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十三年(417年)七月,刘裕攻克长安,秦主姚泓出降,后秦灭亡。这是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对北方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刘裕的声威更加显赫。晋安帝下诏晋封他为宋公。十二月, 刘裕急于做皇帝, 顾不得巩固胜利,经略西北,只留十二岁的幼子刘义真及部将驻守长安,自己匆匆忙忙迁回江南。次年六月,刘裕为相国,受九锡。十二月,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而关中则为夏主赫连勃所取,长安复陷。天道将变,人人自危。尤其是敏感的诗人,更隐隐感到了祸难的临头。虽然这种预感有些过敏、多虑,但乱世之中,全没了朝纲政纪,道德人伦,谁能保平安无事?前车有鉴,易代之际,在朝者固然必有祸患,在野的名士也难免麻烦。诗人忧心忡忡。义熙十三年自秋至冬,作《饮酒》诗二十首,多方地抒写自己的感触与情怀。
《饮酒》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而寄酒为迹也。”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刘伶嗜酒放诞,阮籍醉酒佯狂,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酒能激发灵感,但这不是文人的主观目的,而只是客观效果。主观上,文人纵酒,是因为心中有所郁积,借酒消愁愁更愁,喝到半醉半醒之间,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不想吐的苦衷也吐出来了,所以不是酒能消愁,是酒能促人以诗文排遣愁怀。酒又是一道护身符,醉中之语不可当真,偶有失言也不能怪罪。处于乱世的文人名士,目光比一般人锐利,看得到便难免要说,只有以酒来麻醉自己,即使说出来也可多一层遮掩,何况即使不说,不欲与世人争,当朝者也不放过他,那就只有整天喝得醉醺醺以免缠扰了。
陶渊明作诗不多,几近半数与酒有关,可见酒与诗人生活、创作关系之密切。这固然带来主题、诗意及用词重复雷同的毛病,但也见出一生不得志、愁情难遣的诗人是多么的离不开酒。无酒不能尽欢,无酒不能消忧,酒渐渐成了诗人的寄托,使他忘记一生不顺,命乖运蹇,使他浮想联翩,寄心于古圣先贤,遁迹于远古时代,使他有时也萌动壮心,追慕烈士。饮酒也使他安于田园,脱离纷乱尘世,使他能够放其言,吐其意,纵心任情,无所顾虑。《饮酒二十首》, 作于似醉非醉之中, 尽露酒中隐士之心迹,一展酒中隐士的风采。《饮酒》之三云:“ 道丧向千载, 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 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 持此欲何成!” 诗人继续表示一生浮名不为贵,应追求永恒之道的思想。“道”在这里是君子固穷之气节的升华与抽象,它不可以任何具体的概念来表述, 就是那么一种理念中、思辨中的永恒的应当追求、坚持的东西,正因其不具体所以才让诗人深信不疑、坚持不移, 从而成为固穷精神的可靠依托。
或者可以说, 道并不存在,它只是诗人安于自己的处境的一种理由, 他找到它、设定它而安于它。如果具体为百世美名, 诗人是不大在乎死后的美名的。但它又包含了这一内容, 如前一首, 诗人追慕古代隐者也包含了传百世名的心理内容。在诗人潜意识里,求道与传百世美名有同等的价值。传名这一实在目的,易为诗人否定,所以转化为抽象的道, 诗人这才找到了确定不移、牢不可破的生存理由。解开心结,自己说服自己,确认自己,有了解释自己生存处境的理由, 诗人之心也就安宁了。《饮酒》之四云:“栖栖失群鸟, 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追。劲风无荣木, 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诗人把自己比作失群之鸟,徘徊 徨,悲声激切,后来终于找到一棵常青不衰的孤松,即诗人的隐居之地。诗人认定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从此永不背离。
《饮酒》之五是千余年来为人们传颂不绝、赞誉极高的佳作,其冲淡远雅的意境,清新纯美的语言,跃然行间的理趣,令后世文人钦慕不已。“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四句既有“非帆动、非风动,是为心动”的禅意,又有不拘形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再看魏晋以来的许多所谓隐士,慕禅慕道慕名山名川,其心不能偏,故欲求身远,是以身之远遁强迫心之不乱,不是心静而不觉人境之嘈杂喧嚣。“ 心远地自偏”因理成趣,是为理趣,千百年令无数文人才子为之倾倒,并给他们羁身官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善理尘中事,方为局外人,真能看破得失成败生死荣辱,也就不在乎所事何事,所邻何人,而总能落于尘中超物外,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以顺其自然之真率,纵心任情于人间世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二句又令人心折。绝对的静穆,绝对的安恬,随意采菊,无心见山。一个“见”字,尽藏“云无心而出岫”的意境。有人换之“望”字,“望” 是着意瞻观寻觅,全然失了诗人无心自然从容之妙。《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云:“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所见何者?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诗人不经意间看见南山那边,夕阳西下,山色瑰丽,飞鸟结伴而归来了。他有何感触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曰:“得意忘言,得鱼忘荃。” 真意可感不可言,言则必损其意,因为人的心灵感受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混沌多变不能截然分的,而概念的界定都是严密的,单一的,固定的,语言不能穷尽其意, 故老子云:“天地有大道而不言。”简单地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二句的内涵是:诗人由鸟儿们飞入南山瑰丽夕景的境,生出他在隐居之地也如鸟儿回到安乐窝巢一般的意,意与境合,怡悦的神思幻化到鸟儿身上,在夕景中感到无限欣慰与安宁。可这是以诗人一生之体验来感悟眼前景观的,这其中包含的人生真谛岂是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又正因诗人只是无心见景,心灵自然而然地与景合,因成朦胧意境,这是无需也无暇付诸语言的。心之悟境,心境合一,物我两忘,哪里有余心去辨此真意?而当回过神来,意识到其间有真意时,则意已与境离,神与物分,不能以言辨之了。“欲辨已忘言” 正是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的最高审美境界,难怪神笔圣手如李杜苏等,都对陶渊明推崇备至。非其人其生其境其心不得其意其语,苏东坡作和陶诗数十首,也不能出此种意境,只有空余羡仰之心了。
《饮酒》之六云:“行止千万端, 谁知非与是。是非苛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以黄绮。”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是非混淆难以分辨,而人们判断是非常常是捕风捉影,誉毁都是人云亦云,只有那些通达明理的人才不管别人的议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代,而商山四皓都能特立独行。诗人托三季言晋末,流露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对是非不分的俗论的厌弃,也不想在俗世中惹事生非,而决心追随商山四皓,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体现“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的豁达高标姿态。《饮酒》之七写诗人采菊就酒服食。“ 泛此忘忧物,还我遗世情。”先一杯接一杯,后来就倾壶而饮,酒至酣处,便“啸傲东轩下”,放任之态跃然纸上。诗人爱菊,不止在它可以益寿延年,更在服食它的傲霜真气。《饮酒》之八借孤松为自己写照。赋主体精神于形似之物,再以物与人之神似而喻人,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傲世独立之情,于咏松中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