹。
枪榴弹最早是在16世纪末出现的，17世纪有了用黑火药发射的枪榴弹。20世纪初，枪榴弹是利用手榴弹加尾杆，直接插入枪口，用空包弹发射的，依靠子弹中发射药燃烧时产生的冲击波来推动枪榴弹飞行。枪榴弹一般重200～600克，杀伤半径10～30米，最大射程300～600米。吴运铎设计制造的枪榴弹，射程达540米，当时很受部队欢迎。在我的想象里，就是用步枪就可以发射的手榴弹，威力巨大又携带方便，这样配置的部队是我们最早的导弹部队。
再后来，电影《小花》问世，我随后去看它的原著《桐柏英雄》。看完后当时就觉得导演糟蹋了原著。那么精彩的战斗故事不拍，婆婆妈妈拍妹妹找哥哥，真是一种浪费。而小说中用汽油桶改装的“炸药包发射器”令我心醉不已，想必也是吴运铎们的发明。
但是，尽管初中的我对吴运铎崇拜不已，我一直没有询问我父亲是否认识他。而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吴运铎。年少的我，每当听完广播中吴运铎的故事，再来看生活中的父亲，就总是感觉时空错位，就总是想父亲应该像吴运铎一样伟大，是一个英雄，但是现实告诉我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应该问父亲吴运铎的事情才对，但当时鬼使神差的我，一直都没有问父亲，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当时不想拿父亲和吴运铎比，不想在心里承认父亲就是一个平凡的父亲！
父亲的人生
解放以后，父亲复员了。他没有像吴运铎那样浑身是伤，成为党员和领导，而是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山东老家。同时入伍的同村人，大部分都牺牲在战场，比他晚入伍的大叔，也负伤回到了家乡。而我的大伯，则一路杀过鸭绿江，虽然多次受伤，但神奇般地凯旋。直到七十年代，他转业以后，在开封找到了我的父亲。
当时的情景我历历在目：大伯在空分厂的家属区，一栋楼接着一栋楼去问我父亲的住处，在我家楼前，询问的人正是我父亲本人！两个人少小离家，再见已人到中年，竟不相认，不禁让人唏嘘不已，潸然泪下……
父亲没有入党，也没有当官，而是作为一个技术工人，被安排到了大连的工厂。后来，父亲随着新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地迁徙，先是到了洛阳矿山机械厂，后又到了开封空分厂，一直做着老本行。在那个激荡的年月，政府给了父亲最高的认可——八级工。现在的人可能对这个八级工没有概念，但当时对于工厂的工人来讲，这是除了干部以外，神一样的存在。当时刚入厂小青工每月18块钱，而父亲八级工的工资，是七十多块，养活我们一大家子人和我远在大连的爷爷。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中年的时候，脾气很好，总是笑眯眯待人，没有和邻里发生过冲突。但我见到父亲极其严厉的一次，是我们一群小孩正商量要干一件大事的时刻：我们准备爬厂子里最高的那个烟囱！现在细想，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那个烟囱，与我们要爬的那个烟囱相比，绝对是小儿科！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我们为什么要起意爬烟囱了。但我对父亲的那一声怒吼绝对铭刻在心。当时有几个小伙伴已经开始攀爬，我正在摩拳擦掌，父亲的怒吼阻止了这一切：我们乖乖地放弃了这个伟大的行动计划。从此，一旦看到这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都会听到父亲那个声音：“下来！”
其实，在父亲的工厂里，比这个危险的事情，多得不可胜数。在文革期间，空分厂的子弟，基本上都是在工厂里玩大的。在工厂的后院，有一大片空地，不仅杂草丛生，灌木茂盛，而且堆积着各种废料。最神奇的废料是一个毛主席的纯铜塑像废品，残缺不全又大大咧咧地堆放在那里。据说这是第一次铸造失败的结果。而铸成的毛主席巨大铜像伫立在当时空分厂的大门口，改革开放后，好像是捐赠给了韶山。因为韶山我一直没有去过，也就无法考证了。
其实，在厂子里玩，最危险的是高速运转的机床和巨大的零件材料！我总是迷恋在车床加工零件时，车刀像切豆腐一样，切割金属。车床一开，飞速旋转的金属废片像刨花一样盛放。倘若一个金属废片飞溅出来，必伤无疑。但工厂里的父亲们，往往对此熟视无睹，孩子们在车间里穿梭，也没有人制止。
现在想想，一边是车刀飞速旋转，一边是孩子嬉戏打闹，而高空的行车又缓缓而行，是怎样荒诞又惊心的场景，但也神奇，那些年确实没有出现孩子重伤的事例。
当父亲去世之后，我回顾父亲的人生，不禁感慨，当时的人们究竟是怎样选择人生的呢？父亲经历的时代，真是波澜壮阔，少时是民国、青年是抗战、成年是解放战争，解放后是各种社会运动……
现在想想，父亲不入党不当官，起初可能只是一个朴素的想法，但是后来逐渐熬成一种朴素的智慧。如果父亲入党又当官，父亲的人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景象。我出生在文革爆发的那一年，而文革的空分厂当时也是浪潮汹涌，空分厂的老厂长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文革结束以后，打死老厂长的造反派被抓起判刑，其中一个我还认识，平时看起来非常憨厚老实，没想到年轻时真的会那么穷凶极恶。
父亲的安于平凡，换来了一生的平安！可能最初的决定，就是父亲被分到兵工厂的那一刻！在家务农的父亲，经历一种巨大的转换，成了一名工人，于是父亲对技术的沉迷，超过了一切！反过来，技术保佑了父亲一生的平安。
父亲的荣光
父亲尽管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在父亲的56岁那年，却一夜成为全厂的名人。父亲常年放羊一样地教育孩子，终于结出了“硕果”——我在1984年考上了复旦大学，是空分厂三千子弟中的独一份。
写到这里，我其实难逃自吹自擂的嫌疑。空分厂的子弟，在我之前，也有干部的儿子考上清华的事情，但这一次不一样，是普通工人的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结果就是工人们不停地对父亲表达他们的敬意和羡慕，父亲每天上班与下班的路上，不停地有人与父亲打招呼，不停地回应别人的问询。
但值得书写的，是父亲在此后的态度。我上大学这事，对父亲好像没有任何改变，他还是那样笑眯眯地过着他的日子。估计不少人会问父亲教育孩子的心得，而父亲会说两个字：不管！最多五个字：什么都不管！
其实，父亲对我一直期望不高，我高考前曾问过父亲，我考成什么样他会比较满意？父亲说考个中专就可以，考不上回来接我的班！在父亲眼里，上大学也就是上班的前奏，最终，有一个职业，有一个饭碗，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感觉到父亲最在乎的是我的健康，只要我健健康康就一切都好。父亲最得意的事，经常给别人讲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我的学习，而是我从出生以后到上学就没再进过医院。但父亲可能忘记了我小时候，磕伤昏迷被抱到厂子医院的事情了，可能在父亲心中，厂子的医院根本不叫医院，市里的才叫医院，我确实在上大学以前，一次也没有去过！
在，父亲还有最后的一次荣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向约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表彰他们的历史功勋，彰显他们的荣誉地位。
父亲在颁发范围之内，属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GCD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各地游击队健在的老战士”。后来知道，参加过抗日的老兵，能有这种荣誉的，开封市只有父亲一个人了。
平凡的父亲能给我们什么？
我父亲是在年底去世的，去世得非常突然。而我在父亲去世之后，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平凡的父亲们能给孩子什么呢？
父亲不是官，给不了我权势！父亲是一个退休工人，也给不了我金钱方面的帮助！父亲也没有文化，对于仅仅读了一年私塾的他来讲，任何的知识、经验和指导，对于我来讲，都可能是没有作用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过著名的“三喻文化”，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要而言之，前喻文化指的是年轻的要向年长的学习，后喻文化则倒过来，年长的需要向年轻的请教，并喻文化是指不管什么年纪都要一起学习。
对于六十年代生人的我们这一代，可以说真正开启了中国后喻文化的时代。我们要教父辈如何用电器，如何用电脑，如何用手机，如何用微信。面对巨大的时代变迁，我们不仅比父辈更有文化，更有财力，甚至更能办事，相对更有“权势”。我们越来越有“出息”，则越来越衬托出父辈的“渺小”。
但当父亲去世之后，我发现以上结论都是错觉。尽管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似乎可以高高在上，回望故乡，但父亲还是在无意之间，给了我最后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
这发生在我25岁的时候。对于身处国家机关的年轻人来讲，25岁意味着已经到了晚婚的年纪，可以不经领导批准登记结婚了。而能够结婚当时则意味着有了分房资格，运气好的话，可以分一套房子，在北京安家立业了。
但这没让我激动多久，面对现实，囊中羞涩的我，第一个想法是回家让老爸为我未来的结婚攒钱。当我回家大大咧咧提出这个要求后，父亲笑眯眯的，但略带愧疚地说：不行，你要自己攒钱结婚。
我先是震惊，后是失望地回到北京，开启了第二次斩断脐带的心灵路程。现在回想，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后的教育：你要自立。
当时年轻人结婚比现在的压力小多了。但如果依靠自己的话，还是要努力一番。我经过努力，完成了这一目标。我真的自立了，虽然不情愿！
致平凡的父亲们！
我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是在。当时的父亲已经快90岁，不仅身患老年痴呆，半瘫痪在床，每天要睡16个小时，二姐给他喂饭时都闭着眼睛。
我回家看望老父亲时，能感觉到父亲生命的灯就快要熄灭了。我回去就是要和二姐商量我父亲的后事要怎么处理。
当我见到父亲时，父亲依旧闭着眼睛，当我呼喊他时，他的眼睛忽然就睁开了，并慢慢开始放出一种难得一见的光芒。爸爸的嘴唇哆哆嗦嗦，呼喊着我的小名。那是我十分熟悉的声音，也正是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一个平凡的父亲能给孩子什么了。
对于一个平凡的父亲来讲，他可能不能给你权势，不能给你金钱，不能给你知识，不能给你指导，他给你的可能只有爱，还有一份深藏在心中的惦念。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还能唤起一份记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父母都记得你是他的孩子。
今天（6月16日）是父亲节，尽管它是一个西方的节日，我还是想写下这篇文字，来纪念一下我平凡的父亲。
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所面对的，可能都是平凡的父亲。真正能让我们骄傲的父亲，并不多见。
我们从小被灌输，不要生活在伟大父亲的阴影之下，要一代更比一代强。但其实我们在内心深处，还是很想有一个伟大的父亲。自己往往只有在绝望时才能真正的自立。而当过半百，发现年轻时的梦想一个一个都没能实现，自己不过也是一个平凡的父亲时，那种悲从中来的感受，是无法言说的……
写到这里，我有点开悟出来父亲节真正的意义了：
父亲节其实就是平凡父亲们的节日！对于伟大的父亲们来讲，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节日，让人们来纪念他。而对于平凡的父亲们，只能有一个日子，扎推儿过一个节日，让孩子去祝福他，纪念他！
有人说，一个人真正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这世界上再没有人能记得他。这其实真是一种残酷的真理。现在想想，其实这句话从最深处击中了我的内心。于是我就拿起了笔，为我平凡的父亲，写下一点文字，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同时致所有平凡的父亲们，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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