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讲的是与黄河有关的边界问题，体现了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常用来比喻世事变化，盛衰无常，即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受黄河洪水和泥沙的影响，河道游荡多变的河段主要有两处：一是黄河下游，一是黄河小北干流。如黄河下游，河道迁徙无常，有史以来曾发生过多次大小规模不同的改道。在西起郑州、北至天津、南抵淮河的黄淮海大平原上，它时而北流注入渤海，时而南流夺淮进入黄海，来回滚动，到处留下了变迁的痕迹。史上所谓黄河“善淤、善决、善徙”之说，绝不夸张。“界随河动”。也许是黄河下游的灾患太严重了，泛滥的面积太广袤了，河道变化太频繁了，“山川形便”的行政区划原则在这里已失去了意义的原因，国人才未用“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来形容。但今天，仍能从河南、河北两省的省名来探寻黄河故道的踪迹。
黄河小北干流的河道变迁则具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显著特点。从自然角度看，首先，受两岸黄土台塬的影响，该河段河道滚动的范围有限。小北干流是黄河龙门至潼关河段的俗称，长132.5千米，穿行于山西运城和陕西渭南两市之间，两岸为黄土台塬，高出河床50~200米。河出禹门口后，由宽100米的峡谷河槽，骤然展宽为4千米，朝邑（位于今大荔县境内）附近最宽达19千米，至潼关河宽收缩为850米。河段流域面积18.5万平方千米，河道总面积1107平方千米，其中滩区面积696平方千米，占河道总面积的63%。其次，河道变迁频繁。根据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受泥沙淤积、河床不断抬升的影响，该河段河道横向变化强烈、不稳定性上升始于唐中叶。至明代，河道的游荡性进一步加剧，东西摆幅高达5~10千米。这一不利河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河道摆动不定，滩地也随之变化，并进而引发一系列边界问题。
从社会角度看，首先是边界问题突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小北干流区域就是秦、晋长期争夺之地。围绕“河西”之地的争夺和保守，成为秦晋战争的重要内容。“以河为界”，黄河一时成了晋、秦、魏三国级别最高的边界线。秦一统天下后，实行郡县制，黄河由诸侯列国边界演化为郡县政区边界，小北干流亦从高级别的“国界线”降级为行政区划的边界线。山、陕两省的边界至此大致成形。
然而，小北干流又是一段模糊不清的界线。此地作为秦、晋的界线，但它却是一条具有一定宽幅的界线，是一个狭长的疆域地带。伴随着王朝兴替，统一分裂，河东、河西或依“山川形便”界河而治，分属不同行政权；或“犬牙相入”越河而治其地。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精确、清晰划分的详细规定和有效的操作办法，小北干流作为界线的记载均存在差异性。府、县在确定与邻省府、县的边界时，并不真正执行“以河为界”的原则。晋人说：“河既可资为巨堑，而秦晋共之。”秦人亦认为：“昔秦晋以黄河为分域，然实共之。”因此，与其说秦、晋以黄河为界，倒不如说小北干流是双方共有的一个区域。“界随河动”，河道变迁引发的行政区划的变化和重组，在这里反复上演。
其次是界争频繁而又残酷。边界之争，实为资源之争、经济利益之争。一般来讲，滩地土质肥沃，耕作简易，产量较高，若能稳定耕作几年，就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一点，在严重缺水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显得尤为重要。“三年一涨河，给狗也要娶媳妇”的说法，就在朝邑沿河一带村庄广为流传。“黄河滩，粮油川，手戴'大罗马’（手表），足蹬'富士山’（自行车）”是民国时期对当地富裕生活的形容和夸耀。但因黄河洪水泛滥以及河道摆动，滩地有无不常，稳定系数不高，属于“流动的土地”，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坍则民受赔累之苦，涨则户食增亩之利。”沿河滩民谚称：“种滩地，养义子，能指望了指望上，指望不上就算了。”另外，滩地与官府的赋税密切相关，也进一步增加了其权属问题的复杂性。
“界随河动，河动界不动”，“河势一变，争端立启”，界争问题成了小北干流的矛盾焦点。据胡英泽博士《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一文统计，该时期小北干流发生大的滩案共14起，其中万荣、韩城之间4起，蒲州（今蒲州市）、朝邑之间10起。处理滩地纠纷的方式，也由“以河为界”逐渐演化为“以河为界”与“平分其田”并举。
界争的实质是利益之争，除通过民间协商或诉讼方式解决外，还不时引发群体性械斗，乃至造成命案。如康熙、雍正年间，“大庆关（在今大荔县东）、鸳鸯诸村民（鸳鸯村，今属永济市栲栳镇）屡以河滩争，动千百人，势若公战”，历时十余年。民国十九年（1930年），韩城县张代等村与荣河县（今万荣县）新安等8村因争滩开战。韩城一方雇佣了配有枪支的土匪，荣河一方针锋相对，组织成立民团进行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河段界争问题仍时有发生。至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河道工程的不断兴建，河床相对固定，界争问题才逐步得以消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随之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