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河名篇
研究黄河治理与开发的历史，治河思想上的论争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高潮。一是汉代，一是宋代，再就是明代。汉代和宋代的治河方案多但具体措施少、空洞议论多而见诸实践少。到了明代，特别是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理论提出后，这一风气才逐渐有所好转。如果细加分析，首先是与潘季驯的治河名篇——《河议辨惑》分不开的。
《河议辨惑》是潘季驯晚年的一篇重要著述。尽管篇幅有限，仅万余字，却集中概括了潘氏一生中最主要的治河观点。全篇以问答形式表述，共有大小议题31个，涉及的方面有河有神否、故道能复否、洪水淤滩、蓄洪减水及治河和治漕的关系等，其中论述“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内容的文字约占半数以上。由于文中所回答的多为有争议的历史及现实问题，因此可以说是对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各种治河思想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某些长期争论不休的不适观点的系统批驳。当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河议辨惑》是前人治黄思想的集大成者。下面，不妨试举一二：
天神观念，古已有之，并长期束缚、禁锢着人们的治河思想。潘季驯重视治河实践，他在《河议辨惑》中开门见山地表明了反对立场，明确指出“归天归神，误事最大”，强调把黄河的决口泛滥归罪于“神”、治理寄希望于“神”，是“愚夫俗子之言，慵臣慢吏推诿之词也”。同时，他还认为，假若黄河真有“神”，那么这个“神”就是“水之性”。只要按照水流之规律办事，就可以赢得像大禹那样的治水功绩。这充分体现了潘季驯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人定胜天的精神。
黄河的“善决”、“善徙”，曾使北宋大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发出了“黄河已弃之故道，自古难复”的感叹。潘季驯在《河议辨惑》中驳斥到：“修之言未试之言也，且但云难复，非不可复也”，并以汉武帝瓠子堵口、大禹治水等史实为例，证明故道是“可复”的。之后，他引用了孟子 “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名言精句，并断然说“修之言不足信也”。
堤防的存在价值，一直是世人争论的焦点，反对意见长期占据上风。潘季驯重视堤防的作用，力主筑堤束水，有人便以西汉贾让的堤防观，加以反对。为此，《河议辨惑》中就有了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惑有问驯曰：贾让有云，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之儿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导，而今治水以障何也，无乃止儿啼而塞其口乎？驯应之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邻为壑，是为之障。若顺水之性，堤以防溢，旁溢则必泛滥而不循轨，岂能以海为壑耶？故堤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轨以入於海口也。譬之婴儿之口旁溃一痈，久之成漏，汤液旁出，不能下咽，声气旁泄，不能成音，久之不治，身且槁矣，何有於口？故河以海为口，障旁决而使之归於海者，正所以宣其口也。”意思是只有“顺水之性”，加强堤防，方能使洪水顺利入海，避免决溢灾患。这里，潘季驯以婴儿口痈不治的恶果来做比喻，形象而又生动地阐释了“筑堤束水”的治河方策，读来饶有趣味，极富感染力。另外，一“塞”一“痈”，同为其“口”，结论却截然不同，真可谓针锋相对，驳得绝妙。
从以上所列举的内容不难看出，潘季驯在如何看待前人的治河思想上是坚持实践，而不是拘泥于古人和书本。他的批驳不是武断否定，而是有理有据，在强调史实的同时，也强调时代的变异。同时，他还特别指出空洞言论的根源，是“身未经历”，真可谓一语中的。
正是这种求实务实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促成了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治黄方略的诞生。《河议辨惑》也成为解疑释惑、澄清史实的治河名篇。至此，长期的治黄论争才有了初步的统一。清人更是把“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作为治理黄河的座右铭。而潘季驯也因在堤防建设上的大胆创新和成功实践，被后人尊崇为“千载识堤第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