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名古鸟类专家、孔子鸟化石发现者之一，当选中科院院士，前不久，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首批6人名单……院士周忠和：一石一世界
扬州晚报 12月1日
工作人员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化石标本库内展示孔子鸟化石。
人物名片
周忠和，1965年生，扬州江都人，世界知名古鸟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古生物学家，孔子鸟化石的发现者之一。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199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古鸟类学博士学位。1999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0年当选国际古鸟类与进化学会理事。8月，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前不久，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即“万人计划”）首批名单。
翻开周忠和的履历：200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2001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起担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前不久，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首批6人名单……
过去的10多年里，他发表的学术论文超过100篇，发表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自然》和《科学》上的论文有17篇，被SCI刊物引用近千次。
对于这些荣誉和成就，周忠和并不愿过多谈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他所关注的，永远是那些埋在泥中的化石。“古生物学家就像侦探一样，从一块冰冷的石头里能看到整个世界。”
出生于江都农村
高中时首次接触到化石
1965年，周忠和出生在江都仙女镇苏新村，从小就在地里摸爬滚打，是一个“泥娃子”。
说起小时候的教育，周忠和一连声地说了几个“运气好”。
“虽然是在农村上小学，但那时候的老师真不错。”对小学老师，周忠和满心怀念，“有一个语文老师，是从南京调过去的，特级教师，上课都是普通话，这在当时很少见”。
这些老师还教初中，“那时候一些有能力的小学开始代办初中，当时俗称‘戴帽中学’，周家小学当时就属于‘戴帽中学’。”
因为成绩好，周忠和最喜欢的就是考试，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第一名。
在“戴帽中学”学习3年后，周忠和顺利考上重点中学——江都中学，“我们一个学校只有两个人进入这所中学”。而因排名靠前，他被分入重点班。
高中的周忠和第一次知道了化石，是从一本杂志上。“高一时的一个语文老师，是学水文地质的，当时他订了一本杂志叫《化学》，我借来读过，里面有些就是有关化石的。”
有意思的是，《化学》这本杂志，正是周忠和现在所在的单位办的，而他自己也是杂志编委中的一员。
不过，这本杂志对周忠和专业的选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其实考大学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有机化学，跟古生物学专业一点都搭不上。”
高中时，周忠和的外语学得呱呱叫，“高中第一年，外语考不过县城的孩子，一般考个70分就不错了，后来就多学多背，到了高中二年级就基本是全年级第一了。”
不过，正是引以为傲的外语，高考时却让他“吃瘪”了，“平时全年级模拟统考，一般都在前十名，但知识面不够宽，高考外语试卷风格一变就不知怎么应对了，高考到了十名开外。”
高考出现“意外”，让周忠和进了南京大学的古生物学专业。而正是这次意外，也成就了他如今的事业。
考上“冷门专业”
坚持自己爱好成就事业
因为家境的贫寒，大学的日子少了许多“诗情画意”。家里每月给他的生活费上限是15元钱，这15元钱，他必须要“斤斤计较”，要是中午吃了顿有肉的菜，晚餐就得靠包子和免费菜汤来打发。谈朋友、看电影、逛街……种种娱乐都几乎和他“绝缘”。
进教室读书、上操场锻炼、回寝室睡觉，成了他南大四年的日常“三部曲”。以至系里组织野外实习，竟让他留下了第一次看到山的记忆，“老家到处是平原，顶多见个小土包，从小到大没出过什么门，自然没见过山，直到出野外，我才知道，原来离学校这么近就有山。”
大学的苦日子，并没有让周忠和感觉有什么特别，因为“从小都是这么苦过来的”。
1995年周忠和出国读博，4年的国外学习，周忠和除了外语口语更加熟练外，更多的是学习到了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大家在一起，在学术上的讨论是全开放的。”
从小到大，周忠和只有一件事让他的父母“耿耿于怀”。那是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一次学校组织义务捐血，补贴给他300块钱，他都寄给了弟弟和妹妹，“200块给了妹妹买收录机学英语，100块平分给了两个弟弟。”末了，他还不让告诉父母，“但后来还是让他们知道了。”
“人长得不怎么样，家里条件也不好，唯一能和人比的就是书读得好些了。”说到这里，周忠和不禁调侃了自己一句。
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周忠和就知道自己的专业是“冷门专业”，但他对此“无所谓”，并没有因为“冷门”而改选其他专业。
也正是因为他的坚持，才成就了后来的事业。
在周忠和读研究生的那几年，正值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眼看着身边不少人下海经商，这多少让他也有一点心猿意马，“毕竟那时候待遇不怎么好，也想尝试其他的发展。”
但对事业的爱好，最终让他坚持下来，“有得必有失嘛，而且我挣钱的欲望也不是很高。”
一个人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周忠和就享受着这种幸福。
野外采集化石
山沟里塌方险被埋
化石，埋藏在地层中，蕴藏着地球上生命“怎么来又到哪里去”的奥秘。生物演化纷繁复杂，如同一卷丛书，它记载的地球生命的故事就印刻在化石中；尽管这套历史之书已经被大自然“撕碎揉烂”，并“散落四方”，然而古生物学家不知疲倦地寻找着岩石中生命演化的蛛丝马迹，执著地将这些不同“章节”中的零散“段落”、“字句”拼接起来，为人们重现数十亿年来地球生物演化的故事。
周忠和就是这样一个迷恋拼接这些“段落”和“字句”的人。
古生物研究需要化石，化石要到野外去采。
周忠和喜欢运动，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样样在行，“做我们这行的，必须要锻炼身体，保持良好的体力和健康，否则在野外万一碰上什么事儿，可就报废了。”
周忠和在野外还真遇到过事儿。1990年夏天，周忠和独自一人来到辽西野外发掘鱼类化石，住在一个叫波罗赤的小镇上。他雇请了邻居老王协助他在离小镇约3公里的一个小山沟采集化石。就在那里，他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死里逃生”。
这次他要探寻的化石保存在白垩纪的岩石中，他和老王花了几天时间，才挖出了一个3米多高的人工陡壁。中午时分，天气很热，两人就坐在陡壁的阴影下边聊天边歇凉。
突然，周忠和看到老王瞪大眼睛，嘴里想喊着什么。他一刹那间明白即将发生什么，立马一个鱼跃，跳向老王的方向。
只听“轰”的一声，等周忠和再回头，发现背靠的陡壁上的泥土已塌了下来，正好塌在自己坐过的地方，随身携带的大背包都被土埋得不见了踪影。
回忆起那次经历，周忠和依然觉着后怕。他说，当时幸亏自己年轻，平时也爱运动，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辽西“探宝”收获巨大
采集到白垩纪最完整鸟类化石
1985年，考取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生，是周忠和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定向，“可以沉下心来研究了。”
在北京的古动物园，保存有10多万件古生物化石，这些化石，在周忠和眼中可是活生生的“宝贝”。从它们身上，他能体味到生命的足迹，甚至感悟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周忠和以古鸟类的研究而名震学术界，但他的学术研究起点却是古鱼类——北票鲟的系统发育。
辽西是孕育古生物的“宝地”，也正是这块宝地，改变了周忠和的学术轨迹。做北票鲟的系统发育研究，需要大量化石标本来支持。1990年，为完成硕士论文的周忠和与同事一道去辽西寻找北票鲟化石。一次，他一锤子下去，竟然在劈开的岩石间发现了一种白鲟科鱼化石——现代生活着的长江白鲟最早的祖先！
周忠和心里依然记挂着那块白鲟化石出土的地方，当年9月，他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期望再次找到“宝藏”。辛苦没有白费，在多日寻找后，他从坚硬的泥炭岩中挖出了两块保存得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
这两块化石后来经古鸟类专家侯连海研究员鉴定，认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鸟类。其中的一件标本特别完整，保存了整个的头骨部分，因而成为当时世界上已知的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为完整的鸟类化石。
意外发现的两块古鸟类化石，改变了周忠和的学术方向。随后两年，由周忠和与他的同事、老师们一起组成的发掘队，又从同一地点采集到近20件化石，其中至少有5件标本保存了头骨的成分。
研究证明，这些化石至少包括了3种以上的不同类型，其中最为完整的一块化石被命名为华夏鸟，其他的标本有朝阳鸟和波罗赤鸟。研究还证实，这些化石和早些年一位农民发现的中国鸟产于相同的地层层位中，时代也几乎一样，为距今大约1亿2千多万年，从而成为当时所知的世界上除了始祖鸟之外的最古老的鸟类。在这样早的时代能够一下子发现种类和数量都如此众多的鸟类化石，而且保存得又相当完整，这在当时是空前的。
坚持“学术转行”
带出“辽西队”响彻古生物学界
到北京，面对面采访周忠和，随时都会感受到他的谦虚和随和。交谈中，他会时不时发出爽快的笑声。
按照单位规定，所长都会有一间行政办公室，但看到所里办公用房紧张，周忠和主动申请放弃了，而是把它让给了年轻人。
在他看来，没有行政办公室，正符合他“科学家”的身份，“做科学研究的嘛，有科研办公室就够了。”
不过，随和并不是不讲原则，特别是科学原则。在这一点上，周忠和恰是一个特讲原则的人。
在行外人看来，从古鱼类到古鸟类的“学术转行”，只是一次小小的“转身”。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其中的艰难。
在古生物学界有条不成文的“行规”：入门跟师傅学的是什么，就得一辈子做下去。这看起来有点像民间手艺人的规矩。
1990年的周忠和，刚满25岁，初出茅庐，这时候转行，还真的是顶了很大的压力。不过，学术的价值就在于不断突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中科院院士张弥曼给了他莫大的支持。这位爱才的女院士把一个参加全额资助的国际会议的机会，推荐给了硕士刚毕业不久的周忠和，使他有机会在国际古鸟类学界亮相。那次，周忠和带去了华夏鸟化石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一下获得了不少国际专家的好印象，有学者更是称他的报告是“bestofthebest”。
接着，他又被邀请去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做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学者，住在一位馆员的家中。这位馆员最好争辩，尤其在学术观点上，常跟周忠和边看标本，边给他灌输自己的观点，有时到吃饭时候还海阔天空，争论不完。时间长了，他最后悟出的一点是，要让这位中国的年轻人相信他的观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他那里，我学到两样非常宝贵的东西——冲动和怀疑精神。”周忠和解释说，“学术冲动更接近于灵感，经常冒出有创意的idea，类似现在说的创新；而对权威的大胆怀疑，可以让自己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成为人云亦云的‘可怜虫’。”
1999年，周忠和拿到博士学位，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回国挑起了辽西热河生物群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的担子，回到了这片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
此后，他领导的课题组逐步聚集起了一群优秀的年轻学者，如被国外媒体誉为“最有前途的新一代古生物学家之一”的徐星，研究哺乳动物的王元青、胡耀明，专攻蜥蜴和两栖类的王原，学习现代鸟类出身的张福成，学习地质出身的汪筱林等。这个课题组至今已在英国《自然》、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约30篇，两大杂志为他们撰写了多篇评述、专题，中国“辽西队”的大名从此响彻世界古生物学界。
参与编写《十万个为什么》
周忠和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其中就有最新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这本书是他和同事们花了近两年时间完成的。
在书的封底上，周忠和这样宣传：“本书浓缩了中国古生物学家近百年化石发现的精华，将为你解开有关远古世界恐龙、古人类、猛犸象、海怪、翼龙、三叶虫的种种谜团。”
对于这本书，周忠和的自我评价是一种尝试，“古生物学的专业术语非常深奥，要把它用通俗的语言写出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周忠和的工作简历中，有这么一栏：“发起海峡两岸大学生古生物学夏令营，已连续举办了3届”、“发表科普论文若干”、“若干科普讲座，包括‘百家讲坛’一次”。
为编写《十万个为什么》，周忠和花了不少精力，力求把此书编写得更加通俗，“希望小学的高年级同学和中学低年级同学能了解古生物学，并激发他们对于古生物学的兴趣。”
周忠和说，中国古生物学的科普需要更多元素，除了科普书、杂志、博物馆展览、纪录片等，还要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
其实，周忠和所领导的研究所，正在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在研究所的楼道里，贴满了各种古生物及其生活场景的图画，这些图画是研究人员与艺术家合作而成，“我们提供指导意见，艺术家再根据我们意见，描绘出古生物的模样和当时的生活场景。”
在古动物馆门口，一尊按照1:1比例的复制的恐龙，总会成为过往游客争相合影的对象。进入古动物馆，还能看到有关古生物的3D影片，“科普不能是老一套的说教，而应该与时俱进，才能为更多的青少年所接受。”记者向家富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