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严冬。
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户迫于生计聚在一起，冒着坐牢的风险签署了一份合同，合同的大致内容是农民们愿意分田到户，并保证完成每年上交公粮的任务。签署这份合同在人民公社盛行的那个年代需要承担极大的政策风险，不过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最终那18个农户并没有因“违法”而坐牢，这个举动反而拉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最近在想，如果安徽凤阳那18个农户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又或者他们当时的行政主管是今天交通委的官员们，这些人会遭遇怎样的待遇呢？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脑补就能找到答案。
日前，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开始严查机场、火车站和繁华商业街区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软件从事非法运营的车辆，目前已经查出了41辆这样的非法运行的车辆，包括快的一号专车，uber，滴滴，易道这些都有，按规定会处于一万到两万的罚款。火爆一时的互联网专车服务顿时遇到生存危机。上海、南京、沈阳等多地交通部门也发出声明，只要提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没有客运经营资质，都属非法营运行为，一旦查获将按“黑车”查处。
这并非交通委首次以行政手段干预开放市场和自由竞争。
一年前，同样也是交通委的官员们，在打车APP最为火爆的时候，选择了以行政手段限制打车APP的发展，最终结果呢？互联网三大巨头BAT纷纷将巨额资本投向打车APP市场，不过行政力量在资本与公众选择中败下阵来。
不过与之前限制打车APP不同的是，这次卷土重来的交通委官员们下了更大的决心来将互联网专车与黑车划上等号。只不过，交通委官员们在限制、查处互联网专车的时候，能否解答下面几个问题：
1、北京一个双班出租车司机的份钱在5100元左右，一辆车两个司机算下来一年的份钱就要超过12万，而出租车的成本一般在7-8万元之间，以出租车运营6年报废计算，剩下5年的运营周期所产生的份钱全部流向哪里？
2、包括金银建、首汽、万泉寺在内的出租车公司在这几年中单班车的数量越来越少，而很多来自远郊区县的双班司机为了提高运营效率，都是采用24小时一换班的方式。对于迫于沉重的份钱而不得不长期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司机们，交通委又做了什么？
3、在沉重的份钱面前，出租司机们怨声载道，挑活、拒载、高峰期不出车也就成了打车人群中经常面对的问题。在这其中，交通委做了什么？
4、如果说出租车市场是一个开放市场，为何除了少数几家公司垄断这个市场，长期以来交通委却不让民间资本涉足？如果说出租车与公交车一样，是公共事业的话，面对抱着幼儿却达不到车的人们，面对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却没有出租车响应的人们，交通委又做了什么呢？
5、当车型更高级，司乘体验更好的互联网专车出现，解决那些抱着幼儿急需出行的人们的需求，来接那些出租车不愿意接待的在寒风中瑟瑟发动的人们的时候，神一样的交通委终于知道该做些什么了。于是，互联网专车与黑车划成了等号。
一年前，交通委限制打车APP的发展时，我们曾写过下面的话，今天看来，这些话并未过时：监管部门限制打车APP发展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以行政手段干预开放市场和自由竞争。创业不易，尤其当互联网冲击传统领域那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时，创业者们需要的应该是掌声与鼓励，而非质疑与刁难。
分析师们大笔一挥，可以举出成百上千条原因得出这个行业泡沫严重、还未壮大就已走向末路的结论。但无论是遭遇恶意竞争，还是遭遇监管危机，正恰巧说明了这一行业拥有广泛的市场空间，若非如此，各方利益链就不会在这里激烈博弈。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移动互联网是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在传统垄断领域中打开一个缺口，更看到了开放市场中自由竞争的公司又是何等弱小，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选择被迫向行政妥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行政指令是如何专横与妄为，一条规定就足以毁灭一个新兴行业......
最后再说一句，关于互联网专车安全性的内容。
互联网专车100%安全么？未必如此，但是出租车也没有绝对的安全，来看看近期发生的新闻：
1、 204年11月16日，浙江金华25岁女生吴某原本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15日晚，在前往新娘家的路上失联。11月19日上午，金华警方官微发布消息称，吴某已确认遇害，警方18日晚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嫌疑人均为出租车司机。
2、1月8日晚上7点多，刚刚考完六级英语的吴晶晶，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打车回家随后失踪，警方几天侦查发现，一名出租车司机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警方抓获这名吉林人。
或许，只是或许，那18名农户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赶上交通委的官员们来“主管”他们，不然，今天历史书上看到的或许不是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启，而是18名农户因违法被相关部门查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