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同年，国家统计局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9.68%，城镇人口即将追平农村人口，“乡土中国”正迈入城市时代。
在那一时期，城市人口加速上升，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城市化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就业机会和更便捷的公共服务，人们徜徉其中，享受着发展的红利，怡然自得。当然，也会有人站在社会的侧面，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但声音总会被更高亢的热情淹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似乎成为时代的共同愿景。
城市化发展的节奏依旧快步向前，在中国大地上留刻下深浅不一、杂乱交错的车辙。时至今日，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60%，但长期粗放的发展模式，逐渐让诸多被积压或被刻意忽视的问题显露出来。从大量真实的社会事件中，城市环境、城市安全、城市管理等等议题逐渐浮现，持续牵扯着公众紧绷的神经。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了吗？
▲ 大背景在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43.37%，两个之间相差了约1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两亿多人虽然没有城镇户口、但纳入了城镇常住人口。图为中国城乡人口数量对比。人们对城市化的美好想象开始下坠，曾经的“杂音”却愈发增大，且有逐渐成为主流的趋势。意见相左的群体依然争论不断，但所有争论都有一个基础性共识：我们的城市，“病”了。
有人认为，“城市病”是由外来人口造成的。过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抢夺城市的公共资源、加大城市的照料成本、引发城市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控制外来人口就可以缓解“城市病”。但陆铭教授指出，人口的减少当然可以缓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但这只能满足政策上“减少城市病”的目标，而且会造成更多的新问题。这些做法本质上是将同样在为城市发展做贡献的人区分为不同的人群，破坏了建设公正而文明的社会的长远目标。
陆铭教授进一步补充——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往往被过分夸大，因为其占有的公共服务很大部分是由自己承担的。而且，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是会在新增加的消费里多支出服务消费，而大量的服务恰恰是由低技能劳动者提供的。外来人口不仅不是城市的负担，还可以算作城市的财富。
所以，即便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也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能简单粗暴地以行政力量干预，更不是要违背市场力量，将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理解为要减少特大城市的人口。
▲ 另一边，一些民间组织在“填补空隙”。“太阳花”通过为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丰富多样的音乐兴趣教育资源，以填补其在家庭、学校、社区教育中与城市孩子间的教育差距。图为孩子们在太阳花学习吉他。© 太阳花
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由于谋生技能、支付能力等因素的相似，总会聚集在城市边缘，开启新的人生旅程。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外观形态和治理方式上都与城市有巨大区别，逐渐形成独立于城市体系之外的“城中村”。
长久以来，城市一直将城中村视为城市内部不稳定的存在，或是“城市病”的病症表现。两方矛盾不断激化，“清理城中村”、“清理低端行业从业人员”的事件时而上演。道格·桑德斯对城中村有不同理解，他在《落脚城市》一书中提出，城中村连结了乡村与都市，帮助外来人口迅速、从容地融入城市中，是农民通往“现代世界”的跳板，蕴藏着促进阶层流动的生机与活力。
当宏观政策作用到个体生命，外来人口的心理体验随之进入整体叙事。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马丽认为，大规模农村人口的涌入令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户籍制度因为被其他制度性的寻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无法被废止，又创造出了一个提供了人们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的场域。当我们我们谈论外来打工者时，应该看到他们的尊严和人性层面的价值。
▲ 1991年3月，几名打工者在广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驻扎，等待工作的机会，他们身后是漫长的买票队伍。© Michel Porro
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根源无疑要追溯到户籍制度，因为它是构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户籍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迁移、定居和享受社会福利的范围，户籍制度和一系列建立在该制度之上的，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主要制度性障碍。
但它并非铁板一块，也正在经受着现实的冲击。面对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的夹击，中国的各大城市纷纷降低户籍门槛抢占人才，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储备资源，在这种“危机”之下，户籍高墙正在“局部坍塌”。
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乍看起来，目前的“户籍揽才”政策在全社会形成了重视人才的氛围，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待遇，但实际上，“户籍揽才”更像是利用新时代人才市场流动的热潮来表现一种浮于表面的政策改革，其结果可能是强化“户籍”而不是改革“户籍”。
提及户籍制度，总会稍显沉重。不妨跳换时间与空间，从更轻松的角度去看待。
人口登记与户籍制度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中国自古就有一套复杂而成熟的人口登记和户籍管理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不同时期的户籍制度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人们生活在城市中，但总会有个“家”，越是大城市，以租住形式生活的人往往也越多，合租则构成了一种集合。R.E.帕克（Robert Ezra Park）认为，城市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基础设施的聚合体——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某种程度上，合租也是一种练习——如何在日常的琐碎和利益间沟通、协商，如何形成一个个小型共同体。也确实，如果我们连合租的秩序都无法形成，又如何去信任出租屋之外的，或者未来的秩序，又如何去抵御可能会出现的震荡？
▲ 北京的706青年空间一直在做公共空间方面的实验，既有公共讨论，也有共同居住。图为空间中由客厅改造的图书馆。© 706青年空间
城市本身也代表着规划和秩序，秩序也可能招致“反叛”，比如涂鸦。如果说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装饰、设施和建筑，都传达着某种思想或意义，你是否停下来想过，街头的钟楼、公园的雕像，或是巨型广告牌林立的都市丛林，这些有关我们视觉美感的装置，都是谁在作主？事前有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广告总是在暗示我们，缺少了他们所卖的商品，我们的生活是不完美的。当我们觉得涂鸦是挑衅的时候，为何对商业广告无动于衷？
再进一步，也许会有新的反思：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市民权利，以及我们将生活于怎样的城市空间。
我们容易把城市与自身区隔开来去看待，却经常忘记自己身处其中，我们所有的行动轨迹都与城市运行重叠，我们可以建造城市，也能改变城市。
以上是南都观察对于“城市”的部分观察、反思。8月28日，南都观察将举办“我们还需要城市化吗？”主题论坛，和你一同思索，我们该如何去往未来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