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所谓民族精神的表现和发扬无不依赖于文字的熏陶和感染，诗歌作为反映人们精神世界最凝练的文字，“不仅在更丰富的程度上能把主体的内心生活以及客观存在的特殊细节都统摄于内心生活的形式，而且能把广泛的个别细节和偶然性都分别铺陈出来”无疑对一个民族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诗的国度，名篇佳章如云霞漫天变幻着旖旎的风采，诗人词客喷涌灿若浩瀚的星辰，美轮美奂，不胜枚举。
魏晋南北朝中，以孟德、子建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格调素雅而慷慨、意境苍凉而雄浑，文采以风骨遒劲而闻名天下;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则追求一种寄情于自然的恬淡的生活，文笔闲适而又清新，映射出晋人崇尚自由、超凡脱俗的胸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流动着反朴归真的情怀和意境;“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南北朝民歌则以其粗旷达爽的风格、朴直酣畅的语言，为后人勾画出游牧生活的动人场景，令人心驰神往、歌以咏怀。
唐宋诗词犹如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镶嵌在中国诗坛的圣殿。唐诗不仅汲取了先人丰厚的创作经验和营养，并深深扎根于现实社会的肥沃土壤，诗仙、诗圣、诗神、诗鬼等异彩纷呈、层出不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凌古烁今，万帮臣服。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给华夏大地带来了盛况空前的生机与活力。宋词则注重生命性灵的舒展，以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笔力雄健、刚烈深厚，令人遐思无限;以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词句则缠绵悱恻、轻柔迤俪。正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元、明诗词也如同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元曲更是中华诗海中又一座颠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它们与唐诗宋词争奇斗研，我们陶然其中同样可以感受到火热的情怀在迸发、在飘荡。
在清中落以后，桐城派文学家姚鼐提倡文学的作法――“阳刚阴柔”之说，主张文章必须以“考据”、“词章”为手段，以阐扬儒家的“义理”，也就是方苞所说的“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又发展刘大櫆拟古主张，提倡从模拟古文的“格律声色”入手，进而模拟其“神理气味”。虽然也洋洋洒洒地对中国的诗歌做了很明确的分类和总结，但恰恰正是这种认为地划分、隔离千变万化情怀的做法，导致那一时期的中国诗词文赋，无不充满着阴柔的气味，看似彬彬有礼，实是精神的枷锁，以致民族的尊严受到人为的“礼”的约束，受尽外人的压迫，在邦交上更是竭尽了柔弱之能事!由此看来，文学能转移民族的习性，诗歌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诗歌美的追求与诗歌在民族精神铸造中的作用，始终是同步而行的，新诗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样一点。鲁迅先生的《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就针对“重物质而轻精神”的文化偏移，提出了 “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伟美之声，呼唤民族的精神觉醒和升华国民精神的思想。可喜的是，正如秋瑾的“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凌云壮志般的情怀一样，东方巨龙并不会也决不可能长醉不醒。从五四运动到三四十年代诗歌的多向探索，无论是各种形式的诗歌，皆以不同的姿态与声音呼唤着，启发着民族精神的“再生”，开掘着人的灵魂深处的博爱和热血。最后，就让诗人北岛的《回答》来回答还在梦游中的一些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