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十三年(４1７年)七月，刘裕攻克长安，秦主姚泓出降，后秦灭亡。这是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对北方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刘裕的声威更加显赫。晋安帝下诏晋封他为宋公。十二月， 刘裕急于做皇帝， 顾不得巩固胜利，经略西北，只留十二岁的幼子刘义真及部将驻守长安，自己匆匆忙忙迁回江南。次年六月，刘裕为相国，受九锡。十二月，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而关中则为夏主赫连勃所取，长安复陷。天道将变，人人自危。尤其是敏感的诗人，更隐隐感到了祸难的临头。虽然这种预感有些过敏、多虑，但乱世之中，全没了朝纲政纪，道德人伦，谁能保平安无事？前车有鉴，易代之际，在朝者固然必有祸患，在野的名士也难免麻烦。诗人忧心忡忡。义熙十三年自秋至冬，作《饮酒》诗二十首，多方地抒写自己的感触与情怀。
《饮酒》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而寄酒为迹也。”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刘伶嗜酒放诞，阮籍醉酒佯狂，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酒能激发灵感，但这不是文人的主观目的，而只是客观效果。主观上，文人纵酒，是因为心中有所郁积，借酒消愁愁更愁，喝到半醉半醒之间，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不想吐的苦衷也吐出来了，所以不是酒能消愁，是酒能促人以诗文排遣愁怀。酒又是一道护身符，醉中之语不可当真，偶有失言也不能怪罪。处于乱世的文人名士，目光比一般人锐利，看得到便难免要说，只有以酒来麻醉自己，即使说出来也可多一层遮掩，何况即使不说，不欲与世人争，当朝者也不放过他，那就只有整天喝得醉醺醺以免缠扰了。
陶渊明作诗不多，几近半数与酒有关，可见酒与诗人生活、创作关系之密切。这固然带来主题、诗意及用词重复雷同的毛病，但也见出一生不得志、愁情难遣的诗人是多么的离不开酒。无酒不能尽欢，无酒不能消忧，酒渐渐成了诗人的寄托，使他忘记一生不顺，命乖运蹇，使他浮想联翩，寄心于古圣先贤，遁迹于远古时代，使他有时也萌动壮心，追慕烈士。饮酒也使他安于田园，脱离纷乱尘世，使他能够放其言，吐其意，纵心任情，无所顾虑。《饮酒二十首》， 作于似醉非醉之中， 尽露酒中隐士之心迹，一展酒中隐士的风采。《饮酒》之三云：“ 道丧向千载， 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 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 持此欲何成！” 诗人继续表示一生浮名不为贵，应追求永恒之道的思想。“道”在这里是君子固穷之气节的升华与抽象，它不可以任何具体的概念来表述， 就是那么一种理念中、思辨中的永恒的应当追求、坚持的东西，正因其不具体所以才让诗人深信不疑、坚持不移， 从而成为固穷精神的可靠依托。
或者可以说， 道并不存在，它只是诗人安于自己的处境的一种理由， 他找到它、设定它而安于它。如果具体为百世美名， 诗人是不大在乎死后的美名的。但它又包含了这一内容， 如前一首， 诗人追慕古代隐者也包含了传百世名的心理内容。在诗人潜意识里，求道与传百世美名有同等的价值。传名这一实在目的，易为诗人否定，所以转化为抽象的道， 诗人这才找到了确定不移、牢不可破的生存理由。解开心结，自己说服自己，确认自己，有了解释自己生存处境的理由， 诗人之心也就安宁了。《饮酒》之四云：“栖栖失群鸟， 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追。劲风无荣木， 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诗人把自己比作失群之鸟，徘徊 徨，悲声激切，后来终于找到一棵常青不衰的孤松，即诗人的隐居之地。诗人认定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从此永不背离。
《饮酒》之五是千余年来为人们传颂不绝、赞誉极高的佳作，其冲淡远雅的意境，清新纯美的语言，跃然行间的理趣，令后世文人钦慕不已。“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四句既有“非帆动、非风动，是为心动”的禅意，又有不拘形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再看魏晋以来的许多所谓隐士，慕禅慕道慕名山名川，其心不能偏，故欲求身远，是以身之远遁强迫心之不乱，不是心静而不觉人境之嘈杂喧嚣。“ 心远地自偏”因理成趣，是为理趣，千百年令无数文人才子为之倾倒，并给他们羁身官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善理尘中事，方为局外人，真能看破得失成败生死荣辱，也就不在乎所事何事，所邻何人，而总能落于尘中超物外，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以顺其自然之真率，纵心任情于人间世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二句又令人心折。绝对的静穆，绝对的安恬，随意采菊，无心见山。一个“见”字，尽藏“云无心而出岫”的意境。有人换之“望”字，“望” 是着意瞻观寻觅，全然失了诗人无心自然从容之妙。《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云：“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所见何者？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诗人不经意间看见南山那边，夕阳西下，山色瑰丽，飞鸟结伴而归来了。他有何感触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曰：“得意忘言，得鱼忘荃。” 真意可感不可言，言则必损其意，因为人的心灵感受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混沌多变不能截然分的，而概念的界定都是严密的，单一的，固定的，语言不能穷尽其意， 故老子云：“天地有大道而不言。”简单地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二句的内涵是：诗人由鸟儿们飞入南山瑰丽夕景的境，生出他在隐居之地也如鸟儿回到安乐窝巢一般的意，意与境合，怡悦的神思幻化到鸟儿身上，在夕景中感到无限欣慰与安宁。可这是以诗人一生之体验来感悟眼前景观的，这其中包含的人生真谛岂是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又正因诗人只是无心见景，心灵自然而然地与景合，因成朦胧意境，这是无需也无暇付诸语言的。心之悟境，心境合一，物我两忘，哪里有余心去辨此真意？而当回过神来，意识到其间有真意时，则意已与境离，神与物分，不能以言辨之了。“欲辨已忘言” 正是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的最高审美境界，难怪神笔圣手如李杜苏等，都对陶渊明推崇备至。非其人其生其境其心不得其意其语，苏东坡作和陶诗数十首，也不能出此种意境，只有空余羡仰之心了。
《饮酒》之六云：“行止千万端， 谁知非与是。是非苛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以黄绮。”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是非混淆难以分辨，而人们判断是非常常是捕风捉影，誉毁都是人云亦云，只有那些通达明理的人才不管别人的议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代，而商山四皓都能特立独行。诗人托三季言晋末，流露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对是非不分的俗论的厌弃，也不想在俗世中惹事生非，而决心追随商山四皓，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体现“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的豁达高标姿态。《饮酒》之七写诗人采菊就酒服食。“ 泛此忘忧物，还我遗世情。”先一杯接一杯，后来就倾壶而饮，酒至酣处，便“啸傲东轩下”，放任之态跃然纸上。诗人爱菊，不止在它可以益寿延年，更在服食它的傲霜真气。《饮酒》之八借孤松为自己写照。赋主体精神于形似之物，再以物与人之神似而喻人，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傲世独立之情，于咏松中尽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