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教育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89万亿元，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3.14万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占GDP的比例连续5年保持在4%以上。至五年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累计投入13.5万亿元，超过1952年至累计投入的总和。
教育经费占GDP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通行指标。历史地看，中国能连续5年守住4%，实属不易。1993年，中央就宣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之比，到2000年末要达到4%，此目标还被写入当时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但实际上，直到这一目标方才实现。这几年，在经济下行、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形势下，教育经费的投入还能保持这样的增幅，体现了这届政府的历史责任感。
从媒体公布的统计数据可看到，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使用，做到了三个“一半以上”，即一半以上用于义务教育，该数据为52.85%，占比最高；一半以上用于中西部，数据为1.71万亿元，占全国地方的59%，表明教育财政经费在进一步向中西部倾斜；一半以上用于教师工资和学生资助，该数据为61%，说明教育经费支出逐步从投资于“物”，实现了向投资于“人”的转变。有了这三个“一半以上”，中国教育经费基本贯彻了“保基本、守底线、补短板、促公平”的原则。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业，投资长、见效慢，但对改变国运却有着持久的高强效力。相对发达国家每年教育经费的投入占比为GDP总量的6%以上，我们现在的4%尚有提升的空间。根据教育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这一比例也是“应当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各级财政教育支出占比“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此外，教育法还有对“三个增长”的规定，即“保证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中国教育的水平比起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既然财政投入守住了这4%的底线，人们不能不关注这些教育经费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它们的使用效果如何？
前些日子，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罗斯高的一篇演讲在中国媒体引来震动。这位也是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学者，参与的一项调查显示，自6月至11月间，从山西、陕西、河北和浙江四省的262所农村初中、46所普通高中和107所中职收集的24931名学生信息显示， 100名初中学生里只有37人能顺利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习：14人从中职毕业，23人从普通高中毕业。这至少表明，在这些贫困地区，尚有63%的农村孩子没读完高中。
虽然这一调查结果与官方数据出入较大，但人们应看到，很多地方对教育财政经费该如何用、如何用好，不甚明了。媒体报道中，仍能看到太多贫困山区的孩子没有课桌、吃不上午餐或挤在一间泥土房上课的新闻；仍能看到太多孩子因种种原因上不起学、交不起学费甚至自杀的悲剧。如何让教育经费落实到最需要的地方，使得钱能花在刀刃上，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绩效，是教育部门亟须解决的问题。
政府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目的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教育可谓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最重要的通道，所以人们也把教育公平视为社会公平的基础。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中，突出公平尤其重要。只有让教育经费的使用，多对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较差的学校倾斜，更注重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残疾人孩子、留守儿童的权益，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的本意。
此外，教育经费不能只投资校舍等硬件设施，还需围绕各学校的课程、专业和学科研究、师资培养、教育信息化、教育模式创新等核心问题，要舍得在教师培训上多花钱，真正提高各级学校的教学质量。教师队伍没有进步，教育模式没有进步，校舍建得再多、再高级，教育的发展也难以持久。发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显示，有近半数高校在—3年间呈现出“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高校这些年确实不差钱了，但有些学校却不好好利用，热衷于大兴土木，某高校的3层食堂就装了两部观光电梯，而教育质量却丝毫未见提高。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的要求：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4%，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这无疑体现了中国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决心，如果这些战略设想能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构建起中国教育经费使用与监管的长效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