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初，我们把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提上了学术研究的议事日程是出于对历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深入思考的结果。
对于历史研究现状的深入思考使我们相信: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就需要从分析历史研究的现状切入。
第一节 历史研究的现状
一 历史研究的基本面
我们所说的历史研究的现状，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界研究的状况。其中也包括对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研究的评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必须抓根本，坚持两点论。
抓根本，就是要紧紧把握住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这条基本线索，认真分析在这方面的状况，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存在问题。这样做，也就坚持了两点论。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历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特别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线路指引下在打破理论禁区、深化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拓展研究领域、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中，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利用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的最新成就，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重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方面，更是成绩斐然，从而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的基本面。
与此同时，对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研究状况的评价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因为它同样关系到史学研究的方向问题。对此，广大历史学工作者有一个共识，认为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研究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新成就。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特别是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生产方式理论和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开展关于中国历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讨。
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的研讨更为深入，成果更为突出，曾经被誉为新中国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
通过对上述重大问题的研讨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深化了对中国历史本质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建设。而上述史学研究新成就的取得又是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积极倡导、正确引领和广大历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对于广大历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理解、认识的过程。
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主要是形式化问题，即: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有时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的解读上，而缺乏对其做整体的把握和精神实质的理解，因而出现了某种教条化、片面性的偏颇。
尽管如此，若同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新成就相比，这只是支流，并非主流。上述对于后十七年史学研究状况的评价同样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基本面的重要部分。
二 历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研究的基本面之外也存在着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就是:受国外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国内史学界中原已存在的淡化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一个时期以来又有所抬头，直接害着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一）“超越”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这一唯物史观的要旨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这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找到了正确认识世界的途径。
正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并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才使历史学成为科学，才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研究。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唯物史观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广大历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外纷至沓来的各种错误史学思潮的影响，国内史学界也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名曰:“超越”唯物史观，试图以此否定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超越”什么呢？概言之，一日:“超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断言:“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普遍的”，“是可以超越社会存在的”；二曰:“超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规律”，断言:“这个规律”“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
三曰:“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形象说法”，断言:这两个概念“不属严格的历史概念”，无助于“严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
可见，上述所要“超越”的都属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其实质是彻底否定。试想:如果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被彻底否定了，那么，唯物史观岂不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而历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二） 否定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是关于社会形态变迁及其规律的学说。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系统考察人类历史进程所作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是唯物史观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马克思这一学说的创立，唯物史观才成为被社会历史所证明了的科学真理。
因此，反对唯物史观的人总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这一学说，反映到历史研领域就表现为非社会形态化思潮的泛起。这股思潮的最大特点，是把社会形态排除在历史研究的视阈之外，使之不再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目的在于挑战唯物史观，对抗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
如前所述，历史研究的非社会形态化思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初，它是以“证伪”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形式出现的如众所知，五种社会形态说（以下省称“五形态说”）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是他运用唯物史观系统考察人类历史进程所作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那么“五形态说则是他在这方面的具体成果。因此，反对唯物史观的人为了否定马克思这一学说总是从“证伪”“五形态说”入手。这种“证伪”有种种表现，概言之:
一是，“肢解”马克思，即把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肢解”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认为前期的马克思侧重于研究社会形态变迁的普遍规律，所以提出“五形态说”。
后期的马克思侧重于研究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律，所以提出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超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等，试图用后期的马克思否定前期的马克思，以证明“五形态说”不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
二是，“肢解”马克思主义，即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观点人为地对立起来。最典型的莫过于将“五形态说”歪曲成为斯大林按照自己的观点“套改”马克思思想的产物，而与马克思无关，不能把它强加在马克思头上，试图以此否定“五形态说”是马克思的思想。
三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即抽象肯定“五形态说”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但它只是一种“逻辑概念”而不是对经验历史的总结，因此，既无历史根据，也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试图以此反对用“五形态说”套改“中国历史的传统做法”。
上述种种表现，归根到底，就是试图通过“证伪”“五形态说”达到彻底否定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目的，并用以证明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超越”“五形态说”而另辟蹊径，走非社会形态化的道路。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这股非社会形态化思潮，90年代后期以来，其表现形式又有所变化:由原来侧重于理论观点的“证伪”转向历史解释体系的重构。
我们曾经把它概括为四个特点即:不再用生产方式理论分析历史现象，从根本上否定生产方式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不再把生产方式的变革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或内在动力，否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不再把社会形态的变迁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或根据，而代之以政治的或文化的历史分期标准，否认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不再采用宏大的叙事方法，而是片面强调细化的研究方法，等等。
总之，如果按照上述非社会形态的路子走下去，历史研究将有重蹈旧辙、陷入传统史学、实证史学乃至后现代史学的窠臼之虞，而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势必被削弱，乃至被边缘化。
（三） 抹煞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研究的新成就
如上所述，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研究的新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只要尊重事实，不怀偏见，是会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的。遗憾的是，在这一时期对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研究状况的评价中存在着一种全盘抹煞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研究新成就的倾向。
例如，有人过分夸大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研究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甚至不加分析，以偏概全把运用唯物史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唯物史观自身的问题，以致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当作“教条”来“超越”，把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理论当作“僵化的理论误区”来否定。
又如，有人以“客观”、“公正”相标榜，鼓吹“学术中立”、“淡化意识形态”，把新中国十七年关于若干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一概指斥为“背后怀有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纷争”，是学术问题政治化的产物，竭力贬低上述讨论的学术价值，全盘否定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研究成就的科学性。
有人甚至借此大做文章，鼓吹“理论无用论”，主张史学研究“回到乾嘉去”。在有的人看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理论研究不是“真学问”，只有采用清代乾嘉考据学方法研究历史才是“真学问”，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建国后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领域中确实存在着淡化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在否定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竭力将历史研究引向非社会形态化，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可谓殊途同归。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注意。
