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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尚：朱元璋为何发动文字狱？
先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名单：
刘基，明朝“开国三杰”之一，被朱元璋封为“诚意伯”，后被胡惟庸诽谤，于1375年郁愤而死；
宋濂，开国文臣之首，明初一代文宗，因其孙子牵涉“胡惟庸案”，全家被流放到四川茂州，1381年，刚走到夔州，就因病而死；
高启，十四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吴中四杰”之首，因被怀疑歌颂张士诚而触怒朱元璋，1374年被腰斩；
杨基，吴中四杰之一，1383年，被诬夺官，被罚服劳役，后死于工所。
张羽，吴中四杰之一，1385年因事被流放岭南，中途遇赦，张羽自度不能免罪，投龙江而死；
张信，明初状元，因被朱元璋怀疑“讥诮国朝”，1397年被腰斩弃市；
张尚礼，官拜监察御史，因《题宫女图》，被朱元璋怀疑窥探后宫隐私，被处以宫刑；
陈养浩，因写诗，被朱元璋怀疑其伤时骂世，而被投水而死。
……
朱元璋在登上皇帝宝座后，频频发动文字狱，对知识分子展开屠杀，致使文化领域在14世纪末期跌落到历史的最低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更断言：“十五世纪上半叶，是文化的荒漠”。对文化精英的摧残和屠杀，也成为朱元璋的污点之一。
但是，朱元璋，还有另外一副面孔。
朱元璋深知，想要夺取天下，成为一代帝王，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近臣解缙曾经记述朱元璋“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朱元璋也曾公开说过：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
从明朝建立之初，就确定了崇文抑武的国策。朱元璋更深切知道“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在洪武元年，朱元璋颁布《求贤诏》，其中有几句话值得注意，“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
正是如此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朱元璋从创业之始，就与其竞争对手张士诚、陈友谅有明显的不同。在朱元璋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精英，组成超一流的智囊团。他们不仅为朱元璋行军作战出谋划策，更从法律、礼仪、政治和财税等方面，为明帝国设计了完整的制度。
为什么朱元璋一方面重视“文治”，招揽人才，一方面又举起屠刀，频频戕害文化精英呢？
这要从朱元璋的经历、性格和治国理念来分析。
01，文化薄弱，朱元璋内心自卑，不信任文人
朱元璋出身微寒，从社会底层开始奋斗。虽有雄心壮志，但他却没有接受多少文化教育，因此，为建立帝业，他一方面努力自学文化知识，一方面又开张心胸招揽各种人才。
据记载，即便在军中，朱元璋也手不释卷，阅读经史，经过刻苦努力，他也能动笔写诗文。后来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给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朱元璋也确实留下不少诗作，虽文辞粗率，倒也气象宏大，颇有开国帝王的雄霸之气。
除了努力自学之外，朱元璋也经常向耆儒请教，每克一地，他都不忘求访贤士，请教制胜之道。比如，他攻下徽州后，听取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很快在众多起义军之中脱颖而出。
但是，无论朱元璋如何努力恶补文化，他的知识水平与自幼饱读诗书的文化精英相比，他之所学无非是“皮毛”而已。他擅长杀伐决断，制衡协调，但是论及文化，他仍有许多不足。正是这种“门外汉”的心态，让他滋生强烈的自卑心理。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他的这种自卑心理。有一次，朱元璋与近臣谈及张士诚，他说“士诚其名甚美”。按照朱元璋的理解，士诚，即诚朴敦实的士子，这名字自然显得高级。不料，近臣却手拿着《孟子》反驳说：孟子有云，士诚小人也。朱元璋不懂句读断句的奥妙，在知识分子面前出了个大“洋相”。
这件事除了让朱元璋感到尴尬之外，最大的感触确实自卑和恐惧。文人的“弯弯绕”实在太多，稍有不慎就被愚弄。因此朱元璋从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惑起矣”。
因自卑而心存戒惧，因戒惧而深为防范。
因此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就明确了，一方面深知“文治”的重要作用，故而积极学习文化，笼络士子，另一方面则是深深的疑惧，能用则用，不能用则果断杀之。
02，天性多疑狠辣，朱元璋频频发动文字狱
朱元璋是天生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利用“胡惟庸案”，沉重打击了以刘基为首的浙西派，进而取取消相位，将帝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他借诛杀魏观及高启，将苏州可能存在的反抗意识消灭于无形。
在建国之前，与张士诚的大战，曾让朱元璋吃尽苦头，故而朱元璋对张士诚恨之入骨。苏州知府魏观，拆掉张士诚王宫旧址“改修府治”。才子高启为其写《上梁文》，其中有“龙盘虎踞”四字，这让朱元璋大为恼怒，进而断定魏观高启有谋逆之心，魏观获罪，高启被腰斩，“被截为八段”。
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越来越偏执，总是怀疑别人有不臣之心。而朱元璋的处理手段非常狠辣，仅“苏州”一案，受牵连者就多达数千人。
这就是朱元璋的另一个性格特质：多疑。
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为了生存甚至当过和尚。因此，他平添了许多忌讳。细察朱元璋所发动的文字狱，有一个特别吊诡的特点即是，很多人并非由于政见分析或思想异见而获罪，而是由于朱元璋的臆想、猜测甚至捕风捉影而被杀。
比如，“则”读音类似“贼”，“生”读音类似“僧”，“有道”读音类似“有盗”，甚至“藻饰太平”读音类似“早失太平”，“式君父”读音类似“弑君父”等等，凡有类似字眼者，均有可能遭到杀戮。以至于民间流传，一旦听到“秃”，“光”，“贼”等字时，朱元璋就大为不悦，乃至于要杀人。
奇怪的是，朱元璋却屡次自称自己“出身田家”，自幼生活窘迫。但是自己说可以，别人却不行。这就折射出他内心的自卑和多疑，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诉说他内心的自卑和恐惧，他总是在揣测别人，认为别人居心叵测，话里有话。
如此来看，他本性对知识分子就带有猜忌和害怕的心理。
03，软硬兼施，朱元璋钳制思想，驯化万民
朱元璋是一个政治家，他要打造传至子孙万世的帝业，因此，他所发动之文字狱，归根到底是在思想上驯服举国万民，他要垄断一切权力，使得“文化垄断”能够钳制人的思想，灭反叛思想于无形。
韩非子曾有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身为开国帝王的朱元璋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因此，他特别排斥孟子的思想。孟子主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还发明了“独夫民贼”一词来形容暴君。孟子甚至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这样的观点对知识分子来说极有号召力，也最让朱元璋警惕。
因此，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删除《孟子》中的“谬论”，不可说君主不仁不义，不可批评君主穷奢极欲，不可说暴君可诛，不可说民贵君轻等等。至此，《孟子》中有85条被删除，并且朱元璋还下令“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文士反抗的思想源头。与之相配的则是，对旧的科举制度加以改造，“八股取士”开始渐渐称为定例。如此以来，朱元璋就认定：通过如此科考，应该就能选拔出驯服听话，不会再有任何逆反可能的“人才”来吧？
这就是朱元璋的高明之处。一方面，他以“文字狱”的血腥暴力手段来打压潜在的“不安定分子”；另一方面，以新的科举制度为盾，以八股取士为矛，钳制人的思想，驯化能为帝国服务的“人才”。
在这“双刃剑”的挥舞之下，大明帝国终于站稳了脚跟，也开始了它将近三百年的统治。
但是，荒漠就是荒漠，它只能袒露着贫瘠和苍白。
缺少思想源泉的浸润，在这荒漠上矗立的如沙之塔，也会在时光的啃噬之中，渐渐凋零，最终被风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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