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律师英格索尔曾说：“逻辑并不满足于断言。它毫不理会权威的见解、众人的成见，更不理会死人的迷信。”这种追求真理真相的决心和态度，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但大多时候，我们在思考中，却难免不受到种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它们甚至成为了我们的态度，妨碍我们的理智发挥作用。
第一种错误态度，就是怀疑论。
怀疑论其实具有两面性。一种怀疑论是确实存在疑点，拿到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合理的质疑。
而另一种是将怀疑永久化，这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它在开始推理之前就已经设下障碍，扭曲推理的正确进程。
极端怀疑论者宣称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真相，中度怀疑论者勉强承认世界上或许有真相存在，人类也没能力探知它，它看似给了真相一席之地，但如果真相只存在于理论中，不能去实践，那它还是等于不存在。
如果真相只是一个我们永远可望不可即的幻影，那么逻辑就不值一提。
第二种错误态度，是不可知论。
不可知论者，永远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对某个事物做出确定的判断。一个无神论者会宣称没有神，而不可知论者则声称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神。
不可知论者不否定真相的存在，他仅仅是声称人们对任何确定事物的真相都知之甚少。
当我们对某个事物所知有限的时候，我们确实不能做出确定的判断，那就应该尊重事实，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
但不可知论者常把某些可以解决的无知，同样视为是不可逾越的，即使在对一个事物进行了长久深入的调查之后，他仍然会说“我不知道”。
秉承这种不可知论的人，无知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借口而非理由，这样的无知是懒惰和漠视的结果。
第三种错误态度，是玩世不恭和盲目乐观主义。
玩世不恭者，习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事物做出悲观预计，而盲目乐观者正相反。
他们都形成了偏见和预判，在深入了解事物，认真分析之前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玩世不恭者会假设：要辩论的问题很荒谬，对手很愚蠢，辩论本身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而盲目乐观的人，在和一位初次见面的女士相处一小时后，就能得出如下结论：她有着海伦的美貌、居里夫人的智慧和戴安娜王妃的优雅。
但实际上，盲目乐观除了能带给我们一个扭曲的美丽现状外，还有未来的无尽失望，因为事实总是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
无论玩世不恭，还是盲目乐观，他们对世界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眼中的世界都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是他们想当然的世界。
第四种错误态度，是眼界狭窄。
一个眼界狭窄的人，他拒绝某些选择，仅仅是因为这些选择偏离了他的意趣，所以他认为不值得去探寻。
但逻辑和推理的意义在于发现真相，在真相被发现以前，它存在的地点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先解放自己的思想，探寻真相存在的各种可能性。
第五种错误态度，是情绪激动。
人类天生是情感动物，把情感完全剥离出来，进行纯粹理性的论证是不现实的。
即使是最纯净的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情感的浸染，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所以不要试图将感情完全排除在外。
但情绪越紧张，清晰思维、冷静行动的难度就越大，一个暴怒的人不可能成为理性的模范。
一个结论，并不因为我们觉得美好就可以被接受，我们接受它，因为它是正确的，是必须接受的。
永远不要直接调动人们的情感，要努力使人们自己发现真相。只有真相，才值得人们为之欢呼雀跃。
推理本身无所谓善恶，它的目的可能好也可能坏。历史上一些声名狼藉的罪犯拥有高度完美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完美的推理，他们始终与其设想保持一致。
有时，论证也会在感情的引导下变成宣泄愤怒的途径，或是自我辩白的借口，甚至是自我膨胀的工具。
但在理想的辩论里，输赢不是目的，从正反双方的努力中，发现事物中蕴涵的真相，才是最终目的。
论证不是争吵，争吵是为了击败对手，而论证是为了发现真相，如果有些人愿意和你争吵，却不愿意或没能力和你进行论证，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与这种人争论。
逻辑，生于常识，但又高于常识。
常识，是对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物的敏锐洞悉，它更接近本源，是被亚里士多德定义的“理性的动物”所共享的普遍意识。
无论是常识，还是逻辑，都应该以可靠的辨别力为标志，以语言作为首要的揭示事物的方式，不欺瞒，语言的作用被定位为表达，而不是炫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